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藏经洞：敦煌“复活”120年
导读
敦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风云际会，繁盛一时，见证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和广袤辽阔的中亚地区无数的沧桑巨变和盛衰荣辱。当朔风和黄沙蚀尽最后一丝荣光，敦煌也无法逃出盛极而衰的宿命。直到1900年，一个姓王的道士(王圆箓)，一次不经意的行为，让这个荒凉残破沉睡千年的地方,再次汇集了世界的目光。
01王道士与藏经洞的发现
王道士（约1850—1931年），湖北麻城人。在他的童年时代，麻城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刚刚八九岁的王道士为了活命，不得不跟随家人逃荒。1875年以后，他在甘肃西部的肃州（今酒泉）当兵，退伍复员后就地出家当了道士。后来，他离开师傅向西云游，大约在1899年前后来到敦煌，慨然叹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 从此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此时，窟前有3所寺庙，即上、中、下寺，上、中两寺都被西藏的喇嘛占据，人生地不熟的王道士只能在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住下，以化缘募捐、收香火钱、超度亡灵做法事等方式作为生活来源。光绪年间，像王道士这样依附佛教、寄居佛寺的做法，在肃州、敦煌一带是很普遍的。
在当地站稳脚跟后，王道士开始着手改善居住环境。他逐步整修了破损的洞窟，并将其中的一小部分改造成了道教太清宫，使“佛像于焉庄严，洞宇于焉灿烂”。但是，王道士的做法也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洞窟间的隔墙被打通以方便往来，许多佛像也被改造成了道教灵官。
■ 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王圆箓，他也是敦煌学的“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1900年6月22日，对王道士来说，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但对世界文化史来说，却是一个必须铭记的日子。
那天和往常一样，王道士雇人清理积沙，在所剩不多时，忽然听到壁面发出响声，入口附近的壁面随即裂开了一道缝隙。原来，这是常年被积沙壅护的窟壁乍一失去积沙而倾斜龟裂。在王道士的印象中，这个洞窟的墙面应该是山体，不应该是虚空的，怎么会有缝隙呢？他疑惑不解地敲了一下那面墙壁，竟然有空洞的声音传出。
于是，王道士和其中一个杨姓伙计拆除了残垣败壁，里面露出一个土坯垒砌的小门。拆除了土坯，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黑黝黝的复洞，大约几丈见方，里面堆满了无数叠放整齐的白布包，密密麻麻，所剩空间仅能勉强容下2人。
每一布包裹经10卷，从窟底排放到窟顶，又有数不清的佛帧绣像等平铺在白布包之下，另有封藏的许多古物。这个洞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藏经洞（今编第17窟，位于第16窟甬道北壁上），洞内所藏书籍总数约5万卷，被后人称为“敦煌遗书”。
藏经洞的发现在敦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说，王道士在请人清理完16窟甬道的积沙后，雇用书生杨河清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在炎热的夏天，杨河清在16窟甬道内找了个清凉的地方伏案抄经，抄到疲惫或空闲时，就用芨芨草秆点火吸旱烟，为图方便，他总是把燃烧剩下的草秆插入墙缝。某天，他把草秆插入墙缝，谁知越插越深，用手一敲，墙壁竟发出了空声。他立刻告知王道士，并在众人的合力之下，推倒土墙，发现了已封存上千年的藏经洞。
这座蕴藏着中华文明巨大能量的洞窟，包含着5万多件记载着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地志、民俗等14个方面的重要文物资料，文献种类约5000种，堪称是一部中国古代的“大百科全书”。这些资料的时间跨度600多年，历经十六国、北魏、隋、唐、五代、北宋等各代，除汉文以外，还有吐蕃文、回鹘文、突厥文、于阗文、叙利亚文、西夏文和少量的法卢文、梵文、粟特文、蒙古文等十几种文字，有些还是早已消失了的古国“死文字”，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民族、经济、政治、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其丰富的珍贵资料。
■ 位于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上的藏经洞（第17窟）洞口
藏经洞原为一个叫洪辩的名僧的禅房，在他圆寂后，弟子把他生前的禅房改建成了纪念他的影堂。这个纪念洪的影堂是如何成了一座藏有几万卷文书的藏经洞，又为何封闭了上千年？直到今天，藏经洞封洞之谜仍然没有完全解开，成了一桩扑朔迷离的历史悬案。
02稀世文物惨遭劫掠
发现藏经洞后，王道士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他的目的很明确，想引起官老爷的重视，可惜县令不识宝，王道士希望落空。
后来，王道士常常随便拿出几卷写本送人，以显示其“神异”；有时受人之请，送人几卷，焚化冲水，服之治病。后来，他感到有利可图，也常盗卖一些出去。王道士还邀请敦煌一带的士绅们前来观赏。
1902年，汪宗翰出任敦煌县令，因与王道士同为湖北老乡，很快就知道了藏经洞发现一事，王道士还不断地给他选送一些藏经洞的文物。王道士虽读书不多，所选出的文物却不拙劣，但他的鉴赏能力只限于外观和书法两方面，并不看重文物的学术价值。
后来，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绅对藏经洞文物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检查，最后嘱咐王道士，无论如何不能让佛经流落出去，要让这些文物经卷留在洞窟之中。可惜，王道士没听劝，私自携带写经一箱去酒泉，献给安肃道道台廷栋，廷栋不识货，反而埋怨道士所送写本的书法还不如自己。王道士只好沮丧而归。
在嘉峪关税务司有一个比利时人，回国前去看望廷栋，廷栋以王道士所送的写经数卷相赠为礼。路过新疆时，这人又去见长庚将军及当地道台，谈及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情况时，以同样的写经数卷赠送。
就这样，莫高窟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而官僚们对敦煌一事均未重视。
这让一些在中国西北一带活跃的外国探险家和学者闻讯而来。第一个来莫高窟的外国学者是英国探险家、加尔各答大学校长斯坦因，他于1906年6月8日进入中国，聘请了一名来自叶尔羌的湖南人蒋孝琬做助手。蒋孝琬是一个熟读四书五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思维敏捷，能言善辩，曾在衙门任职，可以说是一个既有深厚古文功底，又懂外语，而且对人情世故相当精通的复合型人才。
■ 1907年，斯坦因拍摄的莫高窟第16窟，地面上堆满了他从藏经洞内取出的文书，图右的小门就是17窟——藏经洞。
最后，斯坦因在蒋孝琬的配合下，满心欢喜地用4锭马蹄银（约200两银子）换走了24箱手稿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绘画、绣制品等艺术古物。
斯坦因走后不到一年，法国人伯希和就来了。伯希和是一个精通汉语，熟悉中国古典文献的汉学家。他用了整整3个星期的时间，以每天1000卷的阅读速度，对藏经洞内所有的资料进行了甄选，以500两白银换走了令中国学者痛心疾首的6000多卷藏经洞文物的精品。这一次，藏经洞损失最为惨重。
1909年，伯希和在回国前，将一箱修裱后的敦煌文献在北京六国饭店展览。罗振玉等中国学者见了大吃一惊，“敦煌遗书”的消息到这时才震惊了中国学术界。学者罗振玉等当即上书清政府，要求朝廷立即电令敦煌地方官府封存敦煌古籍、文物，严禁外盗，并要求朝廷立即派人将敦煌藏经洞剩余古籍、文物运往京城收藏。
■ 当年，伯希和借助昏暗的烛光，在藏经洞挑选经书。
1910年，清政府责令学部正式拨款收藏这批文物，命甘肃学台将敦煌藏经洞剩余文物悉数运往北京，委任当时的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检收、督运，并为此拨款6000两白银。这笔拨款被地方官府层层截留，最后用作购买的经费已所剩不多。
各级负责收购经卷的官员也多不用心，王道士曾将一些经卷装在两个木桶中放在佛殿之内，名曰转经筒，敦煌县官府收取藏经洞文物时没有发现，这使日后来的外国人有机可乘，屡次从王道士手中骗走不少经卷。而这些经卷在运送的过程中又疏于管理，风吹雨淋造成了不小的损坏，还被一路大小官员顺手拿走不少。
当车队行至北京打磨厂时，何彦升的儿子何震彝中途将运宝大车截到自己家中。何震彝的岳父、近代声名显赫的大藏书家李盛铎和刘廷琛、方尔谦用了几天时间，翻阅了车上全部的“敦煌遗书”，私自扣下了大量的精品。
为使经卷的数量与从敦煌起运时清点数目相符，负责押送的官员把剩下的经卷一撕为二，上交学部。在经过停置学部期间达官贵人的“精挑细选”后，敦煌文物终于到达目的地——部立京师图书馆，卷数是8697卷。入藏的这批文物与被顺走的相比，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已是“残茶剩羹”了。
1912年1月，日本的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私藏的经卷中挑选了600件精品；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藏经洞，再次买走了经卷600多件，装了满满5大箱。此后，俄国的俄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人从敦煌满载而归。
藏经洞的宝藏在世界各地流散，英、法、俄、日、美、韩等7个国家的藏品数量占总数的五分之三：有1.3万多件在英国图书馆，5700多件在法国国家图书馆，1万多件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而中国仅存2万多件。
03第一个重视莫高窟的是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
应该说，从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到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间的日子里，敦煌石窟的安危完全是听之任之。1921年，莫高窟甚至被当做900余名逃窜入境的白俄残部的羁押所，任其在洞内生火做饭，许多精美的壁画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保存下来，却在这5个多月里被熏得一团漆黑。
1941年中秋节，敦煌莫高窟突然迎来一位客人——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面对“优美异常”“无与伦比”的壁画、彩像及无人管理、修缮，日渐荒凉的莫高窟现状，于右任既兴奋又焦虑。
当时，画家张大千也在莫高窟，他建议国家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建立相关机构管理、保护、收集、整理、发掘、研究和宣扬敦煌文物艺术，由于右任带头促成此事。于老表示赞同，提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聘请张大千为院长，一向闲散惯了的张大千极力推托院长一职。
■ 敦煌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
敦煌一行结束后，于右任沿河西走廊继续考察，沿途演讲内容大多与敦煌有关。在兰州的欢迎会上，于右任强调，“敦煌壁画笔力、笔势真是优美异常，无与伦比，它是东方民族遗留下来的瑰宝，实在有大力研究，妥善保存的必要。”他的多次呼吁在新闻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有了受众支持，舆论造势，于右任回到重庆后，当即向国民政府呈交正式提案：“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提议不久获得通过，教育部因体制等原因，不便设立学院改设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时任教育部美术研究委员会委员常书鸿主要负责筹备工作。
1944年2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教育部任命常书鸿为所长。至此，莫高窟结束了数百年几乎无人看护的状态，正式收归国有，受到政府的保护。此外，在于右任提议下，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来到敦煌莫高窟进行考察和临摹，获得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对保护和宣传敦煌艺术起到了重要作用。
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曾说：“抗日战争紧张的年代，我国画家、历史家、考古学家开始注目于人迹罕见的莫高窟，第一个重视莫高窟的是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突然宣布撤销敦煌研究所，并将莫高窟交与敦煌县政府管辖。这对常书鸿和所有同仁们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如果真的把敦煌艺术研究所交给县里，后果不堪设想。
当年，常书鸿卖掉了西装、皮鞋等几乎所有还算值钱的家当，筹备资金，和儿女一起前往重庆求援（注：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建国后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即后来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在兰州和重庆，常书鸿父女举办的敦煌画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唤起了很多人保护敦煌的呼声。在重庆，常书鸿联络了向达、徐悲鸿、陈寅恪、梁思成等敦煌卫士，在报纸上发表舆论，保卫研究所。
■ 1978年，常书鸿先生在洞窟临摹壁画，他因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等工作，被称作“敦煌的守护神。
几经周折后，常书鸿得到了拜会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的机会。令人惊喜的是，傅斯年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决定恢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纳入中央研究院管辖，同时还解决了经费、编制等等问题。一场大劫难终于平安度过。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次年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1951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仍担任所长。他一生致力于敦煌研究保护，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直到1982年，78岁的常书鸿在领导的关心下，才卸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
04
数字化的新敦煌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3年后，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莫高窟被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了敦煌旅游。莫高窟在迎接新时代的同时，又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如何改变环境、分散人流？既满足观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欣赏与研究，同时也能使得千年瑰宝延续生命，减少损耗，成了当代敦煌人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数字敦煌便因此萌生。所谓“数字敦煌”，是一项敦煌保护的虚拟工程，该工程包括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交互现实三个部分，使敦煌瑰宝数字化，打破时间、空间限制，满足人们游览、欣赏、研究等需求。运用测绘遥感技术，致力将莫高窟外形、洞内雕塑等一切文化遗迹，以毫米的精度虚拟在电脑里，集文化保护、文化教育、文化旅游于一体。
2014年，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成使用，使得莫高窟的开放和旅游模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所有游客必须通过网络形式预约才能正常参观莫高窟；所有游客在实地参观莫高窟之前，必须先在数字展示中心通过两部时长各20分钟的主题电影、球幕电影，提前了解莫高窟的背景知识，身临其境地观看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领略莫高窟博大精深的佛教艺术；然后再乘车抵达莫高窟，根据团队和散客分组后，由讲解员引导按照既定路线进洞窟参观，参观结束后再乘车返回。整个莫高窟参观活动用时将由原来的120分钟延长为150分钟至180分钟，而游客在全部洞窟内的时间将压缩到75分钟，但获取的信息量会大大增加。
■ 2019年，90余幅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流失海外书画文物复制品在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展出吸引民众。这些书画复制品内容选自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包括有唐、五代、北宋敦煌藏经洞的纸本和绢本的书画作品90余幅，作品均为原大小原色复制。
通过这种参观模式，切实缓解莫高窟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实现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目标。正如敦煌研究院前任院长樊锦诗所说的那样：“我们用数字技术很好地实现了文物保护的精确性和完整性，将艺术珍品请出洞窟。数字敦煌，会写进历史。”
此外，“藏经洞文物陈列馆”在藏经洞被发现100年后成立，位于敦煌莫高窟南区北端三清宫内，与闻名中外的藏经洞（第17窟）毗邻。藏经洞陈列馆展示了不少藏经洞精美文物及发现、流散之史实，以昭示后人。
藏经洞文献和文物的发现，被西方人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文化发现之一，这么一大宗文化瑰宝是中国的，当然也是人类的。我们期盼它们能汇聚在一起，重新回到它们的原生地，复活它的历史原貌。目前可以欣慰的是，分藏于各地的文献文物已陆续出齐缩微胶片，以及相关的实物图片大系。
从一次次的浩劫到今天的辉煌，短短百年间，敦煌的研究、发掘、保护历史，也构成了一部新时代民族文化传承的绝佳体现。如今，全新的“丝绸之路”已经开启，站在历史的肩膀上，数字化的现代之路，引领着今天的敦煌，而敦煌的辉煌，也必将延续。如今，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艺术已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