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体文知多少
骈体文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体，它是从古代文学中的一种修辞手法逐渐发展形成的。从实际看，它并不与诗歌、辞赋、小说，戏曲等一样是一种文学体裁，而是与散体文区别的一种不同表达方式。但由于它本身具有一定的格式和特点，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观象，所以一般也都把它看做是中国文学中的一种体类。
一、骈体文的名称和骈体的起源
骈体文，产生于魏晋时代，在六朝则广为流行。但作为一种新文体，在当时对它还并没有一个正式和固定的称呼。梁简文帝在《与湘东王论文》中说：“若以今文为是，则昔贤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他所说的“今文”和“今体”，就是指当时新起的骈体文说的。梁代剡勰的《文心雕龙》，是当时著名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书中有《丽辞》一篇，专门讲述文章中的对偶问题，但他只从一般修辞的角度而言，所谓“丽辞”，也并不是给这种文体的一个定名。“骈文”、“骈俪文”的名称，出现得颇晚，是唐代以后才有的。清李兆洛《骈体文钞序》谓：“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其为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途。”两匹马并驾叫做骈，夫妻成双称做俪，“骈俪”的名称，正是概括了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语句结构的平行、对偶而来的。
骈文到中晚唐以后．特别是在宋代，一般又称它为“四六文”。这是因为骈体文在句式上多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主的缘故。《文心雕龙·章句篇》说：“笔句无常，而字数有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变之权节也。”这就是说，骈体文章一般以四字、六字句为主体，间或也用三或五字句，但那只是为调和一下音节，偶然插用罢了。唐代柳宗元在《乞巧文》中形容以四、六字句为主的骈俪文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而李商隐则称自己的骈文集叫《樊南四六》，这样，骈体文又开始有了“四六文”的名称。到了宋代，四，六字句的格式更严，更趋于定型化，一些关于骈文的专著都用“四六”为名，如王铚的《四六话》，谢饭的《四六谈鏖》等，这样，“四六”的名称也就风行一时，成了骈体文的又一名称了。
骈体文发生在魏晋，繁兴于六朝，但作为一种文体，它的出现也并非偶然。从文学史上看。骈体文的形成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骈体文的主要特征，是要求通篇句式都两两相对，这种平列的句式和词语相对，又称排偶或对仗(仗是古代帝王出行时走在最前面的仪仗；仪仗都是两两平行，相对的)，所谓排偶或对仗，本是适应汉语言的单音词比较多(即使是复音词，其中的词素也往往有相对的独立性)、容易构成配对的现象而产生的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修辞手法，可以取得语句上整齐，对称之美，是在我国古代诗文中很早就有所运用的，例如：
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
水流湿，火就燥。(《周易·乾文官》)
觏闵既多，受侮不少。(《诗经·邶风))
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束，而不见舆薪。(《孟子·粱惠王上》)但在先秦诗文作品中，这种对偶旬还只是在行文中偶然一用，而且一般说来，也不太工整，严格。两汉时期，一种被称为“赋体”的作品发展起来了，赋体，是属于一种半诗半文的文学体裁，它要求铺叙内容，语句整炼，且崇尚辞采。这样，排比对偶的修辞手法，便得到了比较自觉地、广泛地运用，例如西汉枚乘著名的赋体作品《七发》，篇中就出现了许多对偶性的排句。到了汉末魏晋，辞赋作品的骈化迹象更加明显，如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唾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等，已经是属于对偶比较精工了。待至晋初，完全用骈偶写的赋也已经出现，如晋代陆机的《文赋》就是。辞赋作品的逐渐骈化，就形成了一种风气，也影响到散文和其他一些文体，也跟着趋于骈化。但总地说来，两汉以前，包括两汉在内的一些作品，虽然程度不等地在运用对偶，但正像《文心雕龙·丽辞》篇巾所说的那样，乃是属于“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还并非是有意识地在做对偶文章。经过魏晋，到了齐粱时代情况就不同了，作对偶文已经成为一种风尚。特别是齐梁时代，许多统治阶级文人，生活面狭小，情神空虚，反映在文学上，形式主义趋于极盛。他们在创作中竞日追逐的不过是字句整齐，音韵铿锵，对仗工切和词藻的华丽，这样，骈文就形成了一种普遍流行的独立文体，而与散体文互相区别开来。又由于当时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骈文在文坛上竟一跃而占据了主导位置。从此，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仅有了最初的韵文、散文之分，而且又有了骈文、散文之分了。
二、骈体文的几个主要特点
骈体文，究竟具备那些主要特点呢?我们不妨举一篇作品为例：
谢赵王赉白罗袍裤启 庾信
某启：垂赉白岁袍裤一具。程据上表·空谕雉头，王恭入雪，虚称鹤氅。
未有悬机巧缫，变糹聂奇文，风不去而恒飞，花虽寒而不落。披干金之暂暖，
弃百结之长寒。永无黄葛之嗟，方见青绫之重，对天山之积雪，尚得开衿；
冒广厦之长风，犹当挥汗。白龟报主，终自无期；黄雀谢恩，竟知何日?
这是六朝时作家庾信(513—581，字子山)，为了答谢北周赵王招赐给他一身棉衣而写的谢启。这在六朝骈文中属于短篇，却是一篇典型的骈体文章。我们结合这篇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骈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全篇文章部是用对偶旬组成。这篇文章除“某启”下一句是散旬外，均可以分为上，下联；上、下联之间的字数，语句结构和词性都是相互对称、相互配对的。而且对偶相当精巧工整，如人名对人名(程据、王恭)，数字对数字(千金、百结)，颜色对颜色(黄葛，青绫)．地名对地名（天山、广厦)、动物对动物(白龟，黄雀)等等。文中除了把相近的概念做为对仗外，还着意用一些反义词配对，如“恒飞”对“不落”，“暂暖”对“长寒”，等等，用反义词配对，内容既显得充实．有变化，而且也显得更加工整。骈体文的对仗是逐渐要求严格和工整起来的。初期的骈体文，一般只要能对就行，而后期骈体文则力求工整和精巧①[①《文心雕龙》的《丽辞》篇说：“丽辞之体，凡有四对．吉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唐以后卫有所谓名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联绵对、取拟对，回文对．隔句对等。《文镜秘府论》曾把对仗分成二十九种之多，]。另外，初期的骈体文虽然以对仗甸为主，但也不避掺杂若干散句，所谓“选用奇偶，节以杂佩”(《文心雕龙·丽辞》），其作用在于引起下文或结束上文，并使之文气通畅。而后期的骈体文，为了追求形式的齐整，就力求少用或不用散句了。
(二)对偶句用四字句和六字句组成。初期骈体文，以四、六字句为主，其中也往往掺杂五字句、七字句，以至更长的句式。齐梁以后，特别到了唐宋以后，“四六”的格式就定型化了。一般说来“四六”的基本结构有五种，是由对仗来决定的。(1)四字句和四字句组成为上，下联相对，如所引上文中的“(未有)悬机巧缫，变糹聂奇文”。(按：对仗句的句首虚词或共有的句子成份[②共有句子成份不箅在对仗之内的例子，如沈约《谢灵运传论》“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其中“民”字即属共有成份。不算在对仗之内，这里的“未有”二字是不算的。)(2)六字句和六字句组成上、下联相对，如所引上文中的“披千金之暂暖，弃百结之长寒”，“永无黄葛之嗟，方见青绫之重”等就是。(3)上四．下四和上四、下四组成为上、下两个长联相对，如所引上文中的“白龟报主，终自无期，黄雀报恩，竟知何日”。(4)上四、下六和上四、下六组成上、下两个长联相对，所引上文中没有出现这一类的结构，其他骈文中如“前园后圃，从容丘壑之情；左琴右书，萧散烟霞之外”(杨暕《召王贞书》)，“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街阳之浦”(壬勃《滕王阁序》)等都是。(5)上六．下四和上六、下四组成上、下两个长联，如所引上文中的“对天山之积雪，尚得开衿；冒广厦之长风，犹当挥汗”。
(三)在声韵上，骈体文可以分为有韵骈文和无韵骈文两类，凡用骈体写的赋，箴，铭．赞、颂、谏词等，一般都是有韵的，其他体裁一般是不用韵韵。骈体文讲究平仄，是从齐，粱开始，而形成于盛唐。南齐沈约刨“回声八病”之说，提倡诗文要“前有浮声，后有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旬之中，轻重互异”(见《南史·陆厥传》，这里所说的“浮声”和“切响”，“轻”和“重”，指的就是后世所谓的平声和仄声。
但由于当时这种声调说还只是初创，因此用起来并不严格。到了唐代，随着具有严密格律的“律诗”的出现，骈体文在平仄格律的要求上，也日趋严格了。骈体文运用平仄的规律，跟“律诗”中的律句大致相同，即要求在一句之中，平节和仄节交替；上下联之中，平节和仄节相反(以平对仄，以仄对平)。
(四)在用词上注重藻饰和用典。藻饰和用典，本属修辞问题，在散体中也是不排斥的。但由于骈体文在这两方面都有极端的发展，因此也就构成了它的特点。所谓用典，《文心雕龙·事类》篇说：“事类(按即指用典)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这就是说，用典的目的是在于援引古人、古事和古人的话来加强论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古已有之，是正确的。但骈体文的用典，却远远超出了这一目的。骈体文的作者往往是出于要使文章典雅，或炫耀自己的读书渊博，而肆意追求多用典故，以至到了“殆同书钞”的地步。例如，上面我们所举引的那篇庚信谢启，在不到二十句的文章中，竟于明处、暗处用了八个典故，“程据上表”，用的是晋代太医司马程据向皇帝献雉头裘，而下诏被焚毁的事；“白龟报主”，用的是《幽明录》中，邾城人买龟放生，后来得到善报的事。至于“干金”、“百结”，乃是分别从《说苑》中“千金之裘”和《晋书》中董威穿“百结衣”的事剪裁融化而来。如此等等，如果读者没有历史和古书的广博知识，读起骈体文来就会如坠五里云雾，难于索解了。
以上是从语句，韵律和用词等几个方面讲骈体文的某些特点，至于在创作上，古文讲“气势”，而骈文讲“气韵”；古文讲通畅，骈文讲含蓄；古文讲古朴，骈文讲典丽，在风格上也是不同的。在中国文章中，陈韵敞之分外，又有骈．散的区分，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所独有的现象。
【摘自《文史知识》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