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人的华县电信局——我所经历的华县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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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电信岗位，迎接华县解放
作者 宋克敏
1949年春，随着荔北战役的节节胜利，渭北各县相继解放。二三月间，人民解放军已推进到渭河北岸，与华县隔河相望，下庙、毕家、侯坊沿河一带，国民党重兵把守，封锁渡口，中断交通，形势日紧一日。
至四月份，华县城乡，市面开始混乱，法币、金元券、关金券彻底贬值，变成废纸，无人使用。商品交易，五花八门，用什么货币都有，有用制钱的，有用铜板的，有用银元的，也有以物易物的，最多的是用粮食交换。如买100斤煤要多少麦子，买1斤食油要多少麦子等。
华县电信局也采用了这种办法，如发一个30余字的电报，须付小麦60斤(每字约2斤小麦)。当时，西关街曾发生了警察抢金店事件，弄得百业萧条，人心惶惶，机关关门，店铺停业，有钱有势的人，多已逃之夭夭。我所在的华县电信局共5人，局长先逃往省城西安，两个话务员都借故逃回家，只剩我和线务员付宝成。付是归西安管的线路维护人员，住在城郊杜家堡。同院邮局的人也都跑光了，实际上，两局一个大院，只剩下我一人了。
1986年底修建的华县“邮电局”综合大楼
那时通讯机械、设备还保存完好。通讯正常，和西安、渭南、潼关等地尚能通话。在逃跑过程中，一个西安籍的话务员，曾提出要带走载波机上当时最珍贵的通讯器材“电线圈”，他说不然到省局不好报到，怕人家不收留他。我想，去掉“电线圈”，线路就不通了，解放军来了我如何交待？于是坚决反对，并说“不然你就留下别走”。他扭不过我，跑回去了。就这样，保证了电话畅通。
从4月28日人员跑光，到5月23日华县解放，共25天，我一人日夜守护机台，尽管吃喝困难，一时也不敢离开。好在线路畅通，有时卖个零星电话，挣得几个铜板，让附近的麻子饭店送碗面条和饼子来，尚能勉强维持生活。记得一天国民党华县自卫团副团长申定远(解放后始知申是地下党员，华县人民政府成立后曾任县大队大队长，不久调任商洛军分区参谋长)来局询问，给他在南京上学的儿子发个电报行不行，我说：“可以，还通着哩！”他将电稿拟好，问我多少钱，我随口回答：“一块银元。”他说：“没有银元，给60斤麦子行吗？”我说：“也行。”一会儿，他的勤务兵就把麦子送来了。我把这60斤麦子存到隔壁老雷家馍铺，每天在那里取2斤馍，生活暂时没有问题。临近解放那几天，形势更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家家关门闭户，连麻子饭店和老岳家茶炉都停业了，好在老雷家馍铺仍照常供馍。可是一连几天不吃盐，不吃菜，不喝汤水，那怎能行？一天，西门口进来一个卖杏的，我出去一看，熟透的大接杏，又黄又软，尝了一个，酸甜可口，既解渴又入味，大有“青梅止渴”之叹。搞好价钱，就买了一大筐。记得很便宜，我卖电话的钱还没用完。就这样，我每天吃点馍，吃几个杏儿，凑合度日。白天把大门关得紧紧的，晚上将临街窗户用块床板堵严，谁叫也不开大门。
熬到5月23日，传说当天要解放哩，但一直等到中午，还没见一点动静。到下午二三点时，忽听有人喊：“解放军来啦，快开门欢迎！”我即开了大门，在门口等待。不一会，见西城门进来一伙人，约有20多个，衣着不一，什么都有，有像工人，有像农民，还有几个穿灰布军装戴八角帽的。他们多是扛着步枪，也有背手枪的，为首的一人是年岁稍长者，约有40岁左右，骑一头小毛驴，由大伙簇拥前行。进了西门，这伙人高呼：“华县解放啦！华县解放啦！”据说，这位骑驴者，就是解放后任华县检察长的朱怀玉同志。（朱怀玉等老区同志是于5月24日由县委书记刘耀明率领进入华县城的。）
当天下午，“地方老汉”在街上敲锣高喊：“每户一人到商会开会啦！”我听到后，因看守总机，不能前往，即电话通知住在杜家堡的付宝成前去听听，他有些害怕，不愿参加。我说：“不要紧，城内可热闹啦，人都出门了，满街都是人，你怕什么？”他有心叫我前去，可他不会收发电报，不会记录电话，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约一个小时后，他开会回来，一进门就喊：“有办法啦，有办法啦！”没见过他那股高兴劲儿，高兴地说：“生活问题解决了，解放军给咱俩每人发了60斤麦子，叫马上去仓库里推。开会的解放军一位叫王平凡，一位叫王岗，态度可好啦。讲了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布我们当家作主人啦。对咱们实行三原政策，就是原职、原薪、原封不动，该干啥还干啥，政府发给口粮。”
第二天，一位姓何的陕北老革命来局和我谈话，不知名字，他说叫他老何就行了。这人后来调任瓜坡区区长。老何谈话内容主要有两点：(1)指令由我负责保护好机器设备，保证电话畅通，正常开展业务，设法通知逃跑人员立即返局；(2)把大门口墙上书写的反动标语铲掉。这两点，我都照办了。
至此，我内心感到：把一个完整的电信局亲手交给了共产党，安然自得。几天后，组织上派来了正式军代表史家瑞同志，领导整顿，展开了正常的工作。
原文来源：华县文史资料·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