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打“人”，万亿商机？
失业的焦虑直到今年5月底才终结——经过朋友牵线，她成为了北京某新媒体平台的兼职撰稿人，每月稿费收入达到了八千元以上，“拿着北上广的劳务，消费三四线的低价”，张平平如今的日子也算轻松。
人才和劳务像滴滴打车一样，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雇佣关系，开始在整个社会大分工体系里自由流动——这就是社会化用工。
2020年的疫情加速了社会化用工的大爆发，帮助品牌商直播带货的网红主播，临时分流到跑腿配送行业的原餐饮从业人员，地产行业自由经纪人的兴起，刷屏朋友圈的保险经纪人等等，疫中陡然崛起，都属于这一范畴。
而在就业压力陡增的新常态下，社会化用工还起到了保增长、稳就业的“蓄水池”作用。
今年5月底，中央政府官员在回答记者问时特意提及，“新业态蓬勃发展，大概能容纳1亿人就业，我们的零工经济大概能够容纳2亿人的就业，这就需要采取更多的，不仅是扶持的，而且是打破那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的政策，让更多的就业岗位成长起来。”
尽管前路辽阔，但诸多法规法律的缺漏与滞后，仍然是这个万亿大市场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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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用工大爆发
相比“新手”张平平，马方已经是社会化用工行业的“老司机”了。
过去三年，他的一周七天，被精准的分割为三个时段，周二周三周四送外卖，周五休息，周六周日周一则是地产经纪人。
2013年，从某三本院校毕业后，他就干起了地产经纪，这是一个完全靠业绩吃饭的行业，“旱就旱死，涝就涝死”，高峰时期，他曾月入5万。
但好日子在2017年317房市限购新政之后戛然而止，房产交易量在随后一年里大降五成。
习惯了自由的马方不愿跳行，但锐减的收入，逼迫他不得不考虑新出路，从2017年底开始，他坚持每周三天送外卖，保底收入在三四千元左右，余下来的三四天，带着客户看房子，“房子一成交，就有大笔进帐”。
与当了一辈子国企工人，追求安稳的父亲不同，马方认为，工作不过是获取收入的方式，“干嘛把自己困死在一个容器里呢？”
和马方一样抱有类似心态的年轻人不是少数。
“我们现在的劳动者就业方式会越来越多元，传统的雇佣方式并不是劳动者获取报酬的唯一方式，劳动者可以充分利用他的人力资本变现，另一方面，劳动者对工作的诉求不再是获取固定工作，更为偏爱个人时间的自主性，以及工作和家庭、健康的平衡。”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赵磊对此总结。
在他看来，社会化用工的大爆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多因素合力加持的效果，除了劳动者心态的变化外，其推动力还来自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岗分离的可能性——今年新冠疫情期间，远程办公兴起，就是对传统雇佣关系的解构，企业特定岗位的职责可以分解为一个个独立的工作任务，以更低成本外包出去。
企业拥抱社会化用工的原动力则来自降本增效——撬动外部资源，获取新增量，降低用工成本等等，比如品牌与外部网红主播合作获客引流就是如此。
疫情则加速了这一进程——疫情期间，餐饮企业停工停产，而生鲜电商需求暴涨，吸纳了不少餐饮用工，就是例证。
中国劳动学会会长、人社部原副部长杨志明会长则洞察了社会化用工稳就业保增长的价值。
2020年，中国城镇失业率一度达到6.2%的高位，为2015年以来新高——力保9亿劳动者就业吃饭，成为了六保之首，社会化用工上位成保居民就业的新增量。
今年3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认定的16个新职业中，网络营销师、外卖配送小哥、装配式施工员（农民工）等，均登上国家职业大典。
四个月后，发改委等13部门发文——《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亦公开点赞社会化用工。
在诸多行业人士看来，中国的社会化用工开始爆发但远未触顶——中国社会化用工在人力资源总量的占比仅为9%，而日本占比42%，美国紧随其后占比32%，起码还有两三倍的提升空间。
“中国就业正在进入二元时代，标准用工和社会化用工并存”，杨志明认定。
但在法规完善上，目前社会化员工亦有诸多灰色地带。比如，中国的社保体系主要基于传统的劳动关系，社会化就业人员的保障体系如何覆盖并无定论。
这也是马方的担忧之处，身为自由经纪人和兼职外卖员，他目前并没有缴纳五险一金，这也意味着在一线城市丧失了购房购车资格，“这是我的心结”。
杨志明虽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他依然不改乐观看法，“先发展后规范，以规范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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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机与痛
为了厘清社会化用工的现状，今年2月，用友薪福社联手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发起了调研，并在9月底发布了《社会化用工研究报告》。
用友社会化用工研究院院长杨锴发现，企业对于社会化用工的拥抱，通常基于如下几种考量。
第一推动力是匹配弹性化用工需求，周期性用工需求强烈的企业和行业尤为明显。比如地产行业售楼处人员，大多来自第三方的地产代理公司，而非地产商自有员工，开售时销售人员招之即来，项目完结后挥之即去。
第二推动力则是降低企业人力成本、降低用工风险。比如文娱行业，有些影视公司一年只做一部戏，没必要长期雇佣专门的职能人员，外包可以降低成本。
第三，提高生产效率，比如把很多细分工作拆分给更为专业的第三方，而非内部大包大揽等。
第四，获取外部资源，典型代表如直播带货——品牌商借用网红、主播的影响力，获客引流，提升销量等。
某小家电品牌副总裁告诉《财经故事荟》，今年疫情之后，公司的线上销量占比，从去年的两成提升到四成左右，但公司电商部门员工并未增加，获客主要依赖外部网红，合作主播数量超过了30名，“最好的主播肯定都是自己干，不会到公司打工，我们干嘛要自己招人干呢，效果也不一定更好？！”
今年7月，人社部等发布的9个新职业中，“直播销售员”、“互联网信息审核员”在列。据专业机构数据显示，互联网/电商、金融、新制造、信息科技、新零售等新经济领域，2018年占全国社会化用工人数增量的52.4%，预计在2019-2023年有望提升至64.7%。
而从整体来看，适合社会化用工的人才，呈现两极化分布——一种是非核心岗位，比如物业公司保洁，比如很多IT公司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测试岗位，内容平台的审核岗位等，外包可以减少企业管理冗余。
另一种，则是核心高端岗位，典型如影视行业的明星，直播带货的网红，以及多点执业的医生等等，后者具有高度的话语权，于他们来说，在全社会中持续配置最优资源，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莫妮卡就是之一，她既是某头部电商平台的专职运营，也是小红书等平台的时尚KOL，“现在做KOL一个月收入在两三万左右，比工资收入还高”。
尽管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拥抱社会化用工，但在落地过程中，亦遭遇了普遍性的痛点——比如社会化用工方案如何与传统企业人事制度结合，如何对外包工作精准量化合理定价，以及合规性管理难题等。
杨锴就曾碰到一个典型案例。某全民地产营销平台已经搭建了三四年，也聚集了不少自由经纪人。
但由于法律关系、财务制度理不清，导致佣金发放一直很滞后，承诺三个月付款经常延迟半年还没兑现。
拖到最后，项目公司建议经纪人自己找来发票，通过报销的方式支付佣金，导致经纪人怨声载道，集体流失。
就目前来看，互联网企业在社会化用工上的探索更为积极，但在合规性上往往存在瑕疵，“处于裸奔状态，或者灰色地带”；而传统企业的短板则在于社会化用工的管理效率上，如何实现社会用工和传统用工体系的融合。
总之，在杨锴看来，如何适应标准劳动关系与社会化用工并存的混合新业态，是所有企业面临的共性挑战，“这不仅仅关涉到人力资源，也涉及企业业务和运营战略”，滴滴、美团、快递行业、直播带货等，都是直接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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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大赛道
社会化用工，堪称共享经济的最高形态——让人力资源突破企业组织的边界，实现了社会化的高效配置和自由流动，这一领域，到底存在哪些商机，会不会出现类似滴滴一样的巨头？
亿欧发布的《2020年灵活用工行业研究报告》预计，2020年国内社会化用工市场规模大概7258.2亿元。
目前来看，入场掘金的企业可以笼统分为两类。
一类从C端（人才端）切入。
比如国内外各种自由职业平台，2018年于纳斯达克上市的Upwork是其中的佼佼者，为企业提供雇佣、管理和支付服务，为自由职业者提供工作机会、追踪计费工时以及雇主沟通等服务，而后针对服务项目收取各种费用。
作为全球最大的综合类自由职业者平台，其注册用户早就迈过千万大关，2019年营收超过3亿美金，目前市值高达24亿美元——自美国疫情爆发以来，Upwork的价值凸显，市值也翻了一倍。
另一类则从B端入手。要么从单个环节切入，比如为企业提供人员招募外包、任务管理外包等标准化的服务，其服务客户通常是小微型企业；要么提供软硬一体化的综合服务，比如用友薪福社，其定位于社会化用工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
用友薪福社本身也是社会化用工的实践者，其通过企业人脉关系深厚的外部合伙人获客，“To B 客户还是比较集中的，多在一二线城市，我们有500个外部合伙人，就能实现比较全面的覆盖了。”
其客户以大中型企业为主，后者业务关系通常更为复杂，定制化需求程度更高。
因此，用友薪福社既提供通用的标准产品，也有细分的行业解决方案，甚至个性化的定制方案，如此一来，就意味着必须洞察行业，这也是其成立专门的研究院，并发布相关行业报告的原因。
“这个行业比较新，还有很多未解之题，我们必须先自己搞明白了”，杨锴说。
此外，用友薪福社作为用友集团旗下企业，To B基因浓厚，集团的云服务、软件服务等，可以与薪福社的服务搭配，提供一揽子的整体解决方案，也能为其引流获客。
“企业服务是不能有短板的”，杨锴告诉《财经故事荟》，“必须面面俱到，对于企业来说，一揽子的方案，相比多方采购的集成方案，友好度整体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