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弄丢了戏曲传统?
当下,中国戏曲在“继承传统”的话语声中,不适当的“创新”正在严重地消解戏曲文化。许多人并不了解中国戏曲(主要以京剧为例)最基本的“传统”有哪些,也未必认真进行过思考与梳理。因而,弄清中国戏曲“传统”、对认识中国戏曲艺术特质,坚守戏曲文化底线,弘扬中国戏曲文化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戏曲十大传统
在罗列“传统”的甲、乙、丙、丁前,有必要对“戏曲传统”这个学术术语做一个合乎逻辑学界定:中国戏曲传统,是指中国戏曲在几百年的实践中积累的、关于创作与表演整个环节中呈现出的并一以贯之、世代相传的艺术形式、表演方式、方法、特点、风格,以及上述种种共同作用体现出的审美表达、美学思想与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称得上是中国戏曲的“传统”:
1、寓教于乐的乐感文化;
2、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
3、“写意主义”的艺术方法;
4、“程式”加“虚拟”的表演体系;
5、多种欣赏艺术呈现的“综合艺术”;
6、演员与人物、观众与剧情不过分追求“感染”的间离性审美;
7、“脸谱化”善恶分明的裸露式主题;
8、不搞悬疑、敞开式明朗化的情节;
9、整台戏“一棵菜”,但又可以“独立出来”某些构成元素(如唱、念、做、打)专注欣赏的个人技术型艺术;
10、具大雅大俗几分拙气的古朴风格。
上述10条中,5—9条是中国戏曲明显区别于西方戏剧的几个主要特征。其中“间离效果”尤为重要,它反映了中国戏曲艺术审美的文化特色,也从侧面再一次印证了中国戏曲艺术主要以娱乐为追求的目的性。而第10条“传统”恐怕是“洋派”理论家们诟病的集中点。即认为中国戏曲土气、俗气,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戏曲语言文理欠通、陈词滥调问题;舞台调度僵化、出入场不合情理的问题;表演不近生活,程式化与夸张的问题;剧情明朗,主题裸露,人物概念等问题。
上述除语言问题在那些未经改编的传统戏里的确存在,其余的看法,只能说明他们不懂中国戏曲,不懂中国戏曲表现的“土”、“俗”,其实是一种拙朴与古老文化表现出的古雅。“古雅美”这一美学概念始自王国维与其“境界”说几乎同时提出的一个审美概念。形成了中国戏曲艺术文化所独有的“面孔”、“模样”、“精神”与“气质”,深深地烙上民族文化的烙印。
消解了戏曲文化的八种“反传统”
“洋派”们的“洋整”越来越严重地消解了戏曲文化,使之面目模糊,不中不西、不伦不类。除去唱腔,活脱脱演出的是话剧。简单归纳,有如下的“反传统”在“创新”幌子下的消解戏曲特质:
1、一本正经,通篇严肃,没有丑行,没有笑声,毫无机趣,科诨绝无;
2、去虚拟表演为现实主义的写实表演;
3、去程式化虚拟化,为实景实物化;
4、伴唱不迭,群歌群舞并重;
5、浮雕式群象造型启幕,雕塑般特写式造型定格落幕;
6、废除上下场,变幕启幕落或转明转暗出入场;
7、设悬疑、下扣子、倒叙法、回忆法;
8、话剧腔调的对白,类似歌剧的唱腔。下面,笔者对其中的主要问题加以评述分析:
此处1—3条是对中国京剧艺术文化特质根本性的消解。在前面十大“传统”中,第一条就阐明了中国戏曲的娱乐性,是中国戏曲功用性中最基本的属性,这使我们看到了众多的生动的丑角形象,也领略中国式的悲剧中喜剧闹剧风格。再看看这几十年来创作的大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为什么没“丑”呢?这是个匪夷所思的问题——“丑”不仅是中国戏剧的传统,也是外国戏剧的传统。例如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有丑行且插科打诨俯首即是。深谙中国戏曲精神文化的剧作家,既应有快乐的戏曲理念,也应有涉笔成趣的本领。
“伴唱不迭、群歌群舞并重”似乎也成为当今京剧惯用的手法。其实仔细考量一下,你的歌有歌剧演员唱得好吗?你的舞又有舞剧演员跳得地道吗?台外伴唱是直接破坏该剧整体的声乐美与完整性,是完全不理解中国戏曲的古朴美而袭用的歌剧做法。这种企图利用听觉冲击、视觉冲击来吸引眼球迎合观众的方式,其实很浅薄,可以说是真正的俗气。
这儿想说一件实例,颇能说明当下戏剧编导在表演方面的倾向性。这就是最近在“空中剧院”演出的《汉苏武》中苏武与胡阿云婚后恩爱抒情性的动作表现。大家知道:中国戏曲在舞台上表演男女情感、爱情时通常的做法并非完全面对、以手搭肩、有距离的假性拥抱式。可在该剧变为电影里的贴胸拥抱式的亲昵表演,并且导演还在电视宣传节目中振振有词:真实地表现了夫妻的情感,让青年观众感到表演真实可信、符合情景、人物、生活。确乎如此,笔者不是假道学,也不是从“风化”角度谈这个问题。但按这个“真实”逻辑要求,那接吻、床戏不也在“真实”范围?难道导演不知道中国戏曲的“真实”、“感染”都严守一个度的。这应当从掩袖饮酒,掩袖哭泣的表演中悟到,否则如果动情到真的“泣不成声”,那后面的唱怎么办呢?
至于4—7条群歌群舞、出入场的问题、故弄玄虚的问题都反映了“洋派”、“时尚派”们的“创新”就是嫁接话剧电影的处理。大家知道中国戏曲——哪怕是公案戏也是不搞悬疑的,不设迷雾的。杀人放火公开进行;坏人出场,大吐坏水;媒婆为钱,直抒胸臆;何况还有一眼可辨忠奸善恶的脸谱。总之中国戏不太注意情节与故事,或者说情节是明朗化的,主要指向的是构成戏曲的基本元素——“唱念做打”等的欣赏。
最近从“空中剧院”看到一出可能是移植于川剧的《巴山秀才》,其结尾处堪称“叫绝”。剧作者追求“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噱头,结果似是“好人”的钦差,愚弄了看戏的所有的观众。最后才知道是个坏家伙!我们编剧定在窃喜他那活脱脱一个“欧·亨利式的结尾”是多么的绝妙。然而这种小说文学电影电视才用的套路,有违中国戏曲什么事都同时说破的传统精神与编剧理念。我猜想原作应当是巴蜀鬼才魏明伦的作品,这一结尾的处理,虽然叫人喷饭,但毕竟还是好手笔,我指的是闪现在整个剧情中的喜剧色彩和让观众看着可乐的机趣,为这几十年新编剧中所少见、仅见。最可喜的是作者有把戏写得好玩的主观自觉。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五四”时期至今,人们对中国这门古老的京剧艺术,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是本着对民族艺术的坚守,在坚守中发展但发展不逸出绳墨;另一方面是在“发展”、“创新”的口号和旗帜下,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以非本民族的戏剧理念、艺术方法、美学思想,把中国戏曲引向“脱中入西”,并进一步“脱旧换新”。我最近翻看的学者黄美序先生的《戏剧的味/道》一书中,作者就把“戏剧现代化”这一说法正面提出并设想出“戏曲与话剧有没有可能融合为一”,发展成一种新的“中国戏剧”。类似这样的想法并非唯一,笔者最近就读到一篇文章,作者也是理直气壮地要创立“现代型戏曲”。因此中国京剧舞台上表现出的种种异化,也就不奇怪了,而这几十年渐变所造成的“艺术后果”与这些“设想”也是越来越近了。
笔者认为:这种以“创新”名义消解戏曲文化基本精神的做法,从大环境看,只会愈演愈烈,在票房压力下,以新的元素吸引青年进剧场则是无法抗拒的原因。因此,无妨按已故作家、戏剧家汪曾祺先生设想办:“大部分演员、大部分剧团原封不动演“传统戏”,另外再建一个大剧院,演出试验性、探索性的剧目。”由是,把那些尤喜“创新”的编、导、演们集中起来,做些试验性工作,看会不会有一种新的戏剧横空出世。
(摘自 《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