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航满：好像一叠“情书”

　　谷林的书信被称之为“最后的书信”。这虽是一句已经烂俗的戏语，但还是形象的，此中的“最后”，乃是传统书信已经被快捷简便的短信、微信和电子邮件所取代，那种值得静心品味的文人书信，却是少之又少了。谷林是很爱写信的，而他所写的信，又是极为独特的。他的信，多是闲说闲话，不像应用文，而是多可看作一篇篇小品文。他的这些书信，读来如促膝闲谈，虽是信手写来，看似漫谈杂语，却是隽永而极有滋味的。在他给扬之水的信中，就曾这样写道：“平生交友无多，但寄信则极为勤快。”又道：“写信惯了，无意间得一恶习，即怕打电话。陈原老人赠书，子明与我每各得一份，子明当日通一话，我则三日致一札——所谓三日，非写作之难，盖计及邮程也。不能换成电话吗？ 不能，一换就像无话可说了。”由此可见，谷林给师友写信，有爱好的驱使，又有性格的原因。谷林书信最早被一些书友追捧，只在湖北十堰的一份《书友报》上以“谷林书翰”专栏连载，后经止庵编选为一册《书简三叠》出版，渐为人所瞩目。谷林去世后，董宁文又编选《谷林书简》，以作纪念；此后，又有《扬之水存谷林信札》和《谷林钟叔河通信》两种出版，都受欢迎。此外，《范用存牍》中亦收谷林书信十余封。

　　我曾读谷林的几册书信集，以“暮年上娱”称赞，以为这是其晚年消遣时光的一种特别方式。后来偶翻扬之水存谷林信札《爱书来》，其中他在给扬之水的信中写道：“戴子钦先生近有来信见告云：所存'文革’以后我的去信，他点检了一遍，得一确数，共一百几十通，'文革’以前，当有三五百封（他夫人有一次同饭时偶然提起旧事，掩口而笑，指着戴公说：把你的信带来带去，捧进捧出，好像一迭'情书’似的），烧掉了。此外，有一位老师先逝了，一位同学病故海外，就这几位通算，寄书必在千通以上，要是当作练笔的文字看，是则平生写作亦在百万字以上也。”对于谷林在信中所写这段话，可以有几个意思，其一是他的写信之癖，并非晚年一时兴起，“文革”前的书信，应是中青年时期所写，故而“暮年上娱”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尽管谷林也在信中极慕俞平伯与叶圣陶晚年通信的“晚岁上娱”；其二是信中屡屡提及的戴子钦，应是其最为重要的写信对象，且他所写的信，也为对方看重，遗憾部分书信已毁，但仍有遗存二百余封，却也尚未出版，乃是最为值得期待的。后来我重读一遍谷林书信，发现这位戴子钦，不但是谷林在友朋信札中最常提及的人物，而且与谷林是亦师亦友的特别关系。

　　谷林与戴子钦的来往书信虽未出版，但通过谷林书信，也可窥得一二。先说这位戴公的身世，谷林在给止庵的信中，曾略有提及：“他是我的一个同乡，名'子钦’，我二十岁时初识他时，他在宁波的一家报社任职，宁波陷敌时先后入川，'他乡故知’，过往渐密，他年长我约十岁许，至今与我有书翰往还的老辈，只剩他一人了，故弥觉珍贵。”戴子钦与谷林，情谊很不一般。他们志趣相近，信中也有数处提及，亦可见风采。其一是戴给谷林写信，推荐张中行《负喧三话》中的一篇长文，谷林说他读后，“也认为很好”；其二是戴曾写信建议谷林补习英文，并推荐他读《傲慢与偏见》，谷林也确实读了，以为“这部作品实在写得好，仿佛读原文果然比读译本有更多的情趣”；其三，谷林的一本书中有篇文章，谈到“林语堂”，后面缀了一个“之流”，戴来信指出，谷林说他“得信矍然，深感惶惭”。戴子钦一生际遇坎坷，趣味高雅，亦是性情刚直的人。他们俩的往来“情书”，想来应是很好看的。我很期待谷林的这一叠“情书”早日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