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成功企业更热衷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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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经营，不能只站在单纯的一个角度去看，而要从各个角度分析、观察才行。
导读：时代的拐点惊醒了企业，同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内，企业自身的利益早已内嵌于国家利益、甚至全人类利益之中，没有企业能够独善其身。
11月3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20胡润慈善榜》。其中，恒大62岁的许家印以28亿捐赠额首次成为中国首善，而爱尔眼科55岁的陈邦以27亿捐赠额排名第二，珠江投资61岁的朱孟依及其家族以12亿捐赠额排名第三。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企业家的大额捐赠因为没有在此次榜单的统计周期内或还没有正式实行，因而没有上榜，例如马云、拼多多黄峥、美的何享健等。
在蚂蚁集团申请上市时，马云曾承诺将捐赠其所持有的6.1亿股蚂蚁股份用于慈善，不过，随着上交所公告称暂缓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该笔捐赠也不知何时会有下文。不过，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马云公益基金会捐赠1亿元，阿里巴巴捐赠10亿元用于支持抗疫。
西方顶级企业家早已将慈善的触角延伸至社会的各方各面。比如比尔·盖茨夫妇成立的基金会自成立20年来已累计捐赠360亿美元，致力于全球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平等。
而此次疫情期间，盖茨基金会计划投入数十亿美元建造不同的工厂，同时开展7种最有可能的新冠疫苗研发，即便“有损失也是值得的”。
甚至还有的企业家机智地将个人名声“换算”成善款回馈社会，比如巴菲特的午餐、乔布斯和蒂姆·库克的咖啡时间等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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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企业家们为何热衷社会公益事业？
这恐怕还要从宗教文化讲起。在西方，宗教力量一直是长久以来支持人们慈善的源动力，尤其对富人而言更是鞭策。
在基督教教义中，个人并不是财富的最终拥有者，他们只是代替上帝保管财富，何况，“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
于是，中世纪后先富起来的工商集团时常因为自己所赚取的财富而感到灵魂战栗，自然而然地，把钱捐出来支持教会或社会公益就成了他们必要的解脱之道。
即便是如今经历了工业时代科技文明的洗礼，慈善的宗教基因仍然源远流长。正如现代慈善家鼻祖洛克菲勒所深信不疑的逻辑：“赚钱的能力是上帝赐予的……我的职责就是赚钱。用我所赚的钱为我的同胞的利益服务。”
再加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孕育现代企业的西方社会经历了财富的代际积累，中国刚富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难以望其项背。
比如西方富豪所热衷的基金会在上百年的传承中扩张，据统计，仅过去15年间美国资产超10亿美元的基金会数量就翻了一倍，超过80家，用以支持大学、医院和地方慈善等各方面公益事业。
不止于此，关于慈善的观念又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强化，进一步在富豪群体中呈现出制度化趋势。
比如2010年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共同发起的“捐赠誓言（The Giving Pledge）”，已获得超过200名世界级富豪的宣誓承诺。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间迅速富起来的人，要么在暴富的眩晕中茫然无措，要么还在资本积累阶段不断挣扎，但二者又都要面临内外的压力与不确定性，或许政策一变，财富就会易主。
这种不稳定感时常撩拨着中国富一代的心弦，以至于其中大多数还远不能达到“平天下”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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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社会利益的高阶需求
不难发现，无论是对企业还是企业家而言，考虑社会的利益通常是高阶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