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
作者：吉建军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经历了一次“井喷”，这个时期是中国作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取得成绩较为可观的阶段。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井喷式的发展迹象在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拉开帷幕，并直接影响和成就了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空前繁荣”。所以，70年代末的文学是80年代文学发展的发端，应该作为同一文学现象进行研究。
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显示出潮流的特征，各个流派百家争鸣，先后或者同时涌现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现代派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和“新写实文学”等流派。
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直接起缘于上山下乡运动，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
1977年10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问题座谈会，会上对沉闷的创作现状进行了分析，表达了创作要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强烈愿望。在这样的倡导下，11月份的《人民文学》便发表了刘心武的这篇短篇小说《班主任》。小说拉开了人们回顾苦难的序幕，这是新时期文学第一次揭露出“文革”中推行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而这种揭露在之前的创作中，一直被视为畏途。
以此为先导，之后便陆续有一些同样题材的作品出现。《班主任》拉开了回顾历史伤痕的序幕，并使作家刘心武一举成名。
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王宗汉《高洁的青松》、吴强的《灵魂的搏斗》、陆文夫的《献身》、孔捷生的《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伤痕文学”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时代价值。它冲破了“极左”文艺思想的种种清规戒律，冲破了一个个现实题材的创作禁区，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其中表现出呼唤人性、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等人道主义色彩，都是可圈可点的。
但是，“伤痕文学”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它不可能走得太远。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显得十分幼稚。另外，作者们关注现实的责任感和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使得他们会抑制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开始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难免归于肤浅。
“伤痕文学”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中，作者虽然表现出了难得的悲剧意识，而其悲剧精神也流于形式。比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然而造化弄人，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小说的悲剧色彩在此情节中达到了高潮，但过分的偶然性因素无疑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而结尾的“喜剧化”更让作品的深度受到严重的削弱：“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这种明显的人为雕刻的痕迹严重淡化了作品的悲剧效果。
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伤痕文学”的最大价值所在，是起到了文革“假、大、空”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八十年代初的“改革文学”
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未来的种种思考和设想。这就是风靡一时的“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的关注点侧重反映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所爆发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面临的困境和艰难以及这种困境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创作方法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人物形象的塑造。
“改革文学”的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1979年，蒋子龙发表了其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这部作品揭示了新时期经济改革中的种种矛盾，剖析了不同人物的复杂的灵魂，塑造了一位敢于向不正之风挑战、勇于承担革命重任、具有开拓精神的改革者的形象。作品较早地把注意力由揭露“四人帮”造成的创伤转向社会现实，表达了当时人民渴望变革的迫切要求，因而获得了普遍赞誉。这是“改革文学”的第一阶段。
1981年年底，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问世，标志着“改革文学”进入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是农村题材作品最活跃的时代，因为改革发端于农村，农村的改革现状吸引了大量作者的目光。这一阶段的作品主要关注改革对整个社会尤其是人的思想、道德、伦理观念带来的变化。影响较大的有长篇小说苏叔阳的《故土》、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柯云路的《新星》及中篇小说矫健的《老人仓》、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张炜《秋天的愤怒》、贾平凹的《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等。
纵观农村题材的“改革文学”可以发现，初期作品往往是简单的“一片光明”，随后一些作家开始致力于揭示农村改革中所受阻力并剖析其产生的原因，一些优秀之作甚至触及到在改革中发生变异的中国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层面。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以农村青年高加林的悲剧，深刻地写出了商品经济对传统农村文化的冲击；何士光的《乡场上》讲述了不再靠借贷度日的农民冯幺爸，终于挺直了弯了多年的脊梁；张一弓的《黑娃照像》表现了具备了一定经济能力的农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改革的阻力则不仅来自于国家政体的一些弊端，农民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下自身形成的顽固惰性也是阻碍改革的重要原因，如《腊月·正月》中描述了乡儒韩玄子对“致富”后的王才不可理喻的百般刁难——前者与后者从前并无任何矛盾，韩玄子刁难后者表面上看来只是出于对“奸商”发财的不满与嫉妒，对自己地位受到侵犯的担忧而已，但实际上则反映出中国长期以来宗法制社会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心理，在面对新的社会体制时因感受到强烈的冲击。这类作品仍然沿袭了“喜剧化”的结局这个大的思路，与“伤痕文学”的创作路数趋于雷同。
1985年以后，“改革文学”在题材、视角上更加多元化，初期的理想主义色彩逐渐淡化，作为一种新思潮、新现象的“改革文学”已经结束。但是，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仍层出不穷。
“寻根文学”和其他
由于前期的积淀，1985年前后，中国文坛呈现出一种不安分的繁荣景象。这时期是各个文学流派异常活跃的时期。从1985年前后的“寻根文学”开始，与之同时流行的还有纪实文学、“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也称实验小说）以及“新写实小说”。
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包括李锐的《厚土》系列、莫言的《红高粱》系列、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郑义的《老井》、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王安忆的《小鲍庄》、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
值得关注的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李锐的《厚土》系列成为这个时代寻根文学的经典之作。在“寻根文学”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在沉寂了近20年之后，终于在80年代中期又开始在文坛刮起一股旋风。“山药蛋派”以山西作家为主，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称“西李马胡孙”），包括河北的贾大山和赵新，他们都是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其作品因循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的“山药蛋”风格，在“寻根文学”中独树一帜。这一时期也被称为“晋军崛起”时期，成一、李锐、张石山、王祥夫、曹乃谦等一批实力派作家，长、中、短篇小说并举，他们起步、成熟于短篇小说，创作了一大批思想新锐、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成为那一时期的经典。
另外，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也是这一时期“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莫言1981年开始小说创作，发表处女作《春夜雨霏霏》；1985年发表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文坛关注；1986年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反响强烈。《红高粱》系列成为当时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品，可谓是实至名归。
《红高粱》的精神主体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对带着原始野性、质朴强悍的生命力的赞美，对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这种生命意识使那个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红高粱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总体象征。它可以称之为《红高粱》的“生命图腾”。小说中的红高粱决不仅仅是一种植物，更是一种生命。与赋予红高粱伟大的生命相对应，作品中那些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壮活剧的英雄，也总是伴随着红高粱，或者与红高粱融为一体。余占鳌和戴凤莲是在高粱地里完成了神圣的结合，戴凤莲又是在高粱地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小说把她30年的生活比作“红高粱般充实”。余大牙带着高密东北乡人应有的英雄气概坦然赴死的时候，放声高唱的是“高粱红了”，任副官在枪声中、子弹下坦然前行的时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调也是“高粱红了”。在这种描写中，人与高粱获得了同一种品格。
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开始，作家对“人”的自觉意识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在作品中力图解放“人”的生命与价值，但一些作家却发觉即使抛开暂时的政治、道德因素，人也不可能像动物那样，进入绝对自由的生存空间。一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人类，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模式，这就是“文化”。许多作家希望能够从民族文化心理层面上把握本民族成员理解事物的方式。
“寻根派”的文学主张就是这种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寻根派”希望能从中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在他们看来，以“世界文学”的视镜从中国文化寻找有生命力的东西，应该是中国文学更为可行之路。
寻根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作家在创作中独立提出的思考和实践，是一种对文化的敬畏和回归。作家们试图从传统文化心理、性格上推进“反思文学”的深化，并发掘、重构民族文化精神，以此作为文学发展的根基。从根本上说，“寻根文学”是改革开放之后东西方当代文化交流中产生的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寻根文学”之后，与世界文学的接轨逐渐常态化，各种文学流派大行其道，包括之后兴起的“纪实文学”“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以及“新写实小说”，都是在寻根文学的基础上延伸和派生出来的。
文学在8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占据了一个耀眼的位置，在思想解放的汹涌潮流中，扮演了一个“启蒙者”的重要角色。那个时代是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文学不仅具有文学文本价值，还具有政治、思想、文化等多维的价值，在文学的背后，隐含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意识形态。
原文作者：吉建军
编辑整理：华州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