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的诗歌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二）
二． 金圣叹的七律分解说
从前文所引金圣叹对诗的定义来看，他基本可以说是个唯情论者，将诗看作是情感自然流露而形成的语言形式，就像他评《水浒传》第十回林冲吟诗所说的：“何必是歌，何必是诗，悲从中来，写下一片，数之则八句也，岂如村学究拟作《咏怀诗》耶？”在他看来，这八句的形式只是偶然的巧合，林冲并非成心要做一首咏怀七律。这倒也不失为一种表现论诗观，但奇怪的是他批评唐代的近体诗却从来不用这种观念去阐释，相反倒持一种近乎机械结构论的态度，认为唐人七律总是由上下两解各四句构成。这就是他著名的七律分解说，也是他引为骄傲的的独特发明——现存他为友人解答分解理论、宣传自己看法的书信还有九十一通！在顺治十七年二月八日到四月十五日的两个多月中，他运用分解理论共计分解唐律595首，直到临终以前，寄金昌的绝命诗中还念念不忘“且喜唐诗略分解”，足见这是凝聚他心血和智力的理论。今人论诗学，喜好宏大叙事，对这类技术性问题一般都没兴趣涉猎，只有江仰婉的博士论文专门做了研究。全文资料整理得相当细致，对分解批评实践的比较也很有参考价值；不过对分解说的外延限制得不太严格，将一些不属于分解法的选本纳入讨论范围，反而模糊了分解说的内涵，以致影响到对其诗学内涵的阐释；同时对分解方法的认识，似乎也缺乏必要的批判性，未能对其批评实践的得失给予适当的评判，而这对于诗学史来说却是最重要的问题。
金圣叹在评杜甫《赠李白》时提到：“唐人诗，多以四句为一解，故虽律诗，亦必作二解。若长篇，则或至作数十解。夫人未有解数不识而尚能为诗者也。”[32]尽管他自称“解”本自《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的故事，但从概念的直接渊源说仍应是乐府的“解”，即诗歌作品的段落，只不过他将一篇作品划分为若干“解”，不是根据音乐的段落而是根据诗的结构罢了，“解”作为表示段落单位的量词是相同的。所以张潮序《而庵诗话》甚至说“其所谓解，当即古文家所谓段落者是”。总之，无论金圣叹如何强调识解数的重要，“分解”本身并不是什么独家发明。那么他为何津津乐道、反复申说不已呢？原来，他极力要阐明的分解是专门针对七言近体提出的，这从尤侗“腰断唐诗”的讥讽也能得到证实[33]。他论古诗虽也分解，但不像论七律那样矜为自得，他显然认为自己发现了唐人七律写作的一个绝大秘密。
金圣叹的七律分解说，质言之就是上下四句分成两解，各自起意，这的确是不同于前人起承转合之说的一种新思维。他断言近体诗“三四自来无不承一二却从横枝矗出两句之理。若五六，便可全弃上文，径作横枝矗出，但问七八之肯承认不肯承认耳”[34]。上下两部分中，上四句比较简单，下四句则变化复杂。关键是在颈联两句，因为“五六乃作诗之换笔时也”，而诗的情绪也渐至高潮，所谓“作诗至五六，笑则始尽其乐，哭则始尽其哀”。从声韵上说，“诗至五六，始发亮音”；从结构上说，五六又是结的开始，“五六特为生起七八，非与三四同写景物也。”他甚至发现“唐律诗后解七八，多有'此’字者，此之为言，即上五六二句也”，意谓收束五六两句。为论证这一点，他竟举出五十一首唐诗为例！[35]本来，他认为自己的分解理论是有着古老的实践依据的，但遗憾的是时人却并不理解这一点：“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即如弟《解疏》一书，实推原《三百篇》两句为一联，四句为一截之体，伧父动云割裂，真坐不读书耳。”[36]于是他只好采用实证的方法来说明分解理论决不是武断古人文字，而是本着严肃态度加以总结、有充分的实证依据的，“设使有一丝毫不出于古人之心田者，矢死不可以搀入也”。
从金圣叹的具体批评不难看出，分解理论确实是经验性的，如他夫子自道，“只以眼前几篇烂熟诗验之”[37]。比如论“三四多作侧卸”，他在致顾慈旭（掌丸）书中举杜甫七律27联，致尤侗书中举唐诗58联为证；论“三四侧卸作一拗句”，在致周荃书中举19例，致顾予鼎书中举23例为证；论三四两句写一景，在致张伦书中举65例为证，都是通过分析、印证前人作品而获得的结论。他试图以实证知识表明，唐诗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追问，其中究竟贯穿着什么样的原理呢？这正是金圣叹分解的理由，也是令他感到很难解释清楚的问题，所以他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的人，用了不同的形式多方加以譬说。
首先需要说明的当然是自己的方法论，金圣叹曾在致徐增书中说，分解是对作品结构的解析，即《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的“解”。解牛要批大穴，从结构的罅缝处解析，解诗也要从作品结构单元的结合部入手。他套庄子的话说：“彼唐律诗者有间也，而弟之分之者无厚也。以弟之无厚，入唐诗之有间，犹牛之磔然其已解也。”所以他对自己说唐诗的定位是阐释，而不是注释，当王道树告诫他注释当效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时，他辩解说：“谓弟与唐人分解则可，谓弟与唐人注诗，实非也。”[38]
其次要说明采用上述方法的理由。将一首律诗分为两解的基本认识是诗在结构上有吞吐，有抑扬，有收放，有开阖，总之是有两股力在起作用。所以当有人用诗歌内在的统一性来相诘难时，他强调结构的错综和意脉的统一并不矛盾，就好象人虽只有一口气，但却分呼吸两部分一样：
弟见世人说到真话，即开口无不郁勃注射者，转口无不自寻出脱、自生变换者。此不论英灵之与懵懂，但是说到真话，即天然有此能事，天然有此平吐出来一句，连忙收拾一句；又天然必是二句，必不是一句。今唐律正复如此，前解便是平吐出来之一句，所谓郁勃注射之句也；后解便是连忙收拾之一句，所谓者自寻出脱、自生变换之句也，所谓真话也。然不与分解，却如何可认？[ 39]
由于用心之专、思索之深，他常从不同事物中体悟唐律诗内部结构的力学关系。如与王瀚书曰：“昨正午，大雨时行。弟闲坐无事，因审看其来势去势。（中略）今律诗之前解一二，其来也，未有不郁乎欲压人，使人不敢少动气息者也；其后解五六，则未有不荡荡而去，使人意消者也。”[40]反过来他在向人解释分解理论时，又视对象而将他常日的体悟，借各种比喻来多方譬说。答西堂总持法师是以禅定譬况：“法师常说比丘入定相貌。弟子目今与唐律诗分解，恰恰正如其事。盖比丘入定，必须奋迅而入，出则必须安庠而出。今律诗之一二，正是其奋迅；三四，正是其深住定中；五六，正是其安庠求出；七八，正是其已出定来也。盖一二如不奋迅，即三四决不得住定中；乃五六如不安庠求出，即七八亦更无从出之处。”其中关键在起和转，所以他特别强调：“弟子目今所以只说得两句话，两句话者，一句是一二必要奋迅而入，一句是五六必要安庠而出。”[41]对俗人即以官人升堂譬况：“一二分明便是一位官人，大步上堂来；三四则是官人两旁之虞侯、节级，只等官人坐了，便与他吆呼排衙也。七八是官人倦怠欲退堂，五六是又换两名人从，抬将官人入去也。”[42]喻吴灏则有开弓放箭之喻，云：“前解如弓来体，后解如弓往体。盖弓来体，在初拽开时，眼之所注，箭之所直，更无旁及，而后引之而必至于满也。今一二，正如初拽开时之眼之所注、箭之所直更无旁及也；三四不过如引之而必至于满也。弓往体，在既放箭后，其所到处必中要害，而时亦有不得中要害者，则其既满临放之时手法之异也。今七八，正如箭到之必得中要害也；五六，则如既满临发之时之手法也。”[43]致金丽又将分解比作髹盒，上半是盖，下半是底；致天在师又比作针灸，前解一补也，后解一泻也；答某又比作气息之一呼一吸；答秦松年又比作果仁两瓣之一雌一雄。迄今为止，批评史上还从没见过如此博用譬喻来反复说明一种诗学理论的，这除了说明他对分解说所抱的热情，还能说明什么呢？就是这种热情驱使他反复琢磨，不断思考，以致触类旁通，头头是道。
经他这么再三推阐，七律分解之说其实也没什么神秘的，他自己也承认“分解本是唐律诗一定平常之理”[44]，只因历来久不讲，骤讲之反而为人所诧异。这就不免逗人疑问，如此一个“平常之理”，为什么历来论诗者熟视无睹呢？他认为那是因为蔽于作诗专主中二联的陋见，他声明分解之说所针对的就是时俗作诗惟雕琢中四句的陋习：
比来不知起于何人，一眼注射，只顾看人中间三四五六之句，便与啧啧嗟赏不住口。殊不晓离却一二，即三四句如何得好；不到七八，即五六如何得好耶？且三四五六，初亦并不合成一群。三四自来只是一二之羡文，五六自来只是七八之换头。譬如伯劳飞燕，其性迟疾东西，自来不在一处。三四生性自来是向前，五六生性自来是向后，今忽然前去其前，后去其后，却将并不相合之四句挺然束之，如四条玉笋，处岂非文林一端怪事？”[45]
他又将这种观诗法比作穷措大蹭吃富家酒席，只盯着中间四碗大菜。而实际上，“七言律诗八七五十六字，便是五十六座星辰，一座一座皆有自家职掌，一座一座又有大家联络。岂可于其中间，忽然孛一妖星，非但无所职掌，乃至无其着落？”[46]这显然是在发挥唐人刘昭禹五律如四十贤人著一屠沽不得之说，以阐明诗篇的整体性和有机性，但他进一步认为这种整体性和有机性在第一联即已决定，便将问题引向了自己的思路。他说“其一二起时，不惟胸中早有七八，其笔下亦早自有七八”，因而“一二定而全诗皆定”，三四自然也就成为一二的附和，所谓“继体守文”也。以画为喻，也可以说“一二正如画家之落骨，三四则如画家之皴染。一二落骨以待三四皴染，三四皴染以完一二落骨”。他在与陈弘训书中更宣称：“弟谛观唐人律诗，其起未有不直贯到尾者，其结未有不直透到顶者。若后来人诗，则起乃不能贯三四，结乃不能透五六，此为唐人与后人之辨也。”他对唐诗的认识，理论上是符合我们的艺术理想的，问题是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唐人的创作实践相吻合呢？
唐人已矣，他们如何作诗，不得起而问之。起码从文献所载李贺、贾岛作诗的逸话来看，先得一句一联而后足成的情形是不鲜见的。纪昀即曾指出皇甫冉《送康判官往新安得江路西南尹》已开九僧、四灵先炼腹联，后装头尾一派[47]。所以项安世《跋林和靖手书所作三十联》有“唐人作诗先作联，一联一句各几年”之说[48]，方回也断言“晚唐诗多先锻颈联、颔联，乃成首尾以足之”[49]。专讲起承转合的范德机则认为唐人虽有此例而不足为唐人病：“绝句则先得后两句，律诗则先得中四句。当以神气为主，全篇浑成，无饾饤之迹，唐人间有此法”。谢榛更基于自己的切身经验，承认“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50]，因而主张“意随笔生，不假布置”[51]，有时“作诗先以一联为主，更思一联配之，俾其相称，纵不佳，姑存以为筌句”[52]，而有时“诗以两联为主，起结辅之，浑然一气。或以起句为主，此顺流之势，兴在一时”[53]；甚至“诗以一句为主，落于某韵，意随字生，岂必先立意哉？杨仲弘所谓得句意在其中是也”[54]。明确了这一点，再来看唐宋诗，就得出一个很独到的结论：“诗有辞前意、辞后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浑而无迹。宋人必先命意，涉于理路，殊无思致。”[55]这种情形显然是金圣叹没有虑及的，事实上他也不曾对唐诗作过广泛的研究，只不过习见近人专做中两联之弊，力图破此习气而已。在金圣叹之前，王世懋《艺圃撷余》已指出：
今人作诗，多从中对联起，往往得联多而韵不协，势既不能易韵以就我，又不忍以长物弃之，因就一题，衍为众律。然联虽旁出，意尽联中，而起结之意，每苦无余。于是别生支节而傅会，或即一意以支吾，掣衿露肘。[56]
可见这是有目皆睹的世俗现状，决非金圣叹煞有介事。然而大多数人都习以为常，默认了这一事实，即使像王世懋这样目光犀利的批评家，也只是指出病状，剖析病理，并没有提出诊疗方法。唯独金圣叹，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分解说的治疗途径，表现出优秀批评家特有的穿透力和高超见识。分解不是目的，只是一个路径，他希望人们通过分解来认识唐诗结构的有机性，所谓“分解而后知唐人律体之严，直是一字不可得添，一字不可得减也。如使不分，便可成句皆与改换”[57]。他在《秋兴八首》的批语中曾最完整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唐制八句，原只二句起，二句承，二句转，二句合，为一定之律。徒以前后二联可以不拘，而中四句必以属对工緻为选。因而后人互相沿袭，徒竞纤巧，无关义旨。至近代作诗，竟以中四句为身，而头上倒装两句为起，尾上再添两句为结。夫人莫不幼而闻，长而以为固然，自是提笔摇头，初学吟哦，以及倨坐撚髭，自雄诗伯，无不以此为断断不易之体。抑岂知三四只专承一二，而一二用意高拔，比三四较严；五六转出七八，而七八含蓄渊深，比五六更切。宁可以起结二字抹却古人无数心血耶？[58]
他强调世人论起结是“解合而诗分”，自己的分解却是“解分而诗合”，分解更凸现出诗歌结构的整体性和有机性。不过他由此也进而发现，唐人七律的组织之妙，整体性之强，有时甚至泯灭了前后分解的痕迹：“唐人思厚力大，故律诗本前后分解，而彼字字悉以万卷之气行之，于是人之读之者，反不睹其有出入起伏之迹也。”[59]这一发现不免使他对分解的看法变得矛盾而犹疑，以致说明分解的效用时，态度不得不有所保留：
弟念唐诗实本不宜分解，今弟万不获已而又必分之者，只为分得前解，便可仔细看唐人发端；分得后解，便可仔细看唐人脱卸。自来文章家最贵是发端，又最难是脱卸，若不与分前后二解，直是急切一时指画不出，故弟亦勉强而故出于斯也。[60]
这种苦衷就是他一方面在批评上张扬分解之说，一方面又在写作策略上重弹起承转合老调的原因。说到底，分解只是学习的途径，通过分解体悟到的整体性观念，只有凭藉起承转合之法，才能在写作中实现。因此他说“诗与文虽是两样体，却是一样法。一样法者，起承转合也。除起承转合，更无文法；除起承转合，亦更无诗法也”[61]。
走到这一步，金圣叹的见解就与前人的见解暗合，无甚新意了。他在《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解题中说：“凡一题有几首，正是起承转结，恰完一篇文字耳，我既屡言之矣。”[62]然而这并非他的发明，早在元代，范德机讲起承转合就说，“或一题而作两诗，则两诗通为起承转合”，还举杜甫《八月十五夜月二首》与《诗经》的作品为例[63]。不过金圣叹从来没有提到过元代诗格，未必知道范德机的说法，以他对时文的娴熟，起承转合之说应是从时文学来的，只是侧重点显然已不同了——既然要破除先做中二联的习气，必最重视第一联的起。所以他论学诗，劝人以“择取数十首，尽截去其后解，且先细学前解。前解入手，而后解如破竹矣”[64]；而论作诗，又格外强调，“学作文必从破题起，学作诗亦必从第一二句起。从第一二句起，方谓之诗，为其有起承转合也”[65]，这正是很自然的。
注释（上下滑动阅览）
[32]金圣叹《杜诗解》，第7页。
[33]尤侗《艮斋杂说》卷五：“吾乡金圣叹，以聪明穿凿书史。(中略)往见圣叹选唐诗，竟将前四句为一截，后四句为一截，细加注解。予讶之，曰：'唐诗何罪，腰斩了也!’”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9页。
[34]《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514页。
[35]《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524-526页。
[36]金圣叹《葭秋堂诗序》，《金圣叹全集》第4卷，第41页。
[37]《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514页。
[38]《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497页。
[39]《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502页。
[40]《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503页。
[41]《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498-499页。
[42]《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507页。“从抬”二字原乙，据《金圣叹全集》第四卷改。
[43]《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499-500页。
[44]《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497页。
[45]《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505-506页。
[46]《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511页。其批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亦云：“唐人一解四句，四七二十八字，分明便是二十八座星宿，座座自有缘故，中间断无无缘故之一座者也。”可参看，第96页。
[47]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卷二四，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623页。按：屈向邦《粤东诗话》（香港：诵清芬室排印本，1964）谓世传九僧、四灵一派，即是先炼腹联，后装头尾以成诗者，殆袭纪说也。皇甫冉《送康判官往新安得江路西南尹》云：“不向新安去，那知江路长。猿声比庐霍，水色胜潇湘。驿树收残雨，渔家带夕阳。何须愁旅泊，使者有辉光。”
[48]项安世《平安悔稿》，宛委别藏本。
[49]方回《瀛奎律髓》卷一三贾岛《雪晴晚望》评语，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68页。
[50]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161页。
[51]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149页。
[52]谢榛《四溟诗话》卷四，《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211页。
[53]谢榛《四溟诗话》卷二，《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161页。
[54]谢榛《四溟诗话》卷二，《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158页，
[55]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149页，
[56]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第778-779页。
[57]《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505页。
[58]金圣叹《杜诗解》，第197页。
[59]《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512页。
[60]《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500页。
[61]《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511页。
[62]金圣叹《杜诗解》，第87页。
[63]傅与砺《诗法源流》，张健《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
[64]《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513页。
[65]《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