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获得者罗利军：非水稻主产区的“稻种科学家”

“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已故“时代楷模”、复旦大学教授钟扬如是说。在上海，钟扬的音容笑貌已然定格，而种子的故事依旧不断续写。

11月3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揭晓，来自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罗利军，凭借“水稻遗传资源的创制保护和研究利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这是中国农业界时隔8年后，在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选中再次获得一等奖。令人称奇的是，这个关于水稻的一等奖来自上海这样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一个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水稻主产区。袁隆平等水稻专家都来自农业大省，他却是非水稻主产区的“稻种科学家”。

少年负箧离故乡

1961年，罗利军出生于湖北省崇阳县，那里是“秋收起义”的发源地之一。他属牛，今年正好60岁。悠悠度过一甲子岁月，“老黄牛、孺子牛、拓荒牛”的“三牛精神”，已经深深根植于他的言行之中。

1978年是高考正式恢复的第二年，9月底，罗利军收到华中农学院（后改为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录取通知书。“为什么报考农学系？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事，听从了班主任的建议，糊里糊涂报名的。”罗利军笑道。当17岁的罗利军在父亲的陪同下，人生第一次乘坐火车来到武汉时，他还不知道，这个懵懂的选择，将铺就他今后数十年坚定的人生道路。

罗利军说自己“胆子大脸皮厚”，上了大学才学英文，从ABCD念起，从不服输。由于历史原因，罗利军的同班同学年龄差距很大。电视剧《大江大河》中，男主角宋运辉叫室友大叔、二叔、三叔，让罗利军感慨万千。大学班长比罗利军年长16岁，参军当过排长，复员后担任过小学校长。“晚上十点熄灯后，我还闹着要出去玩，班长一把就抱起我往回跑。”罗利军说，班上有许多“老大哥”，他们的经验与处事方式，帮助自己迅速成熟。

1982年，罗利军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昌县农业局，从事了一段时间杂交水稻推广工作。与农民同吃同住，他才真正开始接触农民，了解农民的生活不易，“原来即使是八十年代的农村，农民填饱肚子都困难”。对农民的同情，自此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一年后，罗利军考研回到华中农业大学，师从谢岳峰教授，进行云南稻种资源的研究，先后前往云南、海南、广西实地考察。天南海北奔波间隙，他还开设了农业青年致富途径培训班，收了一千多位农民学生，写了四十多万字的指导手册，希望为农民致富引路。

在海南南繁基地，23岁的罗利军认识了年仅18岁的同乡少年余新桥。只有初中学历的余新桥，从此跟随罗利军，一步步深造，成为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研究员和国家“863”课题首席科学家。

尽管年龄相差不大，余新桥一直尊称罗利军为“罗老师”。在他看来，罗利军重情义，个性鲜明，直来直去，讨厌形式主义。为了培育水稻良种，他们一起寄居农家柴屋，生活条件艰苦，晚上睡觉时，老鼠放肆地跑到床前撕咬被褥，吱吱作响。

“下田辛苦吗？”罗利军摆摆手，“根本就不是，我觉得在田里白天忙活，大汗淋漓，晚上洗个澡，和大家一起打牌聊天，最快活了。”数十年间，罗利军在泥土上扎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最终走出一条水稻良种培育的全新道路。

罗利军在田间工作 受访对象供图

申城筑巢引凤凰

1986年，罗利军硕士毕业，进入地处杭州的中国水稻研究所，被分配到品种资源系。十余年间，他一边收集研究水稻种质资源，一边培育新品种，育成亚种间杂交水稻超高产新组合“协优413”，并主持“水稻广亲和资源鉴定、评价和利用”项目，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正当罗利军在中国水稻所的事业如火如荼时，上海一场大雨悄然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1998年6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前往上海市农科院调研，恰逢梅雨季节，没膝大水淹没了农科院周边的试验田，许多珍贵资源就此湮灭。时任上海市农科院院长潘迎捷和在场老科学家借机提议建造种质库，保护几代人的科研成果。

2000年，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库立项，总投资4000多万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科技方面三项投资额度最高的项目之一，跻身当年上海市十大项目，与巍峨跨越黄浦江的卢浦大桥相并列。2002年基因库大楼建成，外形仿若优美的“诺亚方舟”。“筑巢引凤”的想法成了一半，只欠愿栖梧桐树的凤凰了。

基因库大楼模型 海沙尔摄

经专家介绍，潘迎捷前往中国水稻所拜访罗利军团队。此时罗利军已成为博士生导师、国家跨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要从“国家队”到“地方队”，又要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杭州，罗利军颇为犹豫。潘迎捷等上海相关领导“八顾茅庐”，八次去杭州与罗利军面谈，答应将他的整个团队11人一并引进，罗利军最终答应。

依据罗利军的建议，原定“上海农业生物基因库”改名为“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在原本只做基因资源收集保存的基础上，增加对基因资源的研究利用。

“我们搭建了舞台，但演员在舞台上的成功，还是源于他们自己的努力。”潘迎捷如此总结。多年后，潘迎捷自豪地拍着罗利军的肩膀：“你选择上海是正确的。”

一颗种子一世界

走进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一进门便是2002年建设的科普基因园，园中的科普脚本是罗利军自己写的。“罗老师不是书呆子，我觉得他既是自然科学家，又是社会科学家，他所选择的工作方向，能够与国家发展趋势紧密结合。”中心主任龚丽英说。学法律出身的她，来到基因中心从事行政工作后，专门念了罗利军的研究生，如今对于种质资源保护知识信手拈来。

水和粮食，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基础，建立种质资源保护体系，提供研究材料，是为子孙后代谋福利。纵观全世界，许多国家早早认识到建立种质资源库的深远意义。英国有“千年种子库”，挪威有建在地下的“世界末日种子库”，即使“世界末日”来临，也希望保存地球上现有的部分种质资源。过去美国、英国、日本种质资源保护工作比较先进，而如今，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正在逐步上升。

二十年来，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筚路蓝缕，建立起一座低温低湿库，可保存30多万份种质资源。种质资源经过清洗、消毒、熏蒸等处理流程，封入银色的锡箔袋，分门别类放置在一排排保存架上。整间低温低湿库，仿佛一座装满种子故事的图书馆，提醒着每一位来者，“一颗种子一世界”——面对大自然，人类应当始终保持敬畏和谦逊。此外，中心还建有超低温库，将基因资源保存于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储备罐中，可保存5万份以上。

罗利军在低温低湿库中 海沙尔摄

罗利军对种质资源收集研究充满热情。外出考察时，别人拉着他东逛西逛，他都兴味索然，一到卖米的集市，他立刻两眼放光。“国家也想做，自己也想做，老天爷也让你做，这多舒服啊。”百般辛苦，在他看来都是幸运。罗利军视稻种如命，余新桥回忆，有一次他们在浙江乡村工作，忽然强台风来袭，罗利军不顾危险，径直跑进田里抢收稻种。

谈到种质资源保护，不能不提已故的“时代楷模”、复旦大学教授钟扬的“种子精神”。罗利军与钟扬情谊深厚，钟扬是他儿子儿媳的研究生导师和证婚人。说起钟扬，罗利军充满怀念之情。他说，钟扬活得非常潇洒，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意人生，“我们在北京吃涮羊肉，他上来就说：'我要吃八盘！’把服务员吓了一跳。”

钟扬跋山涉水寻找珍贵种质资源，不辞辛劳，乐在其中，却对自己的身体不关心。16年艰苦援藏，钟扬在青藏高原跋山涉水50多万公里，数次攀登至海拔6000多米的高原，采集了大量珍稀植物种子。2015年，年仅51岁的钟扬在工作途中不幸意外离世。如今，钟扬收集的部分藏药资源，就保存在上海市生物基因中心的基因库里。

秋收万里稻花香

除了种质资源方面的贡献，罗利军还开创了节水抗旱稻这一新类型。这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改良：将旱稻节水抗旱的特性嫁接到水稻上，“组装”出节约大量水资源、对土质要求不高、产量相对不错的“高性价比选手”。

大约从1995年开始，罗利军便在思考，由于中国70%以上耕地是中低产田，实际生产中想再提高水稻产量，实在太难。1998年3月至4月，在国际水稻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期间，罗利军在图书馆查到一篇文献，他回忆：“看了这篇文章，当时我就惊呆了。”文章显示，当时农业用水占全中国总用水量的70%，其中水稻用水占农业用水的70%，而那时水稻的研究主攻方向仍是提高亩产。合上文献，罗利军深感现有水稻品种抗旱性差，生产用水太多，但中国淡水资源严重匮乏，水稻发展必将受淡水资源限制。

联想到十年前在广西田林考察时看到的深山旱稻，老百姓清明节前放火烧山，撒下稻种，不闻不问，秋天也能有一定收成，罗利军灵光一现，于是他萌生了从超高产育种转向旱稻育种的想法。

能不能成功？突然改变研究方向，要冒巨大风险。好在罗利军并非因循守旧之人，他自我评价“不拘一格”：“要是拘一格，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实验室研究表明，人类种植的稻子是从野生稻先进化成旱稻，再进化成水稻。要育成突破性的品种，核心仍然是种质资源。罗利军团队找到合适的高产优质水稻，与抗旱性强的低产旱稻杂交，经过许多周折育成节水抗旱稻。

实验室选育稻种 海沙尔摄

节水抗旱稻的重要特征是根系非常发达，干旱时会自动卷叶，减少水分流失。节水抗旱稻改变了传统水稻生产长期淹水栽培方式，采用旱种旱管等轻简化栽培模式，大幅度降低灌溉用水和农药化肥使用量，减少面源污染与稻田温室气体排放量。

2010年，罗利军主持完成的成果“节水抗旱稻不育系、杂交组合选育和抗旱基因发掘”获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三年后，“水稻抗旱基因资源和节水抗旱稻的发现与创制”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目前，全国节水抗旱稻年栽种面积达200多万亩，平均亩产500多公斤，在水田进行直播旱管能超过650公斤。

“常规的东西大家都能做到，做好了就是很好的技术；但是非常规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敏锐抓住，这才是科学。”基因中心副主任陈亮说，罗利军作为优秀科学家的素质令人敬佩，同时他的组织管理和统筹能力也很强，才能带领团队，将节水抗旱稻这一设想转化为现实。

传道授业美名扬

“学生开题报告最重要，我肯定要去。”记者第一次走进罗利军的办公室，下属正在征求他如何安排行程，一系列事务中，除了科研，他最看重的便是学生。已经有一百多位学生从他的实验室毕业，他希望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足以安身立命，而不是仅仅完成实验室的任务。

刘国兰是罗利军的学生和下属，她笑容灿烂，外号“铁娘子”。黝黑的皮肤，是她常年穿梭田间地头选种育种，阳光赠予她的勋章。她说，熟悉的同行都叫她“黑妹”，见面还会调侃：“黑妹，你好像变白了，是不是最近下田少了？”

考研之前，刘国兰害怕女生在水稻领域不太受欢迎，怯生生地问罗利军：“我是女生，可不可以读您的研究生？”罗利军鼓励她：“没关系，你报名吧，只要过了分数线，大家公平竞争。”刘国兰果然争气，读完硕士又读了博士，格外吃苦耐劳。

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没有阻挡她在田间的脚步，38岁时，刘国兰即被评为研究员。出生于江西革命老区农村，刘国兰自幼家境贫苦，父母都是文盲。她说：“能有今天的成就，我由衷感谢罗老师，让我的人生远超预期”。

“刀子嘴、豆腐心”，不少接受采访的学生都这样形容罗利军。在学术问题上，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骂起学生来毫不留情面，不少学生都被他骂哭过。但他又很关心学生，无论学业还是生活，他总是尽可能帮助学生。学术之外，他对学生和下属温和宽容，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聊天时，他很自然地给大家泡茶、端来零食。

基因中心副主任刘鸿艳说，她曾经负责为罗利军申请一个重要的人才项目，然而连续两次评审，都因为材料有缺漏而没有通过，导致罗利军与该项目失之交臂。刘鸿艳为此很自责，但罗利军却什么都没说。“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觉得很对不起罗老师，但他从来没有怪过我。”谈及此事，刘鸿艳有些哽咽。

罗利军指导学生 海沙尔摄

作为学生，罗利军对恩师谢岳峰十分感佩。谢教授去世时，子女在国外，是罗利军赶到武汉为他料理后事，而且几乎每年都带领自己的学生去武汉为恩师扫墓，仔细安排每届学生照顾师母，直到10年后师母离世。

罗利军做研究，只选关乎国计民生的方向。学术研究之外，罗利军活泼开朗，热爱文艺，“参加工作第一年，我自编、自导、自演舞蹈，六个男孩子、六个女孩子，跳得好开心，把舞台都跳塌了。”他喜爱文学、书法、摄影，酷爱读书，办公室里体积最大的一件家具是书柜。

“最近几年，我的脾气改了好多。”随着年龄增长，罗利军觉得自己性格有所收敛，过去他为了争取下属的福利，敢和领导拍桌子，“现在我大概会换种比较缓和的沟通方式”。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大道自然”，这也是他偏爱的人生哲学。

近几年，身为市政协委员的罗利军，致力于为上海农业发展出谋划策。在他看来，上海的180万亩农田无法以量取胜，但是可以以质惊人，应当在维护城市生态、产生科学技术、扩大农业产值三大方面精耕细作。

罗利军的科学成就也走向世界，帮助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节水抗旱稻的推广和应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在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表现优异，还走出国门，在乌干达、肯尼亚、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生根发芽。

“来世上走一遭，我希望实实在在留下点东西。”这是罗利军作为一位赤忱的科学家，最朴素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