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中或将褪尽的华州“农耕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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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将褪尽的华州“农耕文明”
作者 刘正军
上世纪40年代后期，我出生于华县赤水镇辛村常家，从此在这里成长，对这里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感——爱这里的小溪、河流、道路、田野、村舍、树木、飞鸟、鱼虫、芦苇荡、芋子林乃至一草一木，更爱这里的乡亲。长大后在外地读书或工作，但周六总要回家——就连父母去世后亦是如此；也曾尽自己所能，为村里办了一些事情。因为我总觉得，这里是我的故乡，有我的家，有我的根，承载着我太多的记忆，饱含着我满满的乡愁；城里的单元房虽好，但只是房子——属钢筋水泥丛林的一隅，只有外壳，没有内涵，不是家！——不信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有哪个人曾把自己在城里住过的小区或房子，当成故乡当成家了？
我家的老屋（1995年5月摄）
家是什么？在我的意识里，家就是儿时住过的那个老屋，就是屋前的那个碌碡，就是屋后的那个柴垛，就是屋顶的那缕炊烟；就是屋内的热炕、爷爷的牛跟头、奶奶的纺线车、爸爸的旧三弦、妈妈的织布机、我的小铁环，以及爷爷牛跟头上那个明亮的小铜环；就是灶房里的灶台、风箱、恶水（泔水）盆，量麦子的升子、斗，装辣子面的瓦罐，簸苞谷糁的簸箕；就是茅房里的那棵椿树，就是椿树干上趴着的那只知了，就是椿树冠上挂着的那个鸟巢；就是后墙外面的那个水濠，就是水濠里传出的那些蛙鸣，就是水濠上方飞来飞去的那些蜻蜓；就是过年时挂在墙上供祭拜的那副“神轴子”，就是香炉上方飘拂着的那几丝青烟，就是爸爸给送我的那一串鞭炮，就是鱼贯而入鱼贯而出来我家磕头拜年的那些小伙子；就是端着耀州老碗圪蹴在村套子边吃繎面边谝闲传的那些乡亲……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就是长眠着先祖的那片墓地。
前几年听说因为“城镇化”，政府要让村民搬进高楼大厦，然后把村庄夷为平地重新开发。也有资料显示，在“城镇化”大潮推动下，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正在以每天消失80—100个自然村的速度，把许多人的乡村记忆连根拔掉；在城市繁荣之后，将乡村落寞抛给留守者，留下一个家园不再的时代慨叹。听了这些传闻，看了这些资料，我非常震惊！——一种家园将逝的恐慌沉重地向我袭来：难道我的村庄，也要像其它千万个村庄一样，从此走向消亡了吗？
记不清是哪位达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村庄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营养的多少，整体机能的健康等等，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的身体健康度、情感丰富度与智慧高低度。我暗自思忖：难道“城镇化”就非得要残忍地割掉为我们民族孕育过一代又一代子孙的子宫吗？就非得要消灭掉数千年来农耕文化造就的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村庄模式吗？就非得让成千上万从村庄走出的人们，从此失去精神家园，成为没有故乡、没有家、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指引和灵魂归宿地的天涯游子吗？果真如此，那我宁愿要我的小村庄，也绝不要那个“城镇化”！因为我觉得，没有故乡、没有根的人，犹如一叶浮萍，终生都在水面飘荡；又如一个游子，总是在漂泊中生活！——他们是无家可归的人、非常凄悲的人！而我，绝不愿成为那样的人！
总而言之，对故乡的那种热爱、牵挂和眷恋，是我一生都抹不掉的情愫。在我心中，无论故乡是富裕还是贫穷，是发达还是破败，也无论在城镇化进程中是存在还是消亡，它都将存留于我的心底，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如今我老了，恋乡之情愈发强烈——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也无论这些地方多么富有、多么繁华，我都不会有丝毫留恋，因为我的心在故乡，在我成长的那个村庄，在我出生的那间老屋。只有躺在老屋里的那个热炕上，我心才会安宁；拟或是老屋没有了，但只有躺在老屋旧址上新建的那座新宅里（里面依然有热炕），才会有“回家了”的感觉。我们是汉人，崇尚的是农耕文化，依附的是一个固定的家。
我村的孩子们（2014年7月10日摄）左起：刘浩楠、杨豆豆、余非凡、杨宗琪、马侯哲
有道是落叶归根——这是费孝通先生主张的乡村模式的良性循环。它是一种眷恋，一种愿望，一种期盼，一种情愫！——人活一世，在终了之时，总不能把心留在外面，听任它成为一个漂泊的幽灵；只有把它掬在手心，安放到自己生命诞生的这块地方，才会回归安详和平静。也许会有人说，这是农民意识、俗人心态，缺少胸怀天下的浩然大气——岂不闻“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云云。但我要说的是——从本质上讲，我不仅是个农民，更是个俗人，且如贾平凹所言，如同乌鸡一般，是乌到骨子里了；何况环顾四周，我不禁茫然：谁是雅人呢？世上有几个雅人呢？一些自诩为雅的人，不过是用雅的外壳，包装了自己的俗心而已；更何况尚有不少达人认为，正是农民的这种“劣根性”，才使得我们的民族自性、独特的生命方式和情感方式等等，现在能多少得以保留——而这，反倒是难能可贵的！
但愿我的村庄，在城镇化的大潮中不会沦为废墟。更愿我的村庄，在城镇化的大潮中不会逐渐消失！
啊！辛村！我的村庄！——我永远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