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笑 |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研究——以广西武鸣华侨农场为例
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海外撤侨行动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研究
——以广西武鸣华侨农场为例
韦笑
摘要：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印尼出现了排华运动，部分华侨被迫回国。我国政府提出以“集中为主，分散为辅”的方针，制定按籍安置的政策，成立相关机构，以国营华侨农场为主要安置点，对归国印尼华侨进行安置，在生活等多个方面给予归侨周到的关怀，同时努力解决印尼归侨安置存在心理归属和社会适应等问题，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团结精神。
关键词：印尼华侨；武鸣华侨农场；安置
中图分类号：D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9-0086-02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历史上曾有很多华人侨居在印度尼西亚。20世纪60年代，印尼出现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使得许多华侨被迫回归祖国。国家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以建立国营华侨农场为主要措施，对印尼归国华侨进行安置。本文以广西武鸣华侨农场为例，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安置印尼归侨问题进行探讨。
一、印尼归侨安置问题的背景
20世纪50年代开始，受美苏冷战格局的影响，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出现排华运动，尤其是以60年代的反华运动最为激烈，很多印尼华侨被赶回国。东南亚国家排华运动是中国近代灾难的延伸，其背后有着经济因素、历史文化因素、国际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一）20世纪60年代印尼排华运动的国际政治因素
印尼当局无论是打击华人经济还是发动排华浪潮，都与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紧密相连。首先，印尼有着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有排华传统。历史上中国和印尼一直睦邻友好，自荷兰殖民者侵占印尼后，诸多西方列强先后把印尼作为，对印尼华侨进行了极端的侵害。不仅如此，西方殖民者对印尼当地人和华侨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将当地民众对残酷剥削的不满转移到华侨的身上，对华人华侨在印尼的谋生活动加以限制，首当其冲就是商业活动。这种统治方式使得印尼居民与华人处于被隔绝的状态，这为日后排华埋下了隐患。二战结束后，美国综合实力骤增，发动了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美国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来拉拢印尼等东南亚民族主义国家，利用“中国人口众多，容易聚众闹事”为理由来捏造谣言，恶意中伤中国，割裂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1]。
（二）20世纪60年代印尼排华运动的经济因素
据一项由印尼官方组织的专项调查证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印尼国内资本经营的企业，还是以原住民资本为主要支柱。华人注册的企业虽然占有其资本市场的一定份额，但毕竟只是少数。但是印尼政府相关人员仍说是华人处心积虑掠夺印尼民众的财富，把华人说成是“经济动物”，煽动对华人的不满情绪。到了60年代末，印尼的经济形势江河日下，财政危机、民生问题愈加突出，印尼当局把灾祸借势往华侨头上引，通过让华侨当“替罪羊”来达到转移社会各界的注意力，试图化解国内危机。
（三）20世纪60年代印尼排华运动的文化因素
印尼华人始终受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信仰伊斯兰教的极少，这在印尼民主主义者眼中难以理解。这种文化信仰上的差异，不仅使华人难以享有应有的政治权利，也使得华人的经济成就、政治选择都成为一些民族极端分子进行人身攻击的借口。60年代中期，印尼进入苏哈托政府[2]时期。苏哈托政府公然违背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公约，对华裔实行变本加厉的“强制同化”的政策，强制剥夺华裔的公民权，如禁用华文，在华裔居民证上打上“非原居民”标记等。此外，还策划了“九·三〇事件”[3]谋害共产党人，转移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以维护自身统治[4]。在印尼官方明令禁止华人华侨从事零售行业之后，许多华人华侨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只好选择回国发展。
由此可知，印尼华人华侨受到排挤和压迫是当时多个因素复杂交错的结果。为保护我们的同胞不受欺辱，我国政府当即实施了接收愿意回国的印尼华人华侨的重大举措。
二、我国政府妥善安置印尼归侨
（一）提出相关方针以保证安置工作有效开展
在安置印尼归侨方面，我国政府提出了以“集中为主，分散为辅”的方针，于1960年2月2日颁布《国务院关于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的指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并发布了相关规定。同时，任命相关负责的领导接待并安排归国的印尼华侨，在一些省市的入境港口设立接待机构，责成广东、广西等省市人民委员会负责安置归国华侨。此外，还制定了按籍安置的政策，以国营华侨农场为主要安置点，安置人数约占归国印尼华侨总人数的77%。如有特殊技能者，则另外安排。广西作为安置印尼归侨的主要地区，政府负责人深刻领会国家的方针政策与安置原则，决定在武鸣县内以原广西华侨农场为轴心，把农垦厅管辖的正安农场、武鸣县的宁武农场、里建公社以及锣圩、宁武公社部分大队共18个大队合并成立武鸣华侨农场。据资料显示，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接受第一批印尼的归侨开始，在相关机构的领导指挥下，武鸣华侨农场接受超过一万名归侨。在经济发展遇到问题、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武鸣华侨农场实施政府“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方针，竭尽全力妥善保障归侨的基本生活需求。为了扩充场部宿舍，组织人员日夜运输基建物资，以求尽快解决归侨们的住宿问题。在生活上，每批新归侨到场后，领导都亲自把生活必需品送到各家各户。
（二）政府在多个方面给予归侨周到的关怀
对于特别贫困的归侨，农场会适当给予生活补助。生活补助费前三个月人均每月6～8元，三个月后人均每月4～6元。适龄归侨则成为农场建设的主力军，由政府帮扶给予土地进行亚热带农作物种植，成为自食其力的田间作业者。农场投资建设了华侨幼儿园和小学，用以解决华侨子女的教育问题。而归国的华侨学生则被送到中等补习学校和相关的工业和农业技术学校学习。每逢节假日，政府组织电影队到各居民区放映电影，华侨居民区俱乐部组织各种球类比赛，使侨民逐渐熟悉环境、安心生活。同时，在各居民区修建医疗卫生所为归侨提供服务，医务人员尽心医治患有慢性病的归侨，使其早日恢复。此外，政府还开设敬老院，以妥善安置年老无依的归国华侨，让他们老有所养、安度晚年。
三、印尼归侨安置存在的问题及政府对应措施
我国政府实施集中安排为主的安置政策，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有效保障归国华侨的基本生活稳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出来。我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了相关问题的解决。
（一）印尼归侨自身的归属及社会适应问题
一是身份及心理归属问题。最显著的问题便是华侨农场与当地社会的割裂。国家给侨民按人头分配相应土地进行耕种，按亩数每年收取一定的综合费，归侨需每日早上八点开始耕种完成任务，就餐则集中于食堂，不另开炉灶。政府给予侨胞及侨眷适当的照顾与帮扶，在当地农民看来则是政府对侨民过于偏袒，管吃管住、分配房屋又“抢夺”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从而心生不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家将归侨安置在农村地区，也是想有效利用侨民的劳动力资源，促进广西农业的发展。这样的做法，客观上将归侨生活范围缩小到农场，归侨的归属感也局限在农场[5]。一旦出了农场与当地居民相处时，归侨会因曾侨居国外的经历而被贴上特殊的标签，被当作外国人来对待。
二是印尼归侨的期待和现实落差问题。印尼归侨中的大多数人回国前都以经商为主，虽然国家给予归侨远高于广西当地生活水平的照顾，但因为当时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生活条件有限，所以无法满足归侨们期待的需求。老一辈华侨对祖国的感情还是深厚纯粹的，回到祖国便有了归属感，中青年归侨则有所不同。他们更注重于安置条件和生活水平，更憧憬港澳的优渥生活和拥有海外背景，觉得境外发展的潜力与机会更多，这样就产生了期待和现实落差的问题。有些印尼归侨不满意华侨农场的艰苦条件，利用亲缘关系申请到香港或通过一些方式移居到境外，从事佣工或其他服务性行业。因探亲签证的有效期基本都只有一年，若不续签便存在“打黑工”的可能，随时会被遣返。他们回到农场后“报喜不报忧”，大肆宣传香港的优越生活条件与薪资，使得农场侨民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渐生不满，开始纷纷托人介绍门路前去“淘金”。农场华侨移居境外，除了利用已经移居国外的亲朋好友的关系外，就是找持有绿卡的人与之“假结婚”后以夫妻名义办理出国手续，之后再予以适当报酬，但这类移民方式存在的风险不容忽视。
三是语言及文化适应问题。马大·安诺德说：“文化的视野超越机械，文化仇恨着仇恨；文化有一个伟大的激情，追求美与光明的激情。”大多数印尼华人与子女回国前并不会说中文，都是用印尼语交流。到了农场后，适龄青年接受学校的汉语教育，农场则组织中老年人晚上开会，给他们补习汉语。归侨们后来的交流变成印尼语夹杂着几句中文，也能与当地居民进行基本沟通。
（二）政府解决安置问题的措施及现状
政府希望对华侨农场采取的改制措施能使印尼归侨尽快融入当地社会，以做出自身贡献，另一方面积极改善教育问题、民生问题，以求协调发展。广西侨办人员对这些印尼归侨进行走访了解，对他们的心理情感问题进行积极疏导，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
如今，因为自然地理等各项资源条件优越，武鸣县已经成为南宁市武鸣区。2003年12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受东盟战略的辐射影响，国家对华侨农场的政策也做出了很大的调整，在武鸣的里建设立华侨投资区，招商引资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南宁市重点中学在武鸣开设分校，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修建有电梯等配套设施的楼房，改善侨民居住条件；在地标大帽山旁修建健身广场，配备健身器材、游乐设施。经过多年生活，归侨们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思想也有了很大改变，也学着与周边居民融洽相处，主动调解矛盾，正视并发挥身为侨民的身份优势，积极联系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合作。
对于印尼归侨的妥善安置，既稳定当地社会的秩序，也促进了广西的有序发展，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团结精神。
参考文献：
[1]张晶盈.华侨农场归侨的认同困惑与政府的归难侨安置政策[J].华侨大学学报,2013(1).
[2]张小欣.九三〇事件后中国对印尼归难侨救济安置工作论析[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6).
[3]兰强.从武鸣华侨农场看归侨安置的实践和经验[J].八桂侨史,1999(2).
[4]梁姣.广西华侨农场存在的问题及其出路探究[J].八桂侨刊,2005(12).
[5]童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府安置印尼归侨政策研究[D].暨南大学,2011.
[6]熊志灵.建国后中国安置归侨工作及特点[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2.
作者简介：韦笑（1995—），女，壮族，广西柳州市人，单位为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责任编辑：朱希良）
（本文原载于《西部学刊》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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