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天下无可责之民”（外二题）

《云中锦书：历代尺牍小品》，崇文书局。

“天下无可责之民”

稷观天下无可责之民，或恶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风俗使然。治得其情，虽至恶可使迁善，虽至薄可使归厚；治失其道，则反。是乃以民辞，吁，何辜邪！（丰稷《上张虞部书 》）

丰稷字相之，宋徽宗时官至御史中丞，以为官廉明、敢于直言著称，因得罪权臣蔡京而受到排挤，本传见《宋史》卷321。丰稷认为，国家治理得好不好，责任在统治者。统治者治国有方，措施得当，社会风气良好，即使是罪大恶极的人，也会转变成为好人。如果一个社会政治腐败，歪风邪气盛行，什么事情都搞得一团糟，那么，首先应该反省的就是统治者，而不能借口百姓刁钻，难于治理，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百姓是无辜的，国家管理得不好，完全是统治者无能的表现。丰稷的观点，大概是受了韩非的影响。《韩非子·外储说右下》：“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同篇又说：“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王应麟《困学纪闻》认为这些话说得很有道理，“斯言不可以韩非废”。中国传统社会强调以道德伦理来调节人际关系，重德治而轻法治，官吏的言行举止往往起到“榜样”“模范”的作用，韩非主张“治吏不治民”，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辽宁教育出版社。

“个人崇拜”起源于原始巫术

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朱右曾辑录、王国维校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黄帝是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原始部落联盟的首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为上限，因此，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而受到后人膜拜。从《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对黄帝的个人崇拜在黄帝“登仙”之后就开始了。张华《博物志·史补》也有类似的记述：“黄帝登仙，其臣左彻者削木像黄帝，帅诸侯以朝之。七年不还，左彻乃立颛顼。左彻亦仙去也。”可见，那时候的人们是相信“灵魂不灭”的。左彻用木头做了一个黄帝的人像，等待黄帝“还魂”，但是整整等了七年，还不见有什么动静，于是左彻就立颛顼为黄帝的接班人。接班人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左彻也就放心地“仙去”了。J.G.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指出，原始社会的巫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模拟巫术”，其原则是“相似律”，就是试图通过模仿达到某种目的；另一种是“接触巫术”，其原则是“接触律”，人们相信，只要某个人接触过某样物体，就能通过这一物体对他本人施加影响。对黄帝木像的膜拜，无疑属于典型的“模拟巫术”。孔夫子说“祭神如神在”，那么，祭木像则如黄帝在了，拜黄帝的木像，就等于拜黄帝本人，黄帝一定会神佑他的子民的。巫术是蒙昧时代的产物，是一种荒唐谬误的行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似乎也还有人相信这一套法术，如果他不是在走形式，那就未免有居心叵测的嫌疑了。

《庄子注疏》，中华书局。

窃国者为诸侯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庄周《庄子·胠篋》）

庄子主张绝圣弃智，以求天下大治，这是消极的思想，但他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实在是言人之所未言，鞭辟入里。这个论断由小偷的比喻引申而来。人们为了防备盗贼，给箱子捆上绳子，给柜子锁上锁头，不料小偷把整个箱子、柜子都搬走了，绳子和锁头反倒帮了小偷的忙，他还怕你捆得不够结实、锁得不够牢固呢。圣人为了治理国家，发明了礼法制度、仁义道德，诸侯不但垄断了国家权力，还利用礼法制度、仁义道德来粉饰暴政，国家是箱子、柜子，礼法制度、仁义道德就是绳子、锁头。窃钩者是小偷，诸侯则是大盗，只不过披了一层“仁义”的外衣，使其掠夺行径显得格外堂皇而已。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在《权力与繁荣》书中，也以小偷为例，说明专制者“仁政”的本质：一个小偷认为他对整个社会的损害是微小的，所以会接二连三地流窜作案；但如果一大群小偷聚集在一起，结成匪帮，并垄断了某一区域的掠夺权，他们就不会竭泽焚薮，而是有所控制，给人们以喘息的机会，以便攫取更大的利益。小偷是到处搜寻猎物的狼，作为匪帮头目的专制者则是牧场主，他保护奶牛无非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