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史视野下的经典阅读与经典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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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出版发行研究》杂志2018年6月刊
中图分类号：G122
一、阅读史研究的内涵和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书籍史在西方成为一门学科。研究者认为，阅读史是书籍史的一个分支，但不同于书籍史对文本形制、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关注，而侧重于文本的传播、接受以及文化影响，并包含了文本解读的意义。阅读史研究在西方有文学批评和历史审视两种取径，前者依托于对文本的阐释和分析，后者更注重阅读对读者思想、观念以及社会的影响，如从阅读对底层民众的影响来研究法国大革命。1986年，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阅读史初阶》（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中借鉴传播学的思路构建了阅读史的研究模式，提出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是阅读史研究的基础。法国学者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书籍史研究则经历了从文化社会史转向读者接受和文本意义重建的过程。在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中的“文本／作者”的基础上，阅读史研究增加了“阅读／读者”的面向，并重点关注读者的阅读行为及其对读者思想、观念的影响。
近年来，阅读史研究受到国内史学界、图书馆学、出版学界的关注。史学界将阅读史视为文化史研究的新兴领域，积极译介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相关著作，在研究方法上也多借鉴西方，通过对史料细节的挖掘，力图从微观层面研究历史上特定群体对特定文本的阅读及相互影响。国内图书出版学界更多地是将阅读与图书生产（创作/出版）、传播（发行/收藏、流通）、接受等过程联系起来，尤其侧重于前两个环节对阅读的影响。出版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讨论建立“读者学”，提出要对阅读的主体——读者的结构、心理、行为等方面深入研究。图书馆学界以北京大学王余光教授为代表，从大文化的宏观视角研究意识形态、载体技术、文化教育、阅读传统等因素对阅读变迁的影响。2004年11月，王余光教授会同部分高校的研究者讨论编撰《中国阅读通史》时就曾提出，中国阅读史的研究内容包含：社会环境与教育对阅读的影响；社会意识、宗教对阅读的影响；文本变迁与阅读；学术、知识体系与阅读以及中国阅读传统等内容。[1]无论微观或宏观层面，阅读史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开垦。
文本是阅读的对象，对读者及其阅读起着规定、制约的作用，是构成阅读行为和过程的先决条件。经典作为一种代表性文本，其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可以按照学科，也可以按照民族、区域、时间和体裁来划分。此外，经典著作时间跨度久远，影响力大。经典具有共时性，反映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同时，又超出了当代人的局限和偏见，具有历时性的特点。
中华几千年的文明，积淀了大批的经典。在现代教育体系建立之前，人们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宗教和道德类经典。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源头书，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过，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知识分子至少应读四本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通过对这类道德经典的深刻研习，人们获得了自身的信仰、力量和智慧。在过去，只有读过经典的人才算是受过教育的人。[2]经典化的过程反映了文本、社会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文本的社会效应。读者阅读行为的变化，如审美情趣的转移、价值观念的变化，都会影响一个时代的经典阅读，对经典的形成、传播、消费、影响的动态考察，不仅具有学术史梳理的意义，还具有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意义。因此，经典的变迁可作为阅读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1. 经典变迁与社会、文化、教育
法国书籍史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比耶（FredericBarbier）指出，书籍史的研究“构成不同阶段的社会、政治尤其是社会等级的历史……书籍在改变，不是因为书籍改变而是因为世界在改变。”[3]经典本身承载着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之上的文明传统，以及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的共同意识。经典变迁反映了一个民族最深层次的思想发展史和社会变迁史。
文本的经典序列受到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权利的影响。过去的经典，总是由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命名的一类文本。“宗经”的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从“六经”而“九经”再“十三经”，历代列入“经”类的文本不断增加，经学文本系统不断完善。每一个时代经籍数量的增删，每一个学派对文本内容的取舍，都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思想脉动，映射出那个时代的意识潮变。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将经书作为专门的类别置于首位，藏书时将经书置于最上，其他书以此放下，也体现“经”的核心地位和历代崇尚经典的传统。
及至当代，文化精英们通过各种经典选本、各种作品评奖、图书的分类来建构或者影响着经典的地位和生命力。以文学经典为例，文学专业人士对作品的评论、评奖，以及经常性引用，并将作品编入选集、丛书、工具书和文学史，以此来构建文学经典序列。“某个时期确立哪一种文学‘经典’，实际上是提出了思想秩序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从‘范例’的角度来参与左右一个时期的文学走向。而构建这种秩序的，往往是权力或知识精英。”[4]一旦某部经典入选某权威书目，或者获得某项有影响力的大奖，便意味着进入社会主流获得广泛认可的可能。如“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威廉·福克纳，其作品也是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才广为人知。[5]
经典最初高居庙堂，教育的发展使其不断普及。经典是教育机构从培养某种人才出发，灌输某种价值观、确立某种人才规格的重要途径，教育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经典的建构和传播。[6]中外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官吏和贵族。中国古代自启蒙时期即教儿童背诵先贤的道德文章。作为政治权利介入教育的一种手段，科举考试和教科书均以古圣先王的经典作为依据。如《论语》在宋代时成为钦定《十三经》之一，并被朱子选入“四书”，成为历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其地位跃然上升。早期西方多以经典作为拉丁语和拉丁文化教学的载体。欧洲大学以文法、修辞、逻辑与音乐、美术等所谓“三科七艺”作为主要教学内容，根本上是为阅读和理解基督教经典。[7]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掀起的读经运动，以及美国在同一时期兴起的“名著运动”，皆以教育为主要阵地。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教育对大众的阅读能力、审美水平、知识结构息息相关。如1750年后，西方识字率显著上升，大批城市公民读者出现，教育为经典阅读群体的扩大提供了可能。
2. 经典变迁与文本传播
对经典传播的考察，可贯穿于经典的生产、流通、消费诸多环节。古今中外都有不同形式的出版审查制度，当一部潜在的经典未能通过出版审查时，难免就命运未卜了。一些经典在特定历史时期被划为禁书，影响范围和生命力都大打折扣。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同民族和语言的经典译介也受到出版的选择操控。除了意识形态的审查，出版商对内容的鉴别眼光也会影响经典的命运。1913年，普鲁斯特完成第一部小说《斯万之家》，向多家出版商投稿均被拒绝。在屡屡受挫后，他不得不自费出版这部作品。如果在出版环节就扼杀了这部作品，打击了作家的创作热情，也就没有后来的世界经典《追忆似水年华》。
出版技术的发展保证了文本的可读性和阅读的便利性，进一步强化了作品的经典地位。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不易得，普通大众的阅读选择有限。作品能否广泛传布，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传播手段。东汉时期，文学家蔡邕等人将儒学经典《周易》《春秋》《论语》等刻于洛阳太学讲堂，世称《熹平石经》，每天前来观瞻、摹写者的车辆达千余辆，街巷为之堵塞。石经的刊刻为一种原始的出版手段，载体的特殊性不仅彰显了经典的典范性意义，也体现了经典的历时性，促进了经典的传布。
文本的影响力与其流通量成正比，较大的流通量意味着阅读成本的降低和受众面的扩大。畅销书和经典之间存在转换的可能，很多畅销书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不断地再版重印，成为时代的经典。《圣经》可谓世界上最畅销的图书，1815至1975年，《圣经》共发行25亿册，其中1998年发行20 751 515册。在当今世界的6500种语言中，《圣经》的部分经卷已被译成2212种语言，《圣经》全书则被译成350多种语言。[8]经典再版、旧书新出是20世纪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现象。1906年，西方出版界形成了“普通人的图书馆”名著品牌系列，持续40年在同类出版物中独占鳌头，其中有1200种图书的销量高达6000万册。近年来，国内出版单位为规避选题的风险，越来越青睐于经典的重新包装，推陈出新。《安徒生童话》《小王子》《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基督山伯爵》等大众经典类重译再版次数居高不下，版本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据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11月到2004年10月，仅专业少儿社出版的有关安徒生图书就有159种版本。
3. 经典变迁与读者接受
文本的意义体现在读者的理解和解释中。经典接受史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接受者对经典作品和作家的阐释评价史。早期的阅读文化学从一定意义上看就是释义学，孔子开创的“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阅读传统之源头。文学领域考察某一部作品的接受史包括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以评论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和以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对某种经典的阐释甚至形成了一个学科，如莎学、红学等。知识精英对经典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经典的阐释史。知识分子通过对经典进行世俗化的解读，使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如《论语》的接受史就是一部知识精英不断对其阐释和普及化的历史。从汉代开始，对《论语》的注疏一直没有停止，历代都有注本。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等中国学术史上的种种更迭都在《论语》研究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除了对经典的阐释，知识分子还通过各种方式和媒介塑造经典，影响着经典的传播。形式包括经典作品的续作，有关的诗文序跋、书目提要、书评书话、各种读书指南、导读书目、推荐书目等。如唐代的《群书治要》、张之洞的《书目问答》、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等。《书目答问》初刻本自1876年在四川成都发行，即受到人们欢迎，“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9]。
考察经典的接受主体，不应限于评论家这一类知识精英，还应该包括普通大众。普通读者的自发推崇体现了经典对社会心理的满足，是一种更为持久的经典化方式。西方对下层民众的阅读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西方研究者认为，文本的存在是因为读者赋予了其意义，因此，不仅要研究不同的人对同一文本所给予的意义，还要研究不同的人在阅读时的不同反应。在中国，读书致仕是重要的阅读传统，与阅读有关的史料多集中于精英知识分子群体。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反映时代阅读风貌的图书，如《1978—2008年私人阅读史》《中国人读书透视——1978—1998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30年畅销书史》《30年中国人的阅读心灵史》《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等，亦多面向知识阶层。至于国内底层民众的阅读资料，在古往今来的笔记野史、书札、个人日记、个人书目、口述史、编读往来中或许可以析出一些关于私人阅读史和阅读手段、目的、能力以及特点、体验的内容，但资料爬梳的困难则要大得多。
百年来随着社会文化和技术的发展，阅读的变化也呈现明显的阶段性。以下将从四个不同的阶段进行分析。
百年前的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在文化教育领域，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打破了过去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主要阅读内容和“述而不作”的注经传统，形成了一批新经典。经典阅读内容逐渐过渡到包括西学在内的现代各门学科知识。在当时的学校教学内容中，传统经典只占27.1%，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却占72.9%。[10]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喊出“打倒孔家店”“把线装书扔到茅坑里去”的口号。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已不把传统经典作为主要读物。
但另一方面，在中小学学校教育之外，学生们常常受到家庭或社会的影响，有较多的机会阅读传统经典。这一时期也是国学作为现代高等教育学科蓬勃发展的时期，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无锡国专等纷纷成立。胡适掀起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使得不少青年重新转向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希望从传统经典中找到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社会上一些知名学者如梁启超、胡适、章太炎、顾颉刚、鲁迅、李笠、胡秋原、钱穆、汪辟疆、吴虞等人也经常向中学生和青年人推荐传统经典。据有关统计，从1919年到1937年之间，学者们开列的传统国学经典书目就有41种（次），《诗经》《论语》《孟子》《史记》《资治通鉴》《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楚辞》《文选》《左传》等书受到了普遍的推荐。[11]
从出版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既有对传统经典的发扬推广，又有对西方经典翻译引介。商务印书馆的古籍丛刊、丛书和“汉译世界名著”出版可谓一体两翼，一方面为阅读传统经典提供高质量和廉价的古籍读本，一方面引进新知，塑造了一批西方经典。这一时期，一些对传统经典解读的著作后来也成为“关于经典的经典”。1942年，朱自清先生写成《经典常谈》，怀着将读者引航到“经典的大海里去”的美好愿望，厘定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等作为中国传统经典的大致范围，并分别释文解惑，为读者提供阅读的门径。1946年，该书由文光书店首次刊行，1980年由三联书店重刊，1998年9月，此书在三联书店第三版第4次印刷，印数达65001—72000册。[12]75年以来，《经典常谈》本身已经成为阐释经典的经典。
这一时期，出版受到严格的人为规划，传统和外国经典的出版或被封锁或受到审阅监督。1949年以后，不少国学类经典被视为毒草，不再受到推崇和鼓励，外国经典仅限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红色经典，少数译介的西方经典作品，也是服务于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需要。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批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反映革命历史内容的红色经典，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青春之歌》《红岩》等。外国经典主要是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文学。据不完全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17年间，特别是中苏友好的50年代，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中仅中长篇小说就有700余种，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代表的高尔基的多部作品深深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年轻读者。
这一时期的大众阅读主题集中在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红色题材作品和苏联文学作品上。1949年3月，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加强理论学习，并规定12本干部必读的书，其中包括马恩列斯的许多重要经典著作。这一时期的经典阅读体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经典当属《毛泽东选集》。其印量之大、影响之深，可以说任何图书都无法与之相比。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知识青年群体的“地下阅读运动”中广泛传阅着各类经典，如当时被作为文化批判的禁书，供“高干”学习的“内部读物”等灰皮书、黄皮书，其中多是西方政治学、哲学以及思想史、文学史的名著。[13]
3. 思想解禁和文化大发展时期的经典阅读（1979—2000年）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文化转型阶段，从早期对知识的饥渴，到文化产品的日益丰富甚至过剩。改革开放的十年以内，社会对经典名著的追捧一度形成了“洛阳纸贵”的情景。对于读者而言，阅读与社会的发展、人生的抉择息息相关。1978年5月，国家出版局组织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一次性投放市场1500万册，瞬间售罄。在大学生群体中，《红与黑》《少年维特之烦恼》《约翰克里斯朵夫》等世界名著被频繁地传阅。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华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岳麓书社为代表的出版社抢救性地系统整理了一批中华传统文化典籍，解决了因“文革”而造成的书荒，掀起了出版界第一次传统文化图书出版热。
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整个学术研究和翻译都转向了现代西学。一些知识分子策划的介绍西方思想理论的丛书和文库出版项目受到读者热捧，如金观涛等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甘阳等编的“当代西方学术文库”、钟叔河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上海译文文社的“外国文艺丛书”、北京三联书店的“新知文库”，等等。这些丛书、文库不断地重印再版，确立了一批时代经典，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知识记忆。最典型的莫过于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以及大众媒介的发展，社会阅读分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一时期阅读更加世俗化、实用化，在阅读领域涌现了“金庸热”“余秋雨热”“琼瑶热”，一些世俗经典随之确立起来。如金庸小说从1955年算起，超越半个世纪，实现了从“流行经典”到“历史经典”的转换。
如今，出版的繁荣、信息的过载、知识的下移和普及，读者与文本之间没有了距离，也就没有了敬意，人们的文本尊重情结也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还有经典阅读的衰落。这一时期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相互渗透、彼此建构与互动。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是一种消闲享受型的文化，因此，自然疏离精英层所欣赏的高雅，同时也会逃离沉重，回避思考，而经典恰恰属于高雅厚重的文化。
在娱乐至死的大众文化潮流下，传统经典逐步走向世俗化。一方面是出版机构对经典的普及化开发，如通过语言的改编、采用低廉的定价、方便携带的开本、活泼亲民的装帧设计来吸引读者。诸如王蒙先生的“老子”“庄子”解读系列、重庆出版社的“读点经典”系列、北京出版社的“经典通读”系列等都是将经典活化的代表。另一方面，随着图文本、视频、音频和多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媒介形式成为经典阐释的中介。如在央视“百家讲坛”的带动下，形成了第二次传统文化图书出版热。其中于丹《〈论语〉心得》先后销售数百万册，创下传统文化图书走进读者的最高纪录。这类经典解读类的畅销书起到了普及经典、引发兴趣的作用，但出于娱乐大众的需要，解读的过程也多了几分演绎和戏说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又消解甚至曲解了经典。
随着政府和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对阅读的关注，经典阅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版机构对经典进行系统梳理，出现了很多对经典进行套系化、丛书化、立体化开发的项目。在国家层面，经典出版将作为文化传承和对外传播的载体，自2009年起原新闻出版总署组织实施“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用世界语言阐释中国特色的经典作品，不少传统经典因此焕发了生命力，并且开始走向国际。
在教育体系中开始重新呼唤经典教育。经典教育是西方国家母语教育系统中的重要传统，这一传统倡导本国学生大量阅读本国、本民族的经典作品。20世纪2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了名著讲读课程，此后发展成为影响美国多所大学的名著运动。美国大学将通识教育作为核心课程，其实现方式很大程度上在于阅读经典文本，并且是逐字逐句地阅读。在中国，自本世纪初，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均开展了一系列经典阅读教育项目，许多高校在专业教育中设置了“经典著作选读”的课程，重视经典文本细读，以期让专业研究者了解该学科的学术源头。近些年，学术研究在追求前沿的同时，又掀起了一股“复古”的思潮，越来越重视学科经典，如研究学科经典著作评价体系、国外学科经典的译介和传播等，阅读经典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功。
四、结语
阅读史是整个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阅读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凸显人们阅读体验的历史意义。经典的变迁与社会文化、政治、读者阅读行为等相互影响。西方的阅读史已经形成了一门学科，在中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
目前中国文化史、文明史的研究在该领域内尚处于比较浅的一个层次，阅读史是深化中国文明史、知识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14]经典属于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结晶，对经典阅读的历史考察，恰恰契合了这种切入点的选择。20世纪传统经典的阅读经历了从艰深到浅显，从文言到白话，从原本到节本，从专集到选本的变化，不断朝着大众化的方向发展。依托经典这一阅读对象历史细节的挖掘和考察，对于我们了解文本对于社会、阅读对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也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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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余光. 经典解读名著的阅读[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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