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出文物（064）|竹林七贤砖印模画
竹林七贤印模画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文物信息：长244厘米，宽88厘米
文物年代：南朝
出土信息：1960年南京西善桥宫山大墓出土
馆藏地点：南京博物院
竹林七贤印模画，长244厘米，宽88厘米，由300多块古墓砖组成，出土时分东西两块，一块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另一块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荣启期是早于“七贤”许多年的春秋时期人物，由于荣启期的性格和“七贤”极为相似，又被时人誉为“高士”，所以，砖画中安排荣启期和“七贤”在一起，除了绘画构图上对称的需要外，荣启期更有为“七贤”之楷模的寓意。这幅砖画人物造型简练而传神，八人席地而坐，或抚琴啸歌，或颔首倾听，性格特征鲜明，人物之间以树木相隔，完美地体现了对称美学。
一、嵇康
嵇康是“竹林七贤”中的灵魂人物。他身材魁伟，容貌俊美，性格孤傲，才华横溢，是著名的文学家、音乐家。曹魏时代，嵇康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司马家族得势后，他归隐山林，饮酒服散，打铁弹琴。最后，他受朋友的案子牵连，被钟会陷害，死于司马昭的刀下，终年三十九岁。死前，他从容地弹了一曲《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
画中嵇康头梳双髻，膝盖上置一架古琴，正在弹琴。他的神态伟岸孤傲，目光注视着遥远的天际，正是嵇康诗句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形象。嵇康身旁的银杏和松树，姿态特别优美，似乎配合着琴声随风起舞。
二、阮籍
阮籍是曹魏时期的官吏，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与嵇康是莫逆之交。他蔑视礼教，放浪形骸，纵酒长啸。面对腥风血雨的环境，阮籍选择了饮酒与沉默。司马昭曾来提亲，他长醉两个月来躲避。他虽然“口不臧否人物”，但内心却异常痛苦，经常独自驾车，途穷而哭。他写了八十二首《咏怀诗》，以晦涩的文字表达了他对现实的绝望。《晋书．阮籍传》说他“嗜酒能啸”，《世说新语》说他酒后纵兴“长啸”、“韵响嘹亮”，这个“啸”，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
画面上的阮籍，盘膝坐在阔叶竹下，高卷袖子，神态潇洒，他的右手放在唇边，微仰头颅，噘嘴鼓腮，似乎正在长啸。画面抓住了阮籍“嗜酒能啸”的特点，简练传神。
三、山涛
山涛在“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大。他善于饮酒，但从不失态，与嵇康、阮籍是好友。《晋书．山涛传》说他“饮酒至八斗方醉”。山涛是魏晋时期的官吏，司马家族得势之初，一度辞官。后来他又入朝做官，以致嵇康声称与他绝交。嵇康死前，把自己幼小的儿女托孤给山涛，可见嵇康对他的信任。
画面上，山涛坐在柳树和槐树之间，头戴布巾，左手端酒，右手拉着左腕的袖子，似乎在敬酒，神态从容而优雅。
四、王戎
王戎是“竹林七贤”中的小弟，年龄比山涛小二十九岁。他是富贵子弟，喜欢清谈。《世说新语》记载，他家有万贯，但非常吝啬。西晋时，他与权贵联姻，官至司徒。
画面上，王戎坐在银杏和柳树中间，跷着脚，斜身靠一钱箱，一手摆弄着如意，正是庾信《对酒歌》中“王戎舞如意”的写照，可谓细妙。
五、向秀
向秀，是一位书生，魏晋之际有名的学者。他喜欢和嵇康一起打铁，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两人配合默契。《晋书．向秀传》说他“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秀乃为之隐解，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画面上的向秀，倚靠在银杏树边，一肩裸露，闭目沉思。其苦思冥想的神态，似乎正在解读老庄。
六、刘伶
刘伶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酒鬼”。他经常坐一辆鹿车，携一壶酒。出门时让仆人扛着锄头跟随，吩咐“死便埋我”。酒后，他常在家中赤身裸体，肆意放荡。刘伶作《酒德颂》一文，成为千古名篇。《晋书．刘伶传》说他“止则操巵执觚，支则挈搕提壶”，嗜酒如命，大杯小盅，来者不辞。
刘伶，名字有点破损，画面中一副酒徒的摸样：眼睛直盯手中的酒杯，另一只手蘸酒品尝，神情十分专注。
七、阮咸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喜欢饮酒，《晋书．阮咸传》说他“妙解音律，善弹琵琶。”。他弹的是一种长柄、圆肚、四弦的古琵琶，据说由他本人创制，乐器的名字就叫“阮咸”，简称“阮”。弹奏时，形象优雅，如同“明月入怀”。
画面中，阮咸正盘腿坐在树下，专心地弹奏着因他而命名的“阮”。
八、荣启期
最左边的一位是荣启期。他是春秋时期的“遁世之士”，早于“竹林七贤”七百多年。据《列子·天瑞》篇记载，孔子游泰山，与鼓琴而歌的荣启期有过一番交谈。孔子认为他是一位自得其乐的“高士”。
把荣启期与七贤画在一起，不仅达起到平衡构图的作用，还寓意竹林七贤与古代高人逸士的人文追求一脉相承。画面上七贤均坐姿散漫，赤脚露腿，而荣启期披发长须，腰系绳索，盘腿端坐，双手抚琴，形象较为庄重。
六朝绘画传世画作较为匮乏，但在考古发掘中，却出土了多处墓葬壁画、砖画遗存，为研究六朝绘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六朝墓葬壁、砖画兴盛的原因，一方面受了汉代以来中原厚葬之风的影响，特别是六朝时期北方的许多士族和劳动人民(包括种种技艺匠)从中原南迁，其葬俗、画作题材和雕刻技法等均或多或少遗有中原的传统风格。另一方面，六朝帝王贵族的墓葬中，所绘制的大量壁画，也是与当时统治阶级爱好绘画的风气和追求奢华的习尚分不开的。
画像砖是我国古代用于墓室建筑中的一种图像砖。它的流行时间从战国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主要出土于河南、江苏、四川等地，是我国历史文物宝库中的珍贵遗存。南京博物院所藏模印拼嵌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简称“竹林七贤砖画”)是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且品相最为完好的大型人物画像砖实物，是南朝帝王陵墓装饰壁画，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历来被国内外史学和美术界所重视。
这件国宝级文物于1960年4月出土于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南朝帝王陵墓中，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太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时所发现。该墓总长8.95米，宽3.1米，高3.3米。墓室左右壁中部为砖印壁画。全部壁画砖的两侧均刻有文字，如“向上行第卅一”等编号，便于镶砌。原件分布在墓室中的南北两壁，各由近300枚砖块拼嵌而成，规格均为长2.4米，高0.88米。南墓壁自外而内的人物依次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4人；北墓壁自外而内的人物依次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4人。后来，此砖画移至南京博物院，由多位专家复原于南博艺术馆陶艺馆内。
“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7位名士，并分别在中古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关于“竹林七贤”之本事，中世纪之文献记载颇多。《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孙盛《魏氏春秋》载：“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讶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又《世说新语・任诞》：“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及郦道元《水经注》：“(清水)又迳七贤祠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为“竹林七贤”也。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热衷于清谈和玄学，行为放荡不羁而又谈吐不俗。西晋八王之乱以后，晋室东渡，苟安于江南一隅。加上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地方割据势力纷争引发频繁的战乱。面对“天下纷纷，祸难未已”的时代，“竹林七贤”对时政持超脱旷达的态度，常结伴游于林问，寄情山水，纵酒欢歌，悠然自得。这种处世态度在东晋南朝时期被统治阶级所崇尚。画面上的另一个人物为春秋时的隐者荣启期。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因志趣相同而展现在同一幅画面上，一方面是墓室两壁画面对称的需要，采用了汉代以来壁画中常见的对称分列的构图形式； 另一方面反映了魏晋南朝时期“讬好松乔”、“荣辱何在，贵在肆志”、“仰慕同趣”的社会风尚。
出土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不仅表现了士族代表――“七贤”的共同特点，也塑造了各人不同的个性。人物的刻画也非常契合史书所描述的各自的特点。嵇康头梳双髻，与王戎、刘伶三人均露髻无巾饰，双手弹琴，赤足坐于豹皮褥上。(图3)《晋书・嵇康传》记康，“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晋书・向秀传》记：“嵇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画上嵇康怡然弹琴的情形，正表现出嵇康生平的特点。《世说新语・容止篇》说他：“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日：萧萧肃肃，爽朗清举。”绘画作者正是据此来塑造了嵇康的形象，据《历代名画记》卷五载，顾恺之曾画过嵇康的四言诗，并深有体会地说：“‘手挥五弦’易，‘目送飞鸿’难。”壁画正是按照这两句诗来表达嵇康的精神状态的，画面表现了嵇康的傲慢，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气概；同时又表现了他内心充满着矛盾的精神状态。
八人皆席地而坐，各具神态，每个人物身旁或左或右均有题榜，以标明身份。相互问以松树、槐树、垂柳、银杏、竹等树木间隔，形成各自独立的画面，树木在形式上一方面将画面划分不同的单元，另一方面又将人物联系在一起，又由于人物间体态动势相呼应，所以仍不失为完整统一的画面。
从画的风格看，《竹林七贤砖画》虽然是模印砖画，但它改变了汉画像砖剪影式的风格。画中线条“长线缭绕，秀骨清朗”，吸收了印度佛教画中线条流畅、用笔柔软但又柔中见刚的风格。而散点透视的方法，则是继承了古代绘画的传统。采用的汉代以来壁画中常见的对称分列的构图方式，简洁紧凑，画面精心设计，给每人一个恰当的场面，使画面生动，情调统一。同时，又在线雕的人物底上，填绘色彩，有机地把绘画、雕刻、设色三者结合起来，给人以立体感。砖画注重“写神”，人物清瘦秀丽，颇具“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的画风，恰如其分地把八个人独特性格和空虚、颓废的精神面貌生动地刻画出来，体现了南北朝时期的绘画艺术特点。
在绘画方面，传统人物画始终与伦理借鉴保持密切关系。《竹林七贤砖画》超越了传统人物画的意义范畴，画家选题不再以“成教化、助人伦、明劝诫、著升沉”为目的，而是为表达自己内心的向往之情而创作。不是某种规范、礼制的象征，而是洋溢着内心诗情的表述，绘画形象以其内在的气韵，释放出自由人性的活力，这是人的自觉精神的强烈反映。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中写到“人们并不是要学那种放浪形骸，饮酒享乐，而是被那种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吸引着，感召着。人在这里不再和两汉那种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这样的一种文化与人格的洗礼，完全可以从砖面中感受得到。《竹林七贤砖画》结合了内在画意与外在诗情，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思想文化风貌。
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砖画》在工艺上亦有创新。它与西汉洛阳等地一砖多图的空心画像砖以及东汉成都等地的一砖一图的实心画像砖相比，制作过程也更为复杂。关于模印拼嵌画像砖的制作方法，并无准确的文字记载，据专家考证，要想用许多的砖块组成一幅完整的壁画，“估计是先在整幅绢上画好，分段刻成木模，印在砖坯上，再在每块砖的侧面刻就行次号码，待砖烧就，依次拼对而成的。”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墓的发掘报告提出了同样看法：“这三座大墓的每幅壁画，除了在砖的端面和侧面模印凸出的画面外，在砖的另一侧面均有凹印刻写的便于拼砌用的壁画名称和砖行编号，是我们研究壁画内容的好材料。这种文字编号是在制砖坯时，先在坯上刻写成阴文。再烘烧而成……”这样的做法，突破了以往一砖多模画像砖的重复单调，以及一砖一模幅面小、气魄不大的局限，反映了南朝画像砖制作工艺的进步和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和借鉴。
模印拼嵌画像砖主要流行于南朝时期的江苏南部地区，相同题材的画像砖还在丹阳建山金家村、胡桥吴家村的帝王陵墓中各发现一件，丹阳胡桥仙塘湾的南朝大墓中亦有发现，但均残缺不全。砖画的构图、人物形象及风格几乎完全相同，以南京西善桥砖画发掘时间最早、人物题榜与史书记载一致、保存最完好。鉴于这件文物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国家文物局明确规定这件国宝级文物禁止出国(境)展览。
《竹林七贤砖画》，在中国美术考古史上堪称“三绝”。
第一绝：它是迄今发现可资目验的最早的一幅魏晋人物画像。魏晋时期的著名画家戴逵和顾恺之的作品如今已不见其真迹，仅见宋人摹本《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和《列女仁智图》，《竹林七贤砖画》与传世的顾恺之作品摹本相比较，无论是形象塑造、线描特征以至树木的画法等，都较为接近，具有同一时代的特点。为“失去的顾恺之时代”提供可信的研究资料，更使我们对魏晋的画风有进一步的了解。
第二绝：它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画。最早记录嵇康、阮籍等人竹林之游的是东晋袁宏的《竹林名士传》，而直接称他们为“竹林七贤”的则始于东晋戴逵的《竹林七贤论》二卷。以“七贤”作画题，当始于东晋。据《历代名画记》所记名画统计，顾恺之是画“七贤”和“荣启期”的最早画家，此后画“七贤”的有史道硕和画“荣启期”和“竹林像”的陆探微，可惜画都早已佚亡。以后各代都有以《竹林七贤》为绘画内容的作品，但大多数已失去魏晋人物性格和风貌。其画法仍有各自的风格，构图布局清淡幽远，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充分表现了独特的时代风格。
第三绝：它将人物按照共同的世界观而跨越空间组合成一体，是创作历史人物画的新模式。唐代韩愈《送王秀才含序》云：“吾少时读醉乡记，私怪隐居者无所累于世，而犹有是言。岂诚旨于味邪。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嵇、阮之辈的“竹林之游”是“有托而逃”的。“逃”并不是苟全或偷生，而是“托尚老庄”，“养素全真”，寄托他们忧国嫉俗的感情，借此表达对“礼法之士”的鄙视和对司马氏强权政治的反抗。因此，他们的遁世是出于至性深情，是其可贵之处。这种追求内心自由逍遥的出世理想，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并历经千年而不衰。
图文由博古格物根据网络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