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化发展观三论之二

诗文化发展观三论之二

中华诗教文化理论的当代发展

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

诗文化发展观三论之二

中华诗教文化理论的当代发展

孔汝煌

当代诗教与当代诗词随改革开放而复兴。当代诗教的开拓者孙轶青先生深刻指出：“今天，我们所处的是社会主义时代，不消说，我们不需要以诗取士，我说过，我们却需要以诗育人”（孙轶青《开创诗词新纪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当代诗教的实际操舵人梁东先生论诗教文化的主要创新贡献概如下述。一是梁东把诗教放在历史长河、地球村、知识经济时代、民族精神家园意识、立德树人的宏阔时空背景中来认识。“中国人必须在全球意识的拓展中找准自己的时代定位，在民族意识的回归中把住自己的根本。我以为与时俱进地打造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必须从以下八个方面强化和聚焦”即：全球意识、民族意识、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操意识、人文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等。这就必须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中找到滋养”，“坚定这样的理念，弘扬中华诗词，强化中华诗教，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梁东主编《当代中华诗教文论选萃》，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136页）。二是梁东视诗与诗教为同源、同时而不能分割的一体。视诗教为诗人的神圣职责。“追溯历史长河，……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生命的部分，它早已不知不觉地渗入我们民族的骨髓，溶入血脉，铸入灵魂，成为中华旗帜的一种成分。这种'渗入’、'溶入’、'铸入’的过程，就是诗教的过程”[（梁东著《梁东诗文选》（文卷），线装书局2018年版第第122页）。诗歌源于人类劳动，“诗歌唱出来，有人静静地听，有人击节慨叹，这就是接受了诗教的过程。也就是说，诗歌一产生，就具备了教化功能，这就是我们说的诗教的源”（《选粹》第202-203页）。所以，“对诗的研讨，也是为诗教的延伸”，例如“'夔州诗’的发掘以及对'夔州诗’的重新认识和研究本身既是一个生动的诗教过程，也是一个组织队伍，继往开来，迈向新的战略目标的过程”（《梁东诗文选》（文卷）第61-62页）。“……诗的精品就是中华民族母亲的乳汁，诗教就是中华子孙吸吮母乳成长的摇篮。因而，也可以说，杰出的诗人就是诗教大师”（《梁东诗文选》（文卷）第90-91页）。这就把诗人-诗-诗教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三是梁东为提出当代诗教功能说的第一人。在多次诗教工作研讨会议推敲主题报告、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早在2006年4月27日防城港市诗教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的演讲《诗教，是主流文化回归的必然》中，就概括了“启智、立德、燃情、育美、创新”十字功能说，且在多次讲演中不断充实、丰富其论证。“启智——诗教，……在快乐和潜化中接受原创思维能力的开发。”“立德——思想道德建设重在强中固本。”“燃情——情对于人的一生，对于一个民族的存亡实在太重要了。”“育美——审美活动是一种欣赏美和创造美的活动，也是通过艺术形象来把握现实的活动。”“创新——当今世界上面临政治多元化，经济一体化，竞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选萃》第174-176页）。梁东的十字功能说多年来深入人心，对诗教文化活动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梁东将诗教的社会功能说从大有益于个人成长进一步引向人际、人天的和谐。在《诗教与社会和谐》的著名讲演中，精辟指出且论证了：“中华诗歌是和谐艺术的典型。中华诗教则是中庸学说在艺术教育领域中的成功实践”。“'养心种德’——诗教造就健全人格，健康个性和自身和谐”。“'贵和尚中’——诗教使人际友善，人天和谐”。“亲民报国——诗教使国家和人民鱼水相融”（《选粹》第152-162页）。四是梁东作为全国当代诗教发轫、初兴期的实际操舵人，非常重视及时总结推动诗教文化工程的系统经验。早在2002年4月全国《首届创建“诗词之乡”和“诗教先进单位”经验交流（杭州现场）会议主题报告》中，就概括提出了反映诗教工作得以顺利推进规律的“领导到位”、“走向社会”、“珍视传统”、“群众参与”、“机制理顺”、“经济保证”、“扩展阵地”、“创作精品”等，被诗教工作者戏称为“梁八条”（《选粹》第127-129页）。这成为稍后由中华诗词学会制定诗教“创先”活动验收标准的主要依据，且至今仍在诗教文化实务活动中起指导作用。

杨叔子院士是当代诗教理论的主要奠基人。杨叔子在《文化·人文·教育》一文中对“诗教——文化”有一段精彩论述：“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我国所谓的诗教，主要就是通过中华诗词而进行的人文文化教育。”“我一再认为，作为'为人之本'的人文文化，透过它承载的知识、思维、方法、精神以及有关方面，特别是精神，决定着民族存亡，严重影响着国力强弱与社会进退，决定着人格高低，严重影响着涵养深浅与思维智愚，质言之，极大关系着事业成败。诗教，在教育中，在'育人’中，在提高国民素质中，占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战略地位。这因为人文文化主要有两大作用：第一，陶冶情感，提升精神境界；第二，启迪智慧，开拓原创源头。中华诗词更是如此，具有极强极广极深极久的感染力。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陶冶情感的红线”；“杰出的创新思维是启迪智慧的灵魂”；“而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精辟哲理，……莫不以其别出心裁的艺术笔法，……深浅隐显表达出来。'（参见《当代中华诗教文论选萃》第072-073页）在《知否诗魂是国魂》文中，杨叔子院士提出并论证了诗魂是国魂凝视的命题。再次强调了“文化要传承，经典须诵读，诗教应先行”。杨叔子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深刻指出：“教育就是以文化育人”。“没有科学文化，就没有'立世之基’，沒有人文文化，就没有'为人之本’，就会异化人性，就可扼杀灵性”。“没有民族文化诗篇，没有民族文化诗教，就没有民族文化教育之正确与智慧的起步，就没有民族文化教育之深入与聪明的延续，就没有民族文化教育之扎根与升华”（李进才、宣奉华主编《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5页）。杨叔子别开生面地论证了科学人文，不同而和。如诗词讲求“情景交融”，本质是求善虚写的“情”与求真写实的“景”交相生发。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诸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其中的哲理既是人文精神又是科学规律，在真、善、美、新上，诗词与科学追求相通。这段论证为诗教文化既是人文文化教育，又是科学文化教育，更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融的教育提供了认识论支撑（参见杨叔子《诗词与科学》<三>段）。

杨叔子对诗教文化的著名论述，其核心是“育人”。有几个重要的创新点：一是指出了教育是文化，文化则包含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论证了诗教的基本特质是人文文化教育，民族文化教育，也是科学文化教育，更是人文与科学交融的教育，因而是杨叔子人文与科学相融的绿色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诗教育人功能可简括为培育人性与灵性，前者指陶冶以爱国主义情感为核心的精神境界，后者指启迪以原创性思维为核心的创新智慧。具体说是“立德、启智、健心、燃情、育美”（对己）；“观、兴、群、怨”（对外）；“创新”（对己并对外）（参见《杨叔子槛外诗文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207页）。三是创造性地论证了诗教——文化过程也遵行“知识——思维——方法——精神”这样一条具有文化教育整体性、普适性的“下学上达”途经。且据以指出按不同教育层次、不同育人重点要求、循序实施的具体方案，对校园诗教起着切实的指导作用。四是杨叔子依据文化整体性原则，论证了诗教文化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者交融、不可分割的整体；也是“知识、思维、方法、（原则）精神”高度统一的整体。诗教既具上述二方面的文化整体性特质，所以诗教必是中华特色的教育文化。杨叔子是诗教文化这一科学范畴得以成立的理论奠基人。

诗教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范畴由笔者于2004年10月发表的《中华诗教与校园文化建设》一文中提出：“中华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文化元典精神的艺术映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形象载体。中华诗教是以中华诗歌为载体的教化方式，是被历史证明为有显功卓效的教化途径。这种特殊的教化内含就是我们所说的诗教文化和诗教精神。”并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校园精神与诗教文化”中作出初步阐述：“一般比较认同的观点是：校园精神是指由价值判断、理想模式、思维方法、道德情操等因素构成的校园观念文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止善。’”“物格而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经》）。这应算作我国最早的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在此精神指导下培育出的人才必具有儒家积极的用世思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明德’、'新民’、'止善’；'格’、'知’、'诚’、'正’、'修’、'齐’、'治’、'平’；'独善’、'兼济’等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重要的元典精神，也是从育人的层面反映出传统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鲜活形象地写照在优秀的中华诗词的锦篇绣章中。至今读来仍觉亲切、动人，具有极大的感染教化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这就是诗教文化”（梁东主编《当代中华诗教文论选萃》第345、348页）。于2007年8月在湖南常德召开的中华诗词学会第21届研讨会作特邀发言时，提出了对诗教文化功能观的个人思考：养心种德，启智毓灵，审美陶情，砥砺人格；并简论了四者之间的基本联系（参见《当代中华诗教文论选萃》第371页）。笔者提出的上述诗教文化功能观的特点是，强调了功能目标宾语前置养、种、启、毓、陶、审、砥砺等谓语动词，更能体现个体在与社会互动中的修身主体性，这与马克思所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相一致；把诗教文化的根本目标定位在完善人格，这符合全面发展、培育“全人”的素质教育根本理念。在杨叔子诗教文化与教育学新论和当代教育学大家王义遒等新思想的启示下，笔者在上述诗教文化功能观的基础上，结合近20年来的诗教实践经验，进一步比较系统地思考、集结了诗教文化古今论、诗教文化本体论、诗教文化生态论、诗教文化资源论与诗教文化传承论等关于诗教文化较系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成果，初步回答了诗教文化怎么样？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等问题，写成的《诗教文化刍论》，经杨叔子先生热忱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已于2017年8月出版。成为当代诗教文化理论与实践的第一部刍论专著。

马凯同志十分关注当代诗词与诗教事业，发表过许多重要文章与讲话。2012年9月28日，在首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启动仪式致辞中论述了诗教文化：“在孔子诞辰日启动'诗词中国’创作大赛，再次向世人展示，尽管经过历史曲折，但先贤们创造的中国诗教文化传统并没有断失，相反仍在延续和发展。”马凯同志的这段言简意赅的论述给人以三点启示：诗教文化是中国先贤对教育文化的伟大创造；诗教文化传承有绪，道路曲折，仍在发展；诗教文化以创作为必要载体。

综上所述，中华诗教文化从二、三千年的历史时隧中走来，依次经历了“兴观群怨“、“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等理念，直到当代返本开新的“爱国”、“创新”宗旨，诗教育人是一脉相承的核心与根本。

审核：郭星明  邵高锋  黄浴宇

终审：王　骏

责任编辑：程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