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不弃

每棵草都有自己的名字，有人不识而已。

清理抽屉，剔除旧物，发现有一张庹继光老师的名片，他是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2021年1月18日上午，竟从学校里一幢楼的10层纵身一跃，结束了不到50岁的生命，由此成为一时焦点。庹老师是我所在杂志的作者，某年在华南师大开会，分在同一小组得以谋面，闲聊几句、客套一番而已。他的死与拆迁有关，而他本就是一位律师。遂将名片留下，且作纪念。

2021年4月6日，王良贵先生去世，其生前曾任《美术报》副刊编辑。生于人文渊薮的科甲之乡，但其学历并不高，且为工科。他还是位诗人，有着诗人风度画家心，未承想名贵人不寿，未及知命之年。与之不曾谋面，有过约稿内容的书信往还，他的名片大概就是这样到的我手，而信件早已不知所踪。之后几任编辑，皆与我保持着联系，我则一直供稿至今。

降大任先生名片上的电话号码，还是六位数字。其为山西文化界的名流，完全可以不要名片。2018年12月5日去世，之前两个月曾到省人民医院探视，其正在化疗。除却带去一些吃喝，还揣着一本新近出版的《山西史纲》增订本，有意签名留念。但临了也未敢将书掏出，恐其嘀咕：平时给过你书，也没签名一说，见我病重不行了才讨我笔迹，什么意思？

同样，高增德先生也是张老名片。高先生2017年5月3日去世，所患阿尔茨海默病，即老年痴呆症。至“速朽斋”探望时，见其低头抑郁，神情呆滞，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爽朗乐观。将杂志一页一页撕下，再一页一页粘合，日复一日。高先生是位期刊人，为《晋阳学刊》创办人。

还有一张是翟晓明先生的，背面标有“2001年10月19日去世，45岁”字样。翟先生编辑“金沙棘丛书”，我也被收录其中，且担任封面设计。去世前几日，因书事小聚，记得是在迎泽街上的“小肥羊”，拆螃蟹，喝黄酒，席间点了内蒙民歌。生前他是《山西老年》杂志的编辑，好杂文，《古文观止》是枕边书。

还有一张是杨淼先生的。2006年8月27日因车祸而气不复阳，生前是四川新华书店集团老总王庆的秘书，重庆回成都的高速路上遭遇不幸。8月5日，还与之在京参加会议，才举过杯，并相约9月16日在太原的中国图书商报通联会上再饮，顺道参观平遥国际摄影节。昨夜风力近照横，吹折街南卖酒旗，世事无常，不过尔尔。

此类名片缯起来，竟能成摞。另外的三张，一张是广西区新华书店何坚的，一张是太原市方志办田和光的，皆与我同龄，属英年早逝；成都也有忙碌之人，《四川新书报》主编仰国伦，身有残疾，办公地点在东玉龙街，健谈。后来遇到他们同单位的后生，均未听说有过这样的前辈。流水十年，空无一人，故纸堆里的故人，已然聋的传人。

博客时代已去，不时清理僵尸好友，但留下了杨栋先生的“梨花村”。治得了病，救不了命，其去世于2019年5月24日，最后一次发文则在4月11日。与之交往有年，我那时二十来岁，他三十出头，我是编辑，他是作者，他出版过的所有书籍，都曾寄赠给我，其中还有一些毛边本。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他能届届参加，我则琐务缠身，不曾赴会。几年前的山西作代会上，他抓拍的一张照片，我使用至今。他在沁源有藏书楼“梨花村”，爽约未成行，终归遗憾，有当地朋友说仍可前往，我则不以为然，物是人非，难免伤感。

微信好友，日积月累，不觉超过三千，哪里是好友，有的甚至不相识。有人没了命，有人没了家，有人没了记性，其中的一些故人，或许永远滞留在了那里。肖东发老师于杂志创刊时即是作者，某年趋前约稿，正当风和日丽天，遂引我燕园闲步。杂林疏朗，石上小憩，掌故拈来，如数家珍，北大新生入学，第一堂公开课即由肖老师开讲，而此课曾是侯仁之先生的专属。2016年4月15日其因心脏病突发，海南去世，4月21日在八宝山举行告别式，我代表杂志社匍匐前就。一个人死了，魂魄尚未散尽，默然飘在空中，看大家一边守灵，一边回顾生平，听起来顺耳，定是耳朵出了问题。葬仪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些定也看到了。杂志社编的一套丛书中有肖老师一辑，尚在校订中，未及见成品，落憾不已。

斯人已逝，不过各自领得路引，先行一步矣。自己也已半生落魄成翁，渭北春树，江东暮云，怀旧的未来，会越发的多，所谓记录，莫非就是用来打破的。趋新尚变年代，人生靠着不断遗忘，才容易活得不累，前尘历历在目，记忆并未远去，只是躲进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