刘备临死前,托孤给诸葛亮,真的在一旁埋伏了多少刀斧手?

蜀汉昭烈帝刘备死前的"白帝城托孤",将后主刘禅连同蜀汉江山,一同交付给丞相诸葛亮照管。刘备甚至对诸葛亮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这一幕流传千年,成为令无数后世君臣士子感怀的千古佳话。同时亦有许多人认为刘备并非真心,甚至断言在一旁一定埋藏了多少刀斧手,称诸葛亮一个应对不好,便要人头落地云云。其实,这不免是以己度人,以凡人之心,而度英雄之腹了。

刘备原是立志匡扶汉室江山的英雄义士,以此屡败屡战百折不挠之志,深得天下人认可,并一直自诩

【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

蜀汉昭烈帝:刘备

当刘备病终于白帝城时,刘禅已满16岁,已接近成年,按两汉诸帝故事,完全可以亲政;之所以刘备要让诸葛亮摄行全部军国大权,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丞相、如辅佐自己一般来辅佐刘禅。

就是因为他知道,不论是传承自己匡复汉室、中兴汉业的理想,还是以划地自守、保西蜀基业为现实要求,诸葛亮原本就是远比刘禅更强得多的人选,是以又何必定要强求刘禅继承权柄、威福自专?

乱世并非大一统王朝治世,没有足够能力继承君主之位,亦如小儿持万金于闹市,为子孙后福计,亦非明智之举。正如陶谦和刘表临终前,让州牧于刘备的举动,同样亦是迫于情势无奈之下的真心。

若以刘备奋斗一生到终点,只为营营苟苟如何割据一方,以国家州郡传及子孙为私产;以为他和诸葛亮的不懈努力,仅仅是为了维护刘氏一姓去代代不易当皇帝做江山的权利,其实反倒是将他们的志向格局看得太小了。

诸如“白帝城托孤阴谋论”,以为此言只是刘备耍权谋、试探和要挟诸葛亮,才是对此君臣鱼水二人人格和胸怀的侮辱。

如诸葛亮这等千古无双国士,若以权谋小道试探之,反而适得其反,徒伤其心。若做如是想,不免是以凡夫私心而度千古英雄肺腑。

此时的蜀汉政权,不论疆域、兵员、人才,和几年前的巅峰时期相比,皆只剩下一半甚至更少。,几乎是一份几近亡国的烂摊子:

夷陵之战,蜀汉四万中军精锐几乎全军覆没,沙摩柯部武陵蛮军一万同样全灭,黄权部江北军投靠曹魏,再加上其余部队的损失,东吴方面宣称此战共俘斩蜀军八万人,虽可能有所夸大,但对新生的蜀汉政权之重创,确系元气大伤。

之前关羽军团(含三万野战精锐和数万留守军团)的覆灭,加上夷陵这场惨败,蜀汉损失兵员总计在十万以上,同时首席大将关羽、谋士马良战死,关平、冯习、张南、傅肜等军中一线骨干战死,大将张飞遇刺,谋主法正、尚书令刘巴、大将马超、黄忠病死;大将孟达、黄权投魏;荆州三郡(南郡、零陵、武陵)和上庸郡丢了;南中三郡(越嶲、牂柯、益州郡)反了;

这种烂摊子,和袁绍死前的河北四州、鄱阳湖大败后的陈友谅政权一般无二。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之言:“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白帝托孤,正是刘备经历惨败后,痛定思痛,彻底摈弃个人私心,重拾早年情怀的高义之举。

如此方是“示天下为公”,让诸葛亮但凭己意,自取蜀国江山,正是出于真心实意的诚挚,非为刘氏一姓产业。

而这句话,连同对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的告诫,也就明确了其后诸葛亮在蜀汉政权对天子刘禅“如相如父”的相父身份,对百官群臣生杀予夺的君主大权。

可以说如无诸葛亮鞠躬尽瘁去为其续命,刘备的历史地位未必强过袁绍或陈友谅,阿斗只好去比陈理吴世璠。

光是为了恢复元气,筹集南征收复南中需要的军力财力,诸葛亮就忍了快两年。甚至为了安抚预谋造反的牂牁太守朱褒,不惜难得违背一回法度,杀了益州从事常房的两个儿子。

蜀汉没有一战而亡,全赖刘备临终省悟,白帝托孤,示天下为公,让诸葛亮得以毫无掣肘地施展才华,白帝城托孤成为千古佳话,极大提高了刘备本人的历史评价,让他获得了远高于其本身功业的身后之誉和历史地位,确实是名至实归的。

是以白帝城托孤,名为托孤,实为禅让,刘禅仅仅继承了蜀汉皇帝的名号,诸葛亮才是刘备真正属意的实际继承人。

刘备死后,诸葛亮大权独揽,在整个蜀汉说一不二。可他却始终没有坐上那把龙椅,谋反篡位,取刘阿斗而代之。对此,后世众说纷纭。

其实哪怕不考虑诸葛亮本人卓越的政治操守和高尚的个人品行,仅仅以政治家的利害和立场去衡量,道理也很简单,正因所谓“谋反”,即“图谋反叛”之意,后面的宾语,无非国家、君主。如果本身就是实际君主,又何必谋自己的反,篡自己的位呢?

如果按将那些汉末群雄,如袁绍、孙策、刘表、刘璋,都视为诸侯和君主的通行认知标准,蜀承汉制,而汉制称列侯而为丞相者,是为“君侯”,法理更高于汉末那些作为“使君”的诸侯。

作为蜀汉丞相、录尚书事、开府、益州牧的诸葛亮,「政事无巨细,咸决於亮」,全面掌握蜀汉政权一切权利,当然也是名副其实的君主。

正如汉制,相府属官需视丞相为君、州郡属官需视牧、守为君一样;蜀汉各重要官员,为诸葛亮以丞相和益州牧的名义去任命,是以「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因此亦需以诸葛亮为主公,需对他尽相应的君臣义务,这亦是自刘备白帝托孤起,为当时天下人一致认可之事实。

曹睿也好,孙权也好,魏国和吴国的大臣也罢,都一致认同诸葛亮是和曹睿、孙权身份等同的政权首脑,而非刘禅。

曹魏时人说雄心壮志,动不动就是斩“权、亮”之首。吴国和蜀国缔结两国盟约,盟书里直接就写上“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而不提刘禅半语。

虽然名义上都是“大汉丞相”,可诸葛亮和汉武帝那些想杀就能杀、想换就换的大汉丞相,能是一回事么?

223年-234年时代的蜀汉,即刘禅为天子、诸葛亮为实际君主的时代。

蜀汉君主、丞相诸葛亮

评价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功过是非,同样是以如周公、霍光一样的摄政君主为标准,而绝不仅仅是如管仲、萧何、王猛等良辅大臣为标准。

历朝历代,从来并非有个“皇帝”“天子”名号,就等同掌控了国家的君主。相反,仅仅有名而无实的皇帝,若欲从实际的君主处夺权,才是真正的「谋反者」。

仅仅以为有一个皇帝名号,就理所当然应该被全体帝国臣民拜伏和忠诚的,是标准的小学生思维。大臣忠心于帝国和社稷,亦不代表定要忠诚于皇帝本人。

当这个皇帝为了夺权,实际上做了破坏帝国统治秩序、危害帝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危险行为时,便理所当然成为帝国公敌而被废除,如霍光废刘贺例。

是以,若后人以为诸葛亮揽权而不归政,便或有异心反念,并非忠臣云云,实是滑天下之大稽。

若刘禅自以为身为皇帝便当如汉武帝一般总揽大权,可以对诸葛亮这个丞相生杀予夺的话,那么他才是背叛了其父刘备的遗志,实为蜀汉政权真正的「谋反者」。

那时刘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训就可以派上用场,改换鲁王刘永或者梁王刘理来当这个礼仪性“祭则寡人”的天子了。

幸好,刘禅论才智虽仅算平平,却谨遵父训,亦是具备充分的自知之明。终诸葛亮一生,谨以父事之,满足于做一个礼仪性的天子,丝毫没有任何争权意图,确实不负刘备和诸葛亮对他“气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天资仁敏,爱德下士”的好评。

蜀汉天子、皇帝刘禅

其实诸葛亮性情秉承秦汉风骨,作风豪爽豁达,从来不是后世那种忧谗畏讥之臣。

他在书信里一般称“吾”、与盟国君臣的书信还谦称“仆”,对后主称“臣亮”,而对诸下属亦敢自称为“孤”,以当时论并没有任何程度的悖逆。

他不止和东吴君臣各种通好,涉及两国重要人事安排等话题亦不避嫌和顾忌;即使和敌对曹魏诸重臣也常有书信往来。

“十命可受,何况九锡”这种话,诸葛亮敢写在和政敌李严的书信里,蜀吴两国盟约只字不提刘禅,反而大赞诸葛丞相,虽是吴人所拟,也必然经过诸葛亮本人认可。

后世那些君权集中强化时代的君主大臣们,显然是难以理解刘备和诸葛亮的以天下为公的大无私的,甚至连刘禅这个“凡人”他们也理解不了。

于是清代那个被一些无良文人吹嘘为“千古一帝”的康熙,就公然质疑过“白帝托孤”,蔑称「三国人以谲诈相尚,鄙哉!」可说此人甚至不及晋武帝司马炎的眼光。

【善哉,使我得此人(诸葛亮)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司马炎。

晋武帝:司马炎

当只有区区几百年历史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都成了大众印象中的君臣法则时,

当连宰相的存在都不能容忍,皇帝非要抢宰相的活来干,以为一天批阅无数奏折才算“劳模”才算“好皇帝”的理念贯彻朝野;

当一群名为“阁老”“军机大臣”实为君主私人秘书的僚属,代替了秦汉开府“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的丞相君侯时;

因此,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两相对比,

《三国志》: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三国演义》:【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

正是君权极度集中和强化的后世,再难理解秦汉风骨的豪迈爽朗,因此《三国演义》才把诸葛亮丑化成了一个符合后世认知的兢兢战战、忧谗畏讥之臣。

岂不知秦汉的丞相三公长身跪拜君主,君主同样要长跪还礼。重臣们朝见完毕离开,君主同样要起身送到门口。这等君臣敌体,如宾主互择的汉官威仪,是后世那些迎面三跪九叩、奏对时诚惶诚恐的臣子所能想象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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