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李瑞骅 | 趣味无穷的青少年时代
趣味无穷的青少年时代
作者|李瑞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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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父亲十分重视对我们的教育，但他并不主张死读书，而是让我们有全面的发展。如今回忆起来，我们小时候的生活丰富多彩，趣味无穷。
尽管父亲十分重视对我们的教育，但他并不主张死读书，而是让我们有全面的发展。如今回忆起来，我们小时候的生活丰富多彩，趣味无穷。在初中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瑞麒、瑞骏和我最感兴趣的是养鸽子。在露台上搭了一个大鸽棚，其中分了许多格，每格内有一对鸽子，共20多只。鸽子是有固定配偶的，一对鸽子长相厮守，每两个星期生一对蛋，雌雄各一个，形状略呈圆者孵出来的是雄鸽，形略长者为雌鸽。小鸽子孵出来以后靠父母喂养，但两只小鸽中往往一只能争得更多的食物而长得茁壮，另一只则较弱。所以我们就自己喂那弱小的一只，我们三人都能很熟练地喂它吃豌豆。除喂食外，每日都必须放飞，并备长竹竿，竿头系以红布，时不时挥动红布以防它们停飞，这样就可以锻炼它们的飞行能力。当年，记者外出采访时往往带了信鸽，将写好的稿件装在小管内，缚在鸽子的脚上传递回报社。上海新闻报馆有优种鸽子，父亲曾托人去那里买鸽蛋孵小鸽子。鸽子是不能赠送的，因为它只认自己出生的地方，决不肯作客他处。好的信鸽能飞1000多里路，从不在别家屋顶上落脚。所以要养鸽子，必须自己孵化。有一次上海新闻报馆送给我们两只优种信鸽，我们将它们养在棚内让它们生蛋，并把它们翅膀上的羽毛剪掉，使之因缺乏浮力而不能起飞，但是鸽子的羽毛是经常换的，待新羽毛长出后它们又飞了回去。我们上学时常将鸽子带到学校后放飞。它们升空后，先绕飞一圈，然后就直线飞往目的地。据说它们是有雷达导航的，所以有强烈的方向感。从家到学校约有半小时的步行路程，但鸽子仅需5分钟就飞回去了。我们从未测试过它们的飞行能力，也未加入过信鸽比赛，因我们的鸽子品种比较一般，估计最多也仅能飞100多里。一天晚上我们听到鸽棚内噪声大作，原来有一野猫闯入鸽棚，吃掉了两只鸽子，我们三弟兄抓住了那只野猫，且对它宣判死刑。我们的每只鸽子都有名字，如“马头”“雨点”等等，我们亲手喂大的则命名为“自家鸽”。我们三兄弟养鸽入了迷，父母亲看我们实在太过分了，所以曾威胁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好好念书，就要把鸽子全部清除掉！我因为养鸽爱鸽，一生从不吃用鸽子做的菜肴。
我们三兄弟小时候的顽皮是出了名的，经常想出各种怪招。夏天家中使用电风扇。有一天瑞麒提出这样的问题：电风扇的风力有大、中、小三档，但如果同时开三档，那么风力究竟有多大呢？为了试验，我们把电扇的开关放在零，然后三人同时把镇纸用的铜尺插入电扇，瑞麒插一档，我插二档，瑞骏插三档。一插入，我们三人同时尖叫起来，急忙扔掉铜尺，原来三人同时触电了。那时我们还在初中，对电的知识完全是一个空白点。那是一次非常危险的尝试，始终没敢让父母亲知道。我小时候还练就一个绝招：用手抓苍蝇。只要掌握苍蝇飞行的规律，算准角度，就能抓住。苍蝇的反应比人快得多，如一只苍蝇停在桌子上，一感到有动静，它立即向前飞，飞的角度约为30-40度，抓的办法是在苍蝇后面离开约半米处张开右手闪电般抓过去，约在它的前方五六寸，离它三四寸的上空，就能十拿九稳地抓个正着。这个绝招要求眼快手快。我现在已是 80 岁的老翁了，但仍能使出小时候练就的这个招数，可见反应还不算迟钝。
初中时我们除了玩鸽子外，还玩照相。我们使用的是最差的照相机，用的胶卷是电影胶卷。我们总是买100英尺整卷的电影胶卷，从照相馆里讨来空的胶卷盒，在黑房内自己将电影胶卷剪断后装入盒内即可，所以拍一张照片的成本只有几分钱。拍了照以后自行冲洗、放大、上光。不论冲洗或放大，首先都必须把窗帘拉上使房间成为黑房，用红灯泡照明。所用显影剂和定影剂可以在商店购买，但我们从初中的化学课上学会了如何配制这种药水，所以都是自行配制的。显影和定影需要用多少时间，是我们自己逐渐试验摸索出来的。定影后用清水冲洗，然后贴在玻璃板上，待干了以后照片就上光了。放大机也是自制的：用一硬纸板皮鞋盒，内置一个100支光灯泡，在盒顶开数孔以便散热，防止鞋盒过热而燃烧。灯泡下方放两块凹凸镜使光线均匀。在均匀的光线下放两块玻璃板，把照相的底片夹在玻璃板之间，自行调整距离，就可放大照片。这大概是最简陋的放大机了。至于说拍照片的艺术，令我们得益匪浅的是徐铭。徐家在静安寺路新益地产公司楼下开了一家“采芝斋”食品店，我们就是这样认识徐铭及其兄徐文照的。记得徐文照开了一家棉毛内衣织造厂。后来徐家又在威海卫路同孚路转角处开了“采芝斋”食品店的分店。开幕那天因人手不够，我们兄弟三人都去帮忙做临时售货员。徐铭是一个怪僻而又聪明绝顶的人，他有高超的摄影技术。那时候，世界上最有名的是英国皇家摄影协会，会员必须每年交十张 12 英寸的照片，得到协会认可后方可继续当会员，否则就失去会员资格。中国只有两人是该协会的会员，一是郎静山，另一个就是徐铭。他曾对我们说，有一次为了拍一张日落时阳光照在水面上的照片，他选定了一个最合适的角度，在水中站立良久等待那最佳时刻的到来。此时他忽然感到内急，但顾不得离开，只能拉在了裤子里。这张照片就是后来交给英国皇家摄影协会十张照片之一，并得到了认可。拍照片就好比作画，一张照片必须有主题，要考虑如何取景，如何布置远近景，例如拍的虽是远处的景色，但近处不妨有树叶、柳条等的近景，方可使画面有立体感。又如拍一条路，或一排树，由近到远，也就能使照片有深度，体现出立体感。凡是与主题无关的景物都应尽量避免收入。如拍的是人像照，最重要的是人在照片中的位置。一般说，较为艺术的处理是将人像置于照片的三分之一处，而不宜将其放在照片的正中央。因此，摄像者站立的位置也是十分重要的。凡此种种拍照的基本知识我们都是从徐铭那里学得的。初中时玩照相奠定了我们一生爱好摄影的基础，最有成绩者当首推瑞麒。他的摄影技术后来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尤其善于拍摄风景和静物，他的摄影作品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还曾展出过。
郎静山作品《幽谷芳亭》
在小学时还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是做模型飞机。上海南京路四川路口有一家英国人开的有名的百货商店惠罗公司，他们出售一种开发智力的玩具：模型飞机。那是一整套玩具飞机的零件，并附有图纸。机身是一木条，机翼及机尾是轻质软木板，长约一尺左右。按图纸拼装起来，并用胶水固定，即成一架飞机。胶水是我们自制的：用废胶卷剪碎后，浸泡在汽油内，待溶化后即成胶水。我们用空的指甲油瓶盛胶水，用瓶子原有的刷子涂抹，十分方便。惠罗公司有十分高级复杂的模型飞机，但我们买的仅是最简单、最便宜的。除飞机外，还可以做船。记得瑞麒做过一只英国18世纪式样的船，有好几根桅杆，做好后上了油漆，俨然成了一件艺术品。母亲为它配了玻璃罩，在卧室内放了很久，是一件很出色的摆设。另有一种模型飞机是可以飞的，前面有木制的螺旋桨，是我们自己用木块削成的，用牛皮筋作动力。牛皮筋是从机头一直连到尾部，用螺旋桨把牛皮筋绞紧，放手后飞机即能飞出三四米高，10多米远。我们逐渐发展到做一米长的飞机，式样也是自己创新的。这样大型的飞机不可能只用一根木条做机身，而是必须用多根细木条制成机身，中间用薄的轻质木材制成隔板，使之有一定的强度，外面糊以棉薄纸，就很像一架真的飞机了。发动机是用几根粗的牛皮筋绞在一起，一放手就可以飞上七八分钟。那时上海每年有模型飞机比赛，我们也曾拿了自己的作品去参加过。
我和瑞麒在一、二、三年级时上的是智仁勇小学，到四、五、六年级就上了育才公学。与我们一同玩模型飞机的有两个同学：叶元章和叶元锡弟兄二人。育才公学是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办的，老师大部分为英国人，校长姓Holland。教学方法完全按英国学校的传统进行，教科书都是英国伊文思书店出版的彩色精装课本。因为英国重视基础教学，所以聘请的都是资深的老师。有一位国文老师王蘧常是名教授，非常有学问，堪称国学大师。过不多久他去光华附中教课，我们上中学时又遇到他教我们国文课，后来他是复旦大学的中文系教授。英国学校有一信条：“Spare the rule,spoil the child.”就是“不打不成材”的意思。所以在学校里常常实行体罚，小学生因顽皮而被打手心，打耳光是常有的事，也有被罚面壁而立，甚至有被老师抓住头往墙上撞的做法。学生们给校长 Holland取了一个绰号“霍乱”。有一天上课时，老师说我打翻了坐在我后面的一个金姓同学的墨水瓶，我则声辩说不是我打翻的。老师要把我拖出门外，我则尽力挣脱。正在此时，“霍乱”走过我们的教室，说我竟敢对抗老师，把我拖到他的办公室，罚我每天上午课间十分钟休息时到他办公室外面壁而立，为期一周。我称这次事件为“霍乱吐泻”，即被“霍乱”拖（吐）到他的写（泻）字间（上海人往往称“办公室”为“写字间”）去！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坐在我后面的金姓同学是上海有名的大亨金廷荪之子，倒是个老实的孩子。金廷荪是上海滩上帮派中人物，以售航空奖券而发财。据说杜月笙在杜美路霞飞路口的一栋豪宅就是金孝敬给他的，那座豪宅即现在东湖宾馆内一栋四层楼房。
王蘧常作品《有恒》
叶元章和叶元锡是上海浦东人，他们的祖父叶鸿英最初从浦东乡下只身来上海，后来在上海做生意发了财。元章和元锡是我们小学时最亲密的小朋友，他们有两个姊姊：元春和元蟾。我和瑞麒常去他们家玩，因为我们顽皮，又晒得黝黑，故被他们家的人称为“油煎猢狲”。他们住在上海福开森路巨泼来斯路一栋占地数亩的英式花园住宅，进大门是一衣帽间，里面便是大厅，足可开数十人的舞会。楼梯向上旋转到二楼，豪华的玻璃大吊灯从二楼的屋顶上直挂下来，气派非凡。二楼朝南有一数十平方米的大阳台，两侧各有一大理石阶梯从二楼直接通到花园的大草地，在那里可以开露天舞会。花园的西南角布置有假山、池塘和石桥。听说上海当时的著名影星陈云裳曾借他们的花园拍过电影。我记得在他们家见过一把宝剑，那是真正可用作武器的剑。但他们并不拿它当宝贝，仅用来作京剧中的道具而已。元章和元锡的父亲叶贡山，是上海通和银行的副理，与我父亲是同事。据说，叶贡山与其弟闹着要分家，叶鸿英一怒之下捐了一大笔钱办了鸿英图书馆（位于今淮海中路复兴中路转角处，现为上海图书馆中专）。兄弟二人因此慌了手脚，请青帮大佬出来说话。大佬问他们二人：“比方是一件皮袍，你们是要面子呢，还是要里子？”意思是说如选择面子的话，分家时表面上做得光彩些；如选择要里子，则实惠一些。黑帮大佬就是按这原则为他们摆平了分家的纠纷。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场面上人物处理家庭纠纷，往往怕丢面子而不愿诉诸法律，宁愿选择请黑帮大佬出来调解。叶家的大姊元春嫁上海滩上工商界大名鼎鼎的虞洽卿之子虞顺慰。二姊元蟾嫁清末最早兴办中国实业的盛宣怀（字杏荪）之过继侄孙盛毓度，后定居日本。元章和元锡后来娶了上海永安公司郭琳爽家的两姊妹。元章去香港后，开创织胶板地毯的新法，生意发达。有一次他在香港被绑架，绑匪将他关在汽车的后箱内。汽车驶出一段路后停下，他知道必是遇到红灯了，就使劲用脚踢汽车的后箱盖，被交警发现而居然获救。他至今定居香港。
上海有一个黄强体育馆，在初中时我和瑞麒、瑞骏曾去那里锻炼身体，学会了掌上压、引体上升、仰卧起坐等健身运动。掌上压是练胸肌的，我在地上做掌上压，每次最多能做20次。这个运动我至今仍坚持，每天在二尺高的石台上可以撑50次，所以虽已年近80，尚能保持健康的肌肉。引体上升练的是臂力，我们那时往往利用家里门框上的横档练习。仰卧起坐是练腹肌的，在肚子的上方，大约在胃的部位有三条横的腹肌，我们三兄弟每天练仰卧起坐到实在练不动为止。练习的头几天，瑞麒、瑞骏和我腹肌开始酸痛，不能笑，因为一笑那腹肌就酸痛难忍，但越是这样就越是故意说笑话，大家想笑而又不敢笑，这种滋味至今尚记忆犹新。这几种锻炼方法不需要什么设备，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进行，我至今也还常练仰卧起坐。
亲戚朋友同游周家花园，1940 年
后排左起：虞顺慰、应和鸣、父亲、瑞麒、应和鼎、应和平、孙人镜、赵培忠、孙人镜之子、赵培基（大姨八子）、瑞骅
中排左起：赵仲英、瑞芬、孙人镜之女、母亲、瑞兰、叶贡山太太、孙人镜太太、叶贡山（叶元章之父）、大姨、叶元春
前排左起：瑞骏、赵培炎（大姨四子）、叶元章、赵培全（大姨十子）
游泳也是我们小时候喜爱的运动。瑞麒和我曾加入上海八仙桥青年会游泳队，从基本的动作开始学。他学的是自由泳，我学蛙泳。自由泳比较剧烈，而蛙泳是比较舒服的，游的时候姿势要自然，手、脚、头都需协调，并与呼吸配合，这样就可以游很长的距离而不觉累。这一运动是我后来一直坚持的。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加入中青游泳团，是他们的正式队员，用名李华。每年两个月的暑假期间我每天都去游泳，有教练指导，所以受到正规的训练。由于有很好的耐力，我选择的是880码的比赛项目。1946年在杭州玉泉游泳池举行全国游泳比赛时，我获得第二名。从加拿大回国后中青团仍承认我的队员资格，1952年五一节时我参加表演赛，得了50米潜泳第二名。那次活动是由当时上海市陈毅市长主持的。我曾横渡过广东的珠江和颐和园的昆明湖，我也曾在浙江的钱塘江中游过，但到了江心，江水湍急，不敢横渡而折返。
习字也是我们小时候的一项学习内容，从八九岁开始就天天练字。瑞麒练的是隶书，他还会作画。他临摹张善子画的虎，画了一个扇面，正面是虎，背面是他写的隶书。父亲为此非常得意，经常把扇子拿在手里，逢人便说是儿子的作品。我学的是颜真卿的字体，临的是谭延闿的帖。每日写半尺见方的大字，主要是为练笔力。如此不间断的练习我坚持了约有十年之久。习字很有一套学问，毛笔是用老胡开文的羊毫笔，用的是笔锋的三分之一处，称为中锋。写完字，要用清水将笔洗净挂起来，方可保护笔尖。墨用的是松烟墨，切不可用墨汁。写字前先研墨，砚台用的是端砚，识别端砚优劣的办法是对它呼一口气，如果在砚上出现一层水汽，就说明它石质优良不吸水，是为上品。练字必须用宣纸，因为它有韧性，又能吸水。用废报纸是练不好字的，因为报纸不吸水，只能用来练字的结构，而练不出笔力来。练笔力必须做到悬臂，正确的握笔姿势是要求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椭圆形的圈，称为凤眼。临摹字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读帖，即仔细看每一个字，领悟其用力之精神。一般说，我总是一边研墨，一边读帖。我曾用颜体为父亲创办的新益地产公司写过招牌。上海有一位书法老师说我写的字有一定功底，可惜我出国以后就再也没有练过字了。虽然如此，我至今仍有这方面的爱好，喜欢读帖。笔力好的字是越读越有味的，就像品味一件艺术品一样。
回顾青少年时代的各种游戏、学习和爱好，它们都帮助我们获得比较全面的发展和成长，使我们具有广泛的知识，较强的动手能力，以及健康的体魄，为我一生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中青游泳团合影，1952年
（本文选自《钢的交响》第二章，标题为编者所拟，原题为“广泛的兴趣”，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作者介绍
李瑞骅（1924—2009），原籍苏州。张元济孙女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42—1946年就读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1950—1952年就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土木系，获工程硕士学位。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绕道欧亚十多个国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先后担任上海华东设计院副主任工程师、建筑工程部金属结构设计室主任工程师、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副理事长等。共和国钢结构事业奠基人，享有国际盛誉的钢结构大师。建立我国当时唯一的钢结构设计研究专业机构；主持编制钢结构领域奠基性的《钢结构设计规范》《钢结构制造及安装规范》《薄壁型钢结构规范》；承担两次《钢结构十年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负责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十大工程之首的人民大会堂钢结构设计，成为庆功宴上受到周恩来总理点名致谢的三位专家之一。
文字编辑：樊杨
排版：张毅 郭子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