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书寓、女校书
其实，就是不些日子前，“书店”于我，在中国文化史上，到底是以一种何样的面目一步步走来，连一知半解也说不上。突然想到要写点字，临时抱佛脚，或许才知道了关于书店的片爪只鳞。从别人的字里，很容易认识1897年于上海创立的商务印书馆，1948年在香港创办的三联书店以及1937年在延安成立的新华书店。但估计这些字儿出不了何文章。不过随之又有一种也非今日方生出来的感觉：即从我见到书的日子始，再到我见到有书卖的日子，一直到今天，书店总是没有街头巷尾的饭馆、杂货店多。于是直觉告诉我或有点东西可盘点，写字的感觉便来了。
饭馆、杂货店多于书店，也许是一个普天下的人都不争的事实。毕竟饱肚子比之看书要紧迫得多，因之书铺那行当比之街上的早点铺，开门总是要晚不少。就是在卖“红宝书”的日子里，你再激动难抑，再夜不成眠，也要等到日上三杆，才进得了书店的大门。但那日子里，要是想开点牙祭尝点荤，那就得起五更，排长龙，到了肉案前还得求爷爷告奶奶：“这一块太瘦了，您给我割肥一点的吧！”我记得母亲每次都是那样嘱咐的。通常乐滋滋地拎着肉回到家来，还可以钻进被子中迷糊一会儿，然后掌心里握着一枚过早的五分硬币，就可以摇摇摆摆上学去了。
说怪不怪，那日子人人都喜欢吃肥肉，但满大街也见不到几个有红似白的胖人。如今呢，见了大鱼大肉，都是逃之夭夭，但是胖子的阵营还是逐日壮大，当然我是一个反例，对鱼、肉之类的营养渗透几乎无动于衷。不过，方块汉字中的文化营养对我的影响和渗透，则从未让我安静过。比如书店何以总是不敌饭馆，这件事未必能让所有的人安静！
从来过日子眼一睁，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大体都是在体恤肚子。就算再加上几者，怕也是轮不上书那东西的！记忆中的童年，说到与书相关的场合，偌大一个县城的街面上，除了有两处摆放了几只矮凳并由老者守着的小人书摊外，再就是独一家挂着高高在上的金字招牌的新华书店了。
说书店言必上海。从明末清初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是昔日人欢水笑的十里洋场，或今日灯红酒绿的东方之珠，上海作为中国图书业的旗帜，出版业的摇篮，街面上的书店曾多得撞脸！然而，说妓人，除八大胡同，也言必上海！曾姹紫嫣红的烟花柳巷，该为上海滩的繁荣贡献了多少五光十色？书店和妓人何以相提并论？非也。
只是各种文化的源流也不管你情不情愿，就那样汇拢、汇聚而来，又扩散开去，甚至书店和妓人相映成趣，成为了一种抹煞不掉的文化现象。书店是文化的载体，天下人不争。而妓人是否文化的载体之一？或有人打死都不承认。惟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日子，还是伴世故而来，日子中的跌宕起伏和五彩纷呈状，是注定要用文化来反映的，文化里的那些排列组合的情景或让你大跌眼镜，但你还得立马拾起眼镜，你不能不看看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些何？
被诗书琴画填充得密密实实的旧上海棋盘街（今河南中路），一直是书家吆喝、书店林立的文化街。凡旧日里有头有脸的大书局，必于此处挂牌设馆开门面。书墨飘香，漫天扩散，昔日的上海棋盘街，今天的河南中路，始终是上海图书界甚至是中国图书界的圣地，也是读书人买书淘书过书瘾的天堂。
如今包括上海图书城在内的众多出版发行机构，如中国经济书店，中国科技图书公司，上海书店、上海科技书店，上海古籍书店，上海旧书店、上海外文书店等等，也都还拥挤在河南中路至福州路一带。此外还有许多著名的文化用品商店，如杨振华笔墨庄，上海纸品商店、美术用品商店、文汇文化服务部、百彩文化用品商店、期刊门市部、科技报刊门市部、上海摄影图片社等等，也都云集于此。这也许就是物以类聚的缘故吧？
也不尽然，书和妓女们哪一日也便走进了一个集合。旧日子里的大牌妓女们，大凡也都极尽风雅、淑女态，也爱往书香味浓重的地方凑热闹、摆文雅。棋盘街也好，八大胡同也罢，这些昔日既是文化横流的“圣地”，又谓风尘涌动的“胜地”，妓女、文人比肩接踵实在是一个天大的事实！
据清末《醒世画报》载，一位戴了眼镜的妓女悠然于街面，即招致有“鱼目混珠”之嫌的非议，意谓侵犯了良家妇女的端庄权利。因《醒世画报》报馆地处北京青楼林立的“八大胡同”附近，所以对老鸨妓女、名流狎娼等多有报道。就不论妓女戴眼镜是否有悖公理，但常理看，世上的风尘女子们，确实是与书家文人难以划到一个集合中去的。
惟常理还不称是公理，品头论足之时，人家到底衣着几尺，鞋高几寸，外衣几长，内衣几短，世人也不能总是盯着去量。于是那些女子倘要开时尚之新风，最终谁也奈何不得。千方百计寻得某种姿态上的超群和视觉上的清丽，必然是妓女们的日常功课。比如首先穿七寸高跟鞋和紧身旗袍者，除了上海的女学生外，就是那些吃青春饭的卖笑女子了。特别是那些高级妓女们，为了提高其身价和迎合士人们寻芳觅柳的追踪情结，她们总在孜孜以求地装点着她们的风月门庭，总在千徊百转中寻找着她们的丽日风光。但是你以为，那些女人和你三句话没有说热，就会和你上床，那就大错特错了！她们也是颇讲“格调”和“韵味”的！
尤在清末民初那阵子，妓女们总是打扮前卫，成为了时尚的创造和引领者。但格调再高也还是有人不领情。据说一个叫谢蝶仙的才女，也是北京八大胡同的看家名妓，其几欲想得到近代翻译家林纾（林琴南）的轻怜蜜爱而不能自已。林纾与鲁迅、胡适之等均为同一时代之文化精英，林纾自称已经老迈，“早已看谈儿女私情，哪还有依红偎翠的念头！”谢蝶仙几成幽梦几成空，遂忧闷而死。
林琴南听到谢蝶仙魂断南天的消息后，已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虽早已无心于依红偎翠，惟儿女情长尚存，故而林琴南写了一首诗以纪念谢蝶仙。诗曰：“水榭当时别谢娘，梦中仿佛想啼妆；魂来若过西江道，好忍临川玉茗堂。”似可读出几丝林琴南对谢蝶仙之死的黯然神伤，觉得自己辜负了谢蝶仙。有人拿林纾写谢蝶仙的这首诗，说他与谢蝶仙的关系应该有过一段温馨旖旎的暧昧生活，只是今人也很难猜度出其中的分分寸寸罢。总是觉得，说“物以类聚”，看来有时又不是“公理”，甚而连“道理”也说不通，你说怪也不怪？
其实，自古以来，历数在烟花巷里留名的风尘女子，哪一个不是留一身凄婉的故事、传奇的人生呢？小凤仙高山流水识知音，李香君桃花扇里写贞情，陈圆圆红颜倾倒大顺国，苏小小西冷桥畔情悠悠。还有红颜无尽的赛金花，艺压群芳的李师师，奇情雅趣的董小宛，更有怒沉百宝箱，青史流芳的杜十娘......，其间，或诗书琴画的高手，或知书达理的才女，你数得完吗？
女性的慈悲情怀和忘我真情，在那些名妓身上展露无遗。就有一种感觉，凡值得写上两笔的妓女，多不是大书特书其姿色如何妖妩及媚态如何撩人，而多是就其才艺情怀，或发点思古之悠情，也或联想一些有趣的文化现象。就说那往日上海的棋盘街一带，该是“之乎者也”如何泛滥的地方，却又与那 “妓女”有相邻为伴、割裂不开的渊源。
记得当年堕入风尘的李萍香，就是晚清上海棋盘街“双贵堂”里抢手的“长三”，即高级妓女。李萍香出身望族且“工吟咏，擅书画”，又“女红之余，兼攻词翰”，当称是上海风月场上的极致人物之一，自然也算得是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公众人物。其实，晚清上海棋盘街附近的青楼比比皆是。这也当然是为那些在烟花场上忙忙碌碌的女妓们的生意计。按蔡元培的说法，“此时妓女又成了文化用品”。
青楼搭在了书楼旁，对有些慕名妓而玩风雅的旧时文人，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于话酒叙爱中，也忘不了玩点“恩爱”仪式。“风流”二字总是爱搭在才子们的身上，昔日欧阳修被贬滁州，仍忘不了吟出“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盏常恨无娉婷”的风情月思。风流才子柳永一生穷困潦倒，也时时日日念念不忘“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风流一刻。只是风月固然无边，但也多晦暗而糜烂，于是，在放浪跌宕风声里，才子们虽极尽乔装打扮之魏晋风骨和名士风采，惟其用风流中之“风骨”和“风采”，到底又且唱且吟出几曲风月场里“可歌可泣”的风流韵事？
但棋盘街是名副其实盛产文化的地方，少“可歌可泣”者但仍不缺可写可书者。文化那东西最要紧的便是繁衍，无论如何标榜文化的内涵，不能繁衍的文化便只能被湮没。可怜那不算宽阔的棋盘街上的书店，被那些蜂拥而至的风月门庭贴身紧逼，故而至后，越开越多的书店便延伸到了与棋盘街接邻之福州路上。如此同时，上世纪初，南临福州路的“会乐里”，逐步形成了上海妓院高度集中的红灯区。有人曾惊呼，当时，全世界妓院最多，从业人数最多的城市是竟是上海，达7000多人。直到1996年，“会乐里”的历史影子才从上海的版图上彻底消失。不期，这一变故，让多少李萍香的后裔们耿耿于怀，无所适从。
想当年，当烟花柳巷和书肆茶楼勾肩搭背之时，当大大小小的红灯笼与薄薄厚厚的圣贤书朝夕相处之时，你还能如何注解“物以类聚”？更且莫说“人以群分”了！看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是时间的函数。新中国的声音早把棋盘街上的那些粉脂女人撵得没有踪影儿了，但从作古的李萍香之流那儿得来真传者，如今也还在满世界地窜来窜去，重操旧业的“长三”、“幺二”们的故事也不再是何秘密了。据说不甘寂寞而步“长三”后尘的女人们，如今又有了新的认识，不再怎么青睐书香门第，也不再困于妈子的束缚而住何“秦楼”、“勾栏”去守株待兔，如今她们进出于四星五星的楼堂酒店，出没于神州无处不有的“天上人间”，做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自由职业”人！
最有怪者，那些卖嘴又卖身的高级娼妓们，多被冠上一些很不流俗的称呼，如：“先生”或“女校书”之类。称妓女为先生者，也许只为文雅，只为替一种特殊的职业附上一个超凡脱俗的暗示。毕竟上海滩上称女人为先生，也不是专为妓女开的先河。对妓女喊上一声先生，那烟花巷里或就少了些许俗不可耐的粉脂气息，但还是少不了婉转娇啼之莺歌燕语，因全没了那些哼哼唧唧，那赤裸裸的交易又如何能完成？
也是难，婉转娇啼之际，或也生不出正儿八经的爱情故事，也传不来情爱之类的人间“美谈”。那也无妨，那一刻的风风韵韵中，除了以肉论价的交易，“风骨”和“风采”就在其次，而风流才是主旨，其实，又有何人会去注意那一刻之“可歌可泣”的人间“美谈”？红灯笼和圣贤书相安无事的日子，或也是中国文化中没法不翻开的几页，只是，把八杆子打不到一块的“校书”和“妓女”，硬是活生生的绑在了一起“联姻”，还是有太多的费解。
恕我寡闻，猛一看那“女校书”，颇有点像朝廷命官之谓。此前我略知“六部尚书”相当于国务大臣，那一品官位也谓显赫。待查完“校书”之祖宗八代，我的妈，那文绉绉的“校书”一说，居然也是古代校勘书籍者的官谓，也称“校书郎中”。郎中者虽也称不上显赫耀眼的官职，但就那七品“官”位也还了得！在古时仍是上九流中之四流者，仅次于佛、天和皇帝，可见有官位者在古时是如何的被看重！而那下九流中之末流者，便是世间永世不得翻身的“娼妓”。身世如此贱微之为妓者，竟然和地位不谓不高贵的校书郎中画上了等号，苍天有眼乎？
苍天当然有眼！原来那“女校书”之“原版”薛涛，是当时成都城里一个既有才艺又有妓艺之声名远播的双料女人。薛涛的居所也是成都城里集风情雅韵于一身的浣花溪。谁曾料想，幼时薛涛应父亲之上联所对的一句“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竟成为了薛涛日后于诗坛显山露水，于风尘绿肥红瘦的写照。
当时与薛涛交游唱和、诗文酬往之过从甚密者，既有白居易、刘禹锡、王建、杜牧、元稹等当朝顶尖诗人，也有幕府佐僚、贵胄公子和禅师道者之流。薛涛之迤逦妍逸的传奇般身世，也因和中唐时的文坛大家者流有了诸多瓜葛，进而在青史中留下了不轻不重的几笔。其中也几可窥出古时的文人骚客，留在才女妓人身上的那么点缠缠绵绵的注脚。也可想见，薛涛能深得当朝诸多大家名流之青睐，还互往诗文，其毕竟不是女流中的等闲之辈，名妓一说焉能道尽薛涛大红大紫之全部？
薛涛确实是史上一位颇具才华的女诗人，其字洪度，生于大历五年，卒于大和六年（即公元770－832年），享年63岁。原籍长安，成都长大。薛涛出身也属书香名门，其自幼在诗文、音律等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八九岁能诗，性辩慧，娴翰墨，通史书，工小诗。人面花红，才名蜚声。当其及笄之年，已能辩慧知诗和书法，只因其父过早离世，家道破落不济，使之不幸沦为乐伎。十六岁入乐籍，脱乐籍后终身未嫁。史上记载薛涛身后有《锦江集》，共五卷，诗五百余首，惜未见流传下来。不过，《全唐诗》仍录薛涛八十九首零散诗作。只是薛涛于史上，其作为名妓之传世影响，还是远远超过了其诗文的影响，墨客文人在与薛涛周旋之裙带底下，硬是生生打造出了一个传世的性文化品牌：“女校书”。也难怪，上下五千年，载入史书的“女校书”舍薛涛还有其谁？
史传薛涛与小她十一岁的元稹有过一段缠绵缱绻的姐弟恋。其时，在诗坛已有名气的薛涛，渐对迎来送往的诗妓生涯颇感厌倦。一日元稹求见，薛涛对元稹也早生暗恋，相互仰慕之余，遂在浣花溪边，两人触出了相见恨晚之情感火花，薛涛甚而顿生托身相许、投怀送抱之意。元稹登翰林之际，写诗《寄赠薛涛》：“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其诗不但称颂薛涛有如杰出的卓文君，也恭维她诗名之盛，令词客终笔，公卿梦刀，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一纸旧梦，两地情思，但丝毫不见才子佳人互狎之义。后情路茫茫，天涯两分，两人在浣花溪共度的一年美好时光，最终也只能成为薛涛爱情生涯中的一场梦幻。
其实，何止只是元稹有爱慕薛涛的日子？白居易《赠薛涛》诗说：“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风犹隔武陵西。”委婉中也流露许许嗟慕之情。杜牧寄薛涛诗《白苹洲》写得更是率实：“山鸟飞红带，亭薇折紫花。溪光初透彻，秋色正清华。无多圭阻累，终不负烟霞。”其对薛涛才貌的欣赏也点到了极处。薛涛以《酬杜舍人》诗回赠：“双鱼底事到侬家，扑手新诗片片霞。唱到白苹洲畔曲，芙蓉空老蜀江花。”揣摩薛涛诗意，其独处孤寂的心境，很是有些伤感的。在白居易和杜牧的诗中，虽并没有觉得薛涛美人迟暮，但风情场上已然生伤生累的薛涛，终究没有以低吟浅唤再来迎合他们。自我品尝凄楚之际，感叹一声“芙蓉空老蜀江花”，其对儿女情长的心灰意冷，已经跃然纸上。但那日子的薛涛，也并非真正到了人老珠黄。
只是随着晚景的到来，可以想见薛涛的孤独和寂寞日甚一日，和元稹的恋情也早已梦断薛涛独居的浣花溪边。薛涛一首《春望》诗云，“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揽草结同心，将以遗知音。春愁正断绝，春鸟复哀吟。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那堪花满枝，翻作两相思。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读罢，让人只能感受花谢花落花又飞的绝望。无疑，“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正是那些日子她凄怆悲凉心境的如实写照。
是的，几张薄薄浅浅的诗文纸笺，终究留不住人世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虽薛涛对元稹的思念也是刻骨铭心，相信元稹说过要回成都见她而不惜以全部身心去等待与心上人再度相逢，但最终薛涛还是明白过来，自己只不过是和元稹在浣花溪边留下了一段情爱插曲而已。为此她退隐浣花溪，不再参与任何诗花酒韵之事，唯一的心思是在溪水边制作精致的粉笺，但再也没有在粉笺上留下她精致的情思。史上著名的“薛涛笺”，正是由此得典。作为一种寄托人间美好爱情的信物，“薛涛笺”甚至写进了央视黄金时段的“开心词典”。随后的秋日暮年，薛涛度过了近二十年清淡的生活，伴着浣花溪静静流去的溪水，直到消逝在落寞的尘世中。
打从元稹之《寄赠薛涛》、白居易之《赠薛涛》以及杜牧寄薛涛之《白苹洲》诗一经吟出，即可以掂量出薛涛那女子在文人乃至世人心目中的那斤那两。而其间将薛涛真正唱得大红大紫者，则非唐人王建那首含情脉脉之《寄蜀中薛涛校书》的诗莫属。诗云：“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其情之切切，其语之依依，把能文能诗的蜀中名妓薛涛与校书连接得好一个天衣无缝！这该具何等超然的想象力！
好一个博大精深之“女校书”！几让旧时的妓女一时间“名声鹊起”，身价倍增。从此世间之枇杷门巷也就和那章台琴韵生出了难舍难分的关联！而与此同时，“女校书”也便成为了中国旧时第一性品牌。据野史说，时值薛涛的营妓身份，因其声色才情具佳，声名正如日中天，慕名求见者甚众，来蜀地巡视的朝廷大员俱欲一睹为快，竟弄得地方军政的官僚首长大吃其醋，不许她与别的官员接触，惟自己可以独享。难怪王建就要抱怨了：“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只是一当那“女校书”在烟花柳巷里叫开了的时候，人们想到的又多不是扫眉才子薛涛。征歌狎妓，载酒旗亭，看花曲院，跌宕风月，自然是想象者的司空见惯事。那情那景，不说让天下做校勘的学人们说“校书”色变，至少也是有点难堪的。毕竟那妓女脏兮兮的名声远不是暧昧所能言尽，哪朝哪代又敢名正言顺地为其正名呢？但是“女校书”就那样一路抛世故于脑后，还是千百年的叫了下来。李萍香她们也作为“女校书”的后裔，走过了风尘也写进了历史。文化的演变有时就让人捉摸不定，也不管世人情不情愿。其实，今日所喻“女才子”为“女校书”，应者大可不必胆战心惊，闻者也大可不必侧目掩耳，那还是一个女人堆中凤毛麟角的“殊荣”！
也说及我还有一惑，在史上，与“妓”字沾亲带故，又与“书”字风马牛不相及者，除“女校书”外，还有“书寓”之说。千古文章千古事，说文人和妓女的故事，大抵也是千古事中之一页，总是有人乐此不疲，也总是有人聆听传唱。但从“红袖添香夜读书”，似乎又读不出“书寓”那般典雅的字面含义。书寓者当然不指书房、书屋或书斋一类。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不见该词录入，按其使用之历史背景，唯一只有一解，就是“妓院”。
当年，上海英租界的“长三书寓”，总是宾客盈门，日夜欢娱。那进进出出者，当也都是三六九等中可以入流之衣冠楚楚的人士。书寓皆处偏狭曲巷，大门一应或朱漆或黑漆，高宅大户，庭院幽深，断无一般妓院门口之那般张扬和喧闹。这也许是为了迎合“书寓”二字的文静和雅致。“书寓”在本质上与任何形式的“窑子”无异，只是其豪华精致的程度和妓女自身的等级，属妓院中的上乘者而已。拿现在的话讲，“书寓”当享五星级之殊荣。
上海的“长三堂子”就是清朝的青楼或民初的书寓。书寓里的姑娘称女校书或先生，也有称艺妓者。艺妓重在“艺”字，也可以不卖身，而仅以卖笑、卖艺换银子，故其必须懂得琴棋书画。而二流妓院“幺二”和三流妓院“花烟间”的女孩子是不能称作女校书的，故而其必须接客。书寓之于烟花巷中有特别的地位，如“牡丹书寓”、“桃红书寓”和“一品楼书寓”之类，其和曲院秦楼有异曲同工的感觉，多在渲染书寓之华丽、雅趣和浪漫；而所谓的“道德书寓”、“忠孝书寓”一类的称呼，则实在透出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假伪。无论进入何家书寓，如柏杨所说“并不能一进门就登堂入室，必须一个‘茶围’接一个‘茶围’，一直花钱花得该妓女小姐瞧你这个人尚可尚可，表示留宿，你才能下式入幕。”
只是“茶围”热出的氛围是无法弥漫出所谓的道德和忠孝的，“帘轻幕重念勾栏”才是书寓里的主题，不伦不类的道德和忠孝在书寓能值几何？但硬是要进得那书寓里面去，切记要多带些银两，比之一般妓院，书寓是顶级消费的地方。那儿确实不是闹儿玩的！想当年，该是何等让人仰望的杜牧大人，走过浆声灯影的秦淮河畔后，竟也生出了“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慨叹！
看来青楼书寓里的险恶多藏在那些低吟浅唤之不知不觉之中。倘那样，在青楼里不光花了许多的银子，赔了许多的时光，倒还落个连妓人都不屑你的“薄幸名”，那就真谓“掉得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