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理解西方哲学中的being（下）

论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 being：(上)

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将亚里士多德术语中的“是（is，即存在）”与“所是（what it is，即本质）”相区分为存在（existence）与本质（essence），并以此奠定了后世哲学争论的基调。随后，近代哲学家沃尔夫将这一事业确立为“ontology”并最终将其定型。

在沃尔夫眼中，所有的“beings”都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因为我们可以讨论过去的已经不再存在的beings，也可以讨论未来的还不曾存在的beings，因此事物的being就与存在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存在并不是成为a being的必要条件。

然而一切beings都是由一系列基本的要素所构成的，这些要素便被称为本质。没有本质，就没有beings，本质是beings不可分离的性质，那些并非由本质直接规定的，也不与它矛盾的较远的规定性则被称为模态（modes）。

如此看来，在这个体系中，只有本质才是beings的核心，因为只有它才确保了beings的可能性，而存在至多只能是这种可能性的补充，它并不是being的必然条件，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模态罢了。

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这样一来，在沃尔夫体系中“存在”就被彻底排除在了ontology的领域之外，也无怪乎康德觉得那些试图在“本质”中寻找其自身可能性的存在性的证明都是玄想般的“ontological argument”。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浸润，本质一词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等同于神学意义上的上帝了。沃尔夫体系中规定一切事物的充足理由——本质，也可在一定语境中被看作上帝在哲学中的残留。本质规定一切事物与上帝创世之间可谓哲学话语与神学叙事的一体两面。

德国古典哲学

当然，该来的总是会来。这种玄想在休谟的经验论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康德认为休谟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如果说人们基于沃尔夫体系得到的暂时共识是，一切beings都是由本质先天性地所规定的。休谟为代表的经验论者则彻底砸碎了这个共识，因为他们恰恰找到了诸多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所先天演绎出来的规定性。

在这其中，物理因果律格外扎眼，因为它根本不是两个可能性的beings之间的关系，而是两个现实存在的beings之间的关系。同时更为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如果现实存在的一些规定性并非来自于其本质，那么是否意味着它的必然性是无根的？这会为彻底的怀疑论埋下伏笔。至此，问题变成了两个：

1. 如何让存在重新立足于ontology？
2. 如何为事物的规定性找到新的根基？

如文章一开始所说的那样，在面对存在问题时，康德发现了存在的这一诡异特性：人们无法从任何事物的本质中推演出存在，你若把存在加诸于本质上也不会发生什么，它纯粹地是一个被给予的事实，即被给予性（givenness）。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因此康德批判了贝克莱的观念论，因为按照这种看法，物质世界的存在是一个多余的假设；同时他也批判了笛卡尔的怀疑论，因为在笛卡尔的理论当中，外部世界的存在竟然是一件需要证明的事情，而事实却是任何形式的本质都无法推演出存在，因此笛卡尔只能假道神学去借用上帝的概念来维持他脆弱的论证。

在康德眼中，根本不存在所谓外部世界的存在还需要证明这回事。因为“事物存在（things are）”与“我思（I think）”一样具有不证自明的明证性，因为它们是直接被给予给我们的事实。

在“事物是什么（what things are）”这个问题上，康德的方案则极为具有颠覆性。他认为事物的规定性是由人类心灵所赋予的，换言之人类的心灵并不是通过经验感知来得知事物的规定性，而是直接规定了事物的规定性。诚然，对于这一方案的阐释并非本文的重心，因此只能以结论性的回答告知。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如果事物的规定性来自于人类的心灵（具体来说，感性直观与知性范畴），那么倘若我们把种种心灵所赋予事物的规定性剥离，剩下的将是一个只有纯粹被给予性的“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我只知道它存在着的X”，于是我们便可以将其命名为物自体（being-in-itself）。它是我们知识的前提，但我们却完全无法谈论它，存在看似被带回了哲学中，但却是付之于神圣的悬置。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康德体系的功绩，在知识的起源中设立一个不可知的纯粹被给予者——物自体就足以让他承担起巨大的悖论：既然物自体在我们的知识之外，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有一个物自体存在呢？

与康德相反的是，黑格尔并不将这样的“悖论”视作一个消极的事件。与康德的出发点不同，黑格尔认为沃尔夫体系的问题并非在于它没有提前批判-反思理性的边界在何处，而是作为一种基于本质演绎的抽象规定性的哲学，它仅仅停留在了不矛盾的逻辑之中，所以它才始终把握不了实在。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黑格尔认为抽象的逻辑决不允许事物同时是其自身和其反面，但在实在中事物总是同时是其自身和其反面，因此黑格尔寄希望于改造概念，以由思辨所推动的概念总体为媒介来把握实在。

在《逻辑学》的开端，黑格尔做出了与康德极为相近的对being的解读：being（Sein）乃是一个被剥离了一切规定性后剩下的最贫瘠、最源始、最抽象的东西，它是直接的无规定性。因此，它也是绝对的否定、绝对的空无，直接地就是“无（Nichts）”。换言之，纯粹的being与纯粹的non-being是一回事。

如此，being通过自身的自否定过渡到了non-being，而在两者之间的互相过渡、转化的过程中就构成了becoming（变易，Werden）。作为第一个具体而不是空洞的概念，becoming通过being与non-being之间的关系来规定自己，因此它获得了自己的规定性，成为了一个有规定性的存在，即定在（Dasein），而这一规定性，就是“质”。目前可得这样一条线索：

• Sein—Nichts—Werden—Dasein

对于任何定在来说，要使其是其所是，就是让它以自身为中介与自己本身互相联系，经过这一中介过程，being就成为了本质（Wesen）。如果说being还只是一种直接性的东西，因而它具有片面性、否定性的话，那么当being将其映现在自身中时，它的直接性与否定性就被否定了。因此它成为了间接性的本质，在对它自己的否定，与同自己中介着的过程中本质被设定了起来。

我们发现黑格尔对于本质的解读虽然晦涩，但其仍然遵循了传统形而上学中对于本质概念的解读。早在柏拉图那里，本质就被解读为使得事物to be itself by itself，是其自身、维持其自身的同一性，只不过在黑格尔这里，这种同一性是内在包含了差异的同一性，即being与non-being的同一性。

如果说本质最初还只是being的自身映现与自身中介，那么当这种差别自身归于统一时，being又回到了一种直接性，而这种有规定性的直接性就是存在（Existenz）。至此，黑格尔成功地将Sein（无规定性的直接性），Wesen（Sein自身与自身相中介的间接性的同一性）与Existenz（有规定性的直接性）统一了起来，而所谓现实本身无非就是其本质与其存在相统一的物（Ding）。

• Sein—Wesen—Existenz—Ding

黑格尔痛恨抽象，乃至于他甚至曾特地用极为生动通俗的语言在面向大众的刊物上发表《谁在抽象地思考》一文来嘲讽那些停留在抽象思考的人。可以说，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运动的概念整体来扬弃纯粹抽象，从抽象的无规定性（Sein）走向具体的规定性（Ding），以此克服和挽救旧形而上学。但这一挽救与其说是对旧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清算，不如说是对旧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完成。

人们完全可以如此发问，本质主义如何能将存在逻辑化后，又将逻辑重新存在化？在纯粹抽象的层面上，万物的同一恰恰是因为那里根本就无物存在，逻辑天然地排斥了存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每一个范畴展开的环节都是如此精彩、大胆却又顺理成章，因为在逻辑层面，并没有任何现实中的矛盾被克服。

存在主义哲学

在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思潮看来，对于Sein（being）问题的重新定位已经迫在眉睫。海德格尔以前所未有的气象重新审视了哲学史，并指出，正是希腊式的发问让我们对于being的理解被锁死在一个视域空间之中。在本质主义眼中，使一个事物是其所是，使它是这个事物而不是他物的，是它的本质、理念、范畴、逻辑、“所是”，简言之，“什么性”（Washeit）。

海德格尔认为，当我们在问“这是什么”时，我们已然进入到对一个事物的概念或“什么性”的发问了，进而我们必然地走向了本质主义。当人们仅仅在是者的层面界定“这是什么”的时候，这其实已经在存在论层面上给出了某种“预设的理解”。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换言之，我们的发问决定了我们如何作答，这导致了我们不再质问发问本身，而只关注答案的对错。然而，我们真正需要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境让一个事物“是出来”的呢？是什么样的背景让事物的being得以可能？

海德格尔切入being问题的角度极为独特，他首先悬置了那种概念性的being，因为那种being只是在通过对being的什么性追问中得到的一堆概念性的抽象的beingness（本质）。海德格尔从根本上切断了这个路径，他主张并非是本质派生出了存在，正相反本质乃是抽离了具体、生动的存在后，从某种人类的高度理论化活动中掉落的碎片。

在本质世界里，事物就变得僵死了，事物的存在失去了它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富有意义的规定性。海德格尔希望复原一种事物更原初的意义，这需要我们转而聚焦于事物在我们日常的、前反思活动中显现的方式。

介于此，一个特殊的存在者，一个可以追问存在、亲近存在的存在者，一个可能性先于其规定性的存在者——此在（Dasein）就成为了通向Sein问题的新道路。在上路之前，海德格尔仍然谆谆教诲地提醒读者，这绝不是推导性地奠基，而是展示性地崭露根据。

存在主义在此滥觞，但being问题并没有在此止步，这一千年级的哲学问题将一直持续地漫延于每一位哲学家的思之中，恒久且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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