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兹洛夫的探险生涯及其第六次考察
彼得·库兹米奇·柯兹洛夫（1863一1935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著名的俄国中央亚细亚考察家。他曾六次深入到我国西部地区，对内蒙、新疆、甘肃、青海以及西藏、四川等地区的自然生态、民族社会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盗运走大批珍贵文物。本文就柯兹洛夫的探险生涯、他的第六次考察路线、黑城的发掘、第六次考察的民族学和生态学意义等作一简要的述论。
科兹洛夫探险队
一、柯兹洛夫的探险生活
柯兹洛夫一生参加了七次大规模的中央亚细亚的考察探险活动，其中，前三次是参加普尔热瓦尔斯基、佩夫佐夫、罗鲍罗夫斯基领导的考察活动，后四次则是由他自己担任队长主持领导的考察探险。下面是他七次考察活动的基本情况。
第一次考察开始于1883年秋季。这次考察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组织领导的第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考察队成员共有21人，刚满20岁的柯兹洛夫是成员之一。考察队从恰克图进人中国，经过戈壁沙漠，到达黄河发源地，翻越唐古拉山进入西藏北部地区，然后前往新疆，考察罗布泊、塔里木河后，从新疆出境，于1885年到达卡拉塔尔（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的普尔热瓦尔斯克），考察全程7800公里。关于这次考察，普尔热瓦尔斯基着有《从恰克图到黄河源头，对西藏北部边区的考察，沿塔里木盆地穿过罗卜泊的路线》，此书又名《第四次亚洲中部旅行记》，于1888年出版，柯兹洛夫从这次考察活动中获得了考察知识和技能。
第二次考察开始于1889年，这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五次中央亚细亚考察。但是，临出发前，普尔热瓦尔斯基因打猎时喝池塘生水感染肠伤寒，病死于卡拉塔尔。考察队只得改组考，由另一名著名考察家佩夫佐夫担任队长，罗鲍罗夫斯基任第一助手，柯兹洛夫任第二助手，考察队伍共有成员29人。1889年考察队从卡拉塔尔出发，经伊塞克湖进入中国境内，翻越天山，到达南疆，经莎车、喀什噶尔、尼雅古城，沿昆仑山麓再到达罗布泊。这次考察中，柯兹洛夫的主要任务是观察动物界，收集动物标本。此外，他在归途中还完成了两次单独的考察，即对塔里木河左侧支流孔雀河（即博斯腾湖）的考察。1890年，考察队经托克逊到斋桑湖出境。这次考察后佩夫佐夫着有《喀什噶尔与昆仑游记》、《1889年和1890年东土耳其斯坦、昆仑山、西藏高原北疆准噶尔之行》和《喀什噶尔气候》，地质学家波格丹诺维奇着有《在东土耳其斯坦的地质勘察》，柯兹洛夫与罗鲍罗夫合著有《离开西藏考察队路线的旅行》。这是柯兹洛夫的第一部考察著作，1896年出版。鉴于柯兹洛夫首次出色地独立完成考察任务，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一枚普尔热瓦尔斯基奖章。
第三次考察是在1893年至1895年，俄国组织了两个考察队，打算深入到青藏高原的腹地。这两个考察队由波塔宁和罗鲍罗夫斯基分任队长，柯兹洛夫任罗鲍罗夫斯基的第一助手。罗鲍罗夫斯基考察队从卡拉塔尔出发，进入我国后，翻越天山，先后考察了吐鲁番、哈密、敦煌、祁连山、阿尼玛卿山。这次考察原定进入四川后与波塔宁率领的考察队会合，但考察队到达距四川地界一百多俄里的地方即折回青海，在考察黄河源头后经吐鲁番、斋桑湖回到俄国。途中罗鲍罗夫斯基患中风，柯兹洛夫实际领导了考察队的工作。这次考察的《报告书》分为三部出版:第一部是罗鲍罗夫斯基的报告，正式出版时书名为《天山东部和南山行记》；第二部是柯兹洛夫的报告，出版时书名为《考察队队长助手的报告书》；第三部为《弗·伊·罗鲍罗夫斯基考察队的科学成就》专集。
柯兹洛夫的第四次考察是在1899年至1901年进行的，这也是他独立领导进行的第一次中央亚细亚考察活动。由18人组成的考察队深入到青藏高原和四川考察。考察队伍从恰克图进入中国，经科布多、阿尔泰山、中央戈壁、腾格里沙漠、河西走廊、西宁、青海湖、柴达木、昌都、长江和黄河发源地、兰州、库伦，1901年从恰克图返回俄国。考察队原计划进入西藏中部，但未能如愿，队伍只到达了西藏北部。这次考察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仅爬虫和两栖动物就有750种，鱼400尾，昆虫8万余只。这次考察后，柯兹洛夫写成了《蒙古和喀木》一书。为了表彰柯兹洛夫的西藏之行，俄国地理学会授予他一枚康斯坦丁诺夫金质奖章，这次考察也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知名度，世界上不少科学研究会选他为名誉会员。
第五次考察是在1904年，这也是他自己独立领导的第二次考察。柯兹洛夫受俄国政府和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委托，再次进入中国考察，并前往库伦拜会避乱移居于此的达赖喇嘛。这次拜会活动明显地带有政治目的。拜会的结果是达赖喇嘛准许俄国人进入西藏进行考察和贸易活动。这次考察的著作是《西藏的达赖喇嘛》一文（1907年）)和《西藏与达赖喇嘛》一书（1920年）。
第六次考察是在1907年至1909年期间，这是柯兹洛夫独立领导的第三次考察。这次考察及写成的著作《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本文将在后面部分详细介绍。
1923年，已过花甲之年的柯兹洛夫再次到达蒙古乌兰巴托附近的肯特山区考察，在这里他发现了匈奴人的墓群（诺彦乌拉古墓群），挖掘出了大批珍贵古物。这次在蒙古地区的考察前后长达三年之久，期间柯兹洛夫再次考察了哈喇浩特古城。这是他的第七次中央亚细亚考察，也是他独立领导进行的第四次考察活动，同时也是他的最后一次考察活动。1926年考察结束，也意味着柯兹洛夫考察生涯的结束。他最后写成的《蒙古的三年考察》，发表在《星火》杂志1926年第44期上。
柯兹洛夫因一系列中亚细亚自然研究成果被授予俄国地理学会H.M.普尔热瓦尔斯基银质奖章、俄国地理学会的最高奖赏—康斯坦丁诺夫奖章、英国地理学会奠基者奖、意大利地理学会大金奖以及法国科学院齐哈乔夫奖金。
柯兹洛夫是5个俄国学会，至少3个外国学会的荣誉会员，受到过5次奖励，1928年当选乌克兰科学院正式会员。1935年，柯兹洛夫去世，享年73岁，安葬于圣-彼得堡瓦西里岛。
二、柯兹洛夫的第六次考察路线
1907年秋季，柯兹洛夫接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委托，第六次来中国考察。这次考察预期两年，所需经费三千卢布，由俄国政府直接拨给。考察队成员有4人:队长柯兹洛夫，助手为莫斯科大学地理学教授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切尔诺夫、地理测绘员彼得·雅科夫诺维奇·纳帕尔科夫和植物与昆虫类收集家谢尔盖·西里维尔斯托维奇·切蒂尔金。考察队的护卫队由10人组成。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确定的这次考察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中部和南部蒙古的考察和研究；其二，青海湖(库库淖尔)地区，包括青海湖在内的考察研究；其三，考察研究四川西北部地区。
1907年11月10日，柯兹洛夫一行离开莫斯科，乘坐火车到达伊尔库茨克，与部分护卫队员会合后，经上乌金斯克转而南下，在恰克图完成准备工作，于12月28日进人中国境内。
考察队经库伦向西南，穿越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赛音诺颜汗领地，直奔内蒙额济纳旗。途中柯兹洛夫从赛音诺颜部巴尔金扎萨克以及其他蒙古人处了解到额济纳旗黑城(哈喇浩特)遗址的许多情况，感到发掘黑城遗址可能会有大的发现。考察队到达额济纳旗后，柯兹洛夫拜会了土尔扈特贝勒达齐，并悄悄地对黑城遗址进行了测定。1908年3月下旬，柯兹洛夫在额济纳旗黑城(哈喇浩特)遗址进行了发掘。
3月底，考察队离开额济纳旗，沿阿拉善沙漠北缘，前往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巴彦浩特)。在这里把黑城发掘到的珍贵文物装满10个一普特重的大箱子，邮回俄国。
7月上旬，考察队离开定远营，沿着腾格里沙漠边缘，经过平番(永登)，越过大通河谷，沿湟水河谷西行，进人预定考察的第二个地区一安多西藏。
考察队到达西宁后，柯兹洛夫拜会了西宁办事大臣庆恕和西宁镇总兵等当地军政官员。8月初,考察队离开西宁，去完成第二项任务——考察青海湖及其周围地区，柯兹洛夫顺便前往湟中考察了塔尔寺。在青海湖，柯兹洛夫等对湖泊及其周围地区民族和自然地理作了极其详尽的考察。然后，他率队经由西宁南下，于10月初到达贵德，建立冬营，开始深人考察周围地区。在此期间，柯兹洛夫收到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指示:建议考察队放弃去四川，“而是返回沙漠戈壁，对死城的地下进行补充研……要不惜花费体力、时间和财力……继续进行挖掘。”这意味着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认识到了黑城出土文物的价值。同时，这也意味着考察队将放弃此次考察的第三项任务。
考察队在贵德停留了三个月。期间，柯兹洛夫还北上考察大通河谷并前往天堂寺(乔典寺)拜访了乔典呼图克图。
1909年1月初，考察队离开贵德冬营，起程前往夏河拉卜楞寺。考察队在鲁仓千户派出的向导带领下，深人到今贵南、同仁藏族聚住地区，历经一个月的艰难行程，到达夏河，对拉卜楞寺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期间，柯兹洛夫得知达赖喇嘛离京到达塔尔寺的消息。由于进人西藏考察是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多年未能实现的愿望，而1904年柯兹洛夫曾经拜会过移居库伦的达赖喇嘛，与达赖喇嘛已经相识。为了取得达赖喇嘛的支持，实现考察西藏的愿望，柯兹洛夫决定立即轻装赶赴塔尔寺，而考察队则前往兰州，等候柯兹洛夫。
2月16日，柯兹洛夫离开夏河，经过6天的急行军，赶到塔尔寺。他拜会了达赖喇嘛，并得到他对俄国人前往西藏考察的口头邀请。与达赖喇嘛道别后，柯兹洛夫沿湟水河谷东行，于3月15日到达兰州。
3月下旬，考察队离开兰州，北上前往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在定远营短暂停留之后，考察队沿来路强行军穿越戈壁沙漠，5月22日到达额济纳旗。在柯兹洛夫的指挥下，考察队在黑城遗址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大规模发掘，这次发掘的收获较上次更大，特别是在发掘黑城的一座佛塔(苏布尔干)时，发现这座佛塔本身就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图书馆，藏有大批的书籍、经卷、卷轴画等。这些珍贵文物被搜索一空。6月16日，考察队离开黑城,顺着来路，进入喀尔喀蒙古，经由库伦，于7月底从恰克图出境回到俄国。
虽然柯兹洛夫的第六次考察只完成了对蒙古南部和安多地区的考察，没能进人四川，完成预定的第三项任务。但是，第六次考察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考察:他在额济纳黑城遗址发掘到的大批珍贵文物，使他的名字与西夏学联系到一起，在众多的欧洲考察家中，他的声名鹊起。
科兹洛夫挖掘出的珍贵文物
三、柯兹洛夫在黑城的考古发掘
黑城，蒙古语称哈喇浩特,位于额济纳河下游。额济纳河河谷地带是古代游牧民族从北部蒙古高原进人河西走廊进而进入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早在西汉时期，即在额济纳河下游修筑居延城，设置遮虏障，沿河谷修建长城。唐朝时期,额济纳河下游是河西节度使属下的同城守捉驻地。西夏崛起后，元昊在这里置黑水镇燕军司，为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治所即在黑城。西夏灭亡后，元世祖忽必烈在额济纳河地区置亦集乃路，“亦集乃”即源于西夏党项语黑城的音译，与额济纳同音异译。亦集乃路总管府治所即在黑城。明初，宋国公冯胜西征，攻克黑城，此后北元残余势力南下，与明朝在黑城一带又有争夺战。由于战争的破坏，导致河流改道，黑城水源断绝，居民逃散。一般认为，1378年(明洪武十一年、北元天元元年)以后，黑城就废弃了。黑城地处通道，又是多民族交替活动之地，遗留的文物丰富多彩，而且由于黑城处于沙漠干早地区，许多珍贵文物在干燥的气候中得以完整地保存。
柯兹洛夫在黑城的活动，是对我国境内文物遗址的一次大规模盗掘，与斯坦因等人在莫高窟盗走敦煌文书文物的性质相同。这次盗掘活动使我国西北地下保存的珍贵文物文献遭受到的巨大损失，其性质影响学界已有不少评论，本文不想再予赘述。但同时黑城文献和文物的出土，与敦煌文书的问世一样，又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在20世纪考古发掘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柯兹洛夫第六次考察期间在黑城的发掘共有两次。首次发掘，运回俄国的文物有10大箱。二次收集到的文物更多，据说是用数十匹骆驼驮回俄国的。这些宝藏现在被分别存放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圣-彼得堡埃勒米达什博物馆中。
黑城究竟出土了多少宝物?说法不一。柯兹洛夫在《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一书中介绍发掘黑城佛塔的情况时说:
“正是这座'著名的'苏布尔干占据了我们以后的所有精力和时间。它赐予考察团大量的收集品:一批书、画卷、手稿，大量的近300件画在画布、薄丝绸织物和纸上的佛像。在许多杂乱堆积在苏布尔干中的书和彩画中我们发现了非常有趣、文明水平参差不齐的金属和木质佛像、铜板、苏布尔干模型及许多其他物品。一块代表着高超编织技艺的双面挂毯特别富丽堂皇……的确，大量书、手稿、还有神像在地下沉睡了几个世纪后，其色彩鲜亮清晰的程度让人惊叹不已。不仅书页保存完整，就连以蓝色居多的纸质和丝绸书皮也是如此”。
在1926年12月8日的一次演讲会上他说:“从黑城废墟中运出40驮，骆驼运出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图书馆，计有2.4万卷。”[1]
黑城的发掘所得填补了对西夏等民族认识的空白，提供了认识汉族和藏族文化对西夏民族产生影响的丰富资料，最重要的是为学术界提供了破译早已成为死文字的西夏文的可能性。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达成协议，决定编辑出版俄藏黑城文献。我国学者史金波、白滨等人赴圣-彼得堡对黑城文献进行登录、拍摄。亲历此事的白滨先生在其《寻找被遗忘的王朝》一书中说:
“东方学所中收藏的黑城文献究竟有多少？收藏近一个世纪了，可以说家底还不太清楚。黑城文献主要是西夏文和汉文文献，还有相当数量的藏文、蒙古文和其他古代文字文献。由于我们是按照东方学所已整理编目后的文献进行工作的,未经东方学所整理编目的就无法提取，他们也不允许我们过目或整理。克恰诺夫教授领我们在二楼库房参观收藏黑城文献的十二个大木橱柜，指着边上的一个说，这里都是还未整理过的文献残卷。他打开橱门，望着那紧紧塞满柜中一捆一捆密密麻麻的书籍经卷，真说不清楚其中还蕴藏着什么珍籍宝卷……
《番汉合时掌中珠》
黑城藏品中的西夏文文献，属于世俗著作已编目的有60种。其中有着名的西夏文字典词书，如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韵书《文海宝韵》、西夏文形音义韵书《文海》、字书《音同》、韵图和韵表《五音切韵》、同义词词典《义同》、字书《纂要》以及用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书等。西夏时期的历史法律文献有崇宗时期编纂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仁宗时期的国家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及其后修定的《新法》、《亥年新法》等。社会读物与文学作品有启蒙读物《三才杂字》、《新集碎金置掌文》、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故事集《新集慈孝记》、谚语集《新集锦合词》。西夏文译汉文典籍《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类彬、《十二国》等。西夏文献中还有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文书，以及医方、历书、占卜书等。
黑城藏品的西夏文献以佛经为大宗，约占总数量的90%。已编目的计345种。我们已看到克恰诺夫新著的佛经叙录400多种，数以千卷计，但尚未刊行问世。西夏时期用西夏文大量译经、刻经，这些珍贵的西夏文佛经，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给西夏和中国佛教史、出版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如佛经中的序、跋、发愿文、题款，记载了西夏佛教的流传、译经、写经、刻经、印经、施经的情况。而西夏文佛经的书写、雕版、装帧、纸墨又提供了研究西夏书籍雕版乃至中国雕版印刷史的实物资料。
黑城藏品中汉文文献已编目的有488件，内容也以佛经为主，其次为汉文世俗著作和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书，以及医书、历书、占卜书、纸币等。汉文文献的时代包括了宋、西夏、金、元等王朝的作品。其中有西夏王朝时期由国家或私人刻印的各种汉文佛经；儒家经典《论语》、《礼记》；《庄子》、《华南真经》、《吕观文进庄子义》等；医书，孙思邈(586--652)著《孙真人千金方》，刻本占卜书《六壬课秘诀》；刻本《新唐书》残卷；《汉书》注释本和《金史》残卷；字书《广韵》、《礼部韵略》、《一切经音义》等刻本残卷；文学作品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新雕文酒清话》；童蒙读物写本《杂字》、《千字文》等。文书中最有价值的是81件宋朝鄜延、环庆二路和西夏边境发生关系的军事文书，文书的背面则被西夏人利用刻印西夏文韵书《文海》。”
经过1993年秋冬和1994年夏秋两次共半年的工作，已经拍摄了俄藏黑城文献中的全部西夏文世俗文献和全部汉文文献以及西夏文佛经中的一部分写本和刻本精品，共12500拍，含文献约2万页(面)，翻阅、整理文献的覆盖面达到3万页(面)左右。如果按我们估算的黑城藏品有15万面左右，我们已整理文献近1/5，拍摄回国的文献都是极有价值的精品。”
这里说到的只是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黑城文献部分，不包括收藏在圣-彼得堡埃勒米达什博物馆的那些珍贵的佛像、钱币等文物。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努力，这批俄藏黑城文献中的一部分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开始为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所利用。
四、柯兹洛夫第六次考察的民族学和生态学意义
柯兹洛夫的第六次考察，在民族学和生态学方面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1.柯兹洛夫考察的民族学意义
我国西北是众多民族生活的地区。柯兹洛夫第六次考察，深入到蒙古族、藏族、东乡族、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民族地区，与这些民族的上层和下层有不少接触和交往，对这些民族社会的诸多方面都作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记载。
柯兹洛夫考察期间接触的蒙古王公有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的巴尔金扎萨克、额济纳蒙古土尔扈特部扎萨克贝勒达齐、阿拉善蒙古和硕特部扎萨克亲王多罗特色楞(在位时间1876--1910，谥号呼图克图诺彦)等人，接触的藏族憎俗上层有西藏宗教首领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青海湖地区藏族“举止高傲，仪表堂堂”的恰姆鲁旗长，青海贵南藏族中桀骜不驯的鲁仓千户等。
阿拉善蒙古亲王家族系出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撒儿。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清朝加强对阿拉善蒙古的管辖，多罗特色楞之七世祖和罗理所部被编设为扎萨克旗。以后，和罗理之子阿宝尚康熙帝之女，“授和硕额驸，赐第京师”，与满族贵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多罗特色楞为和罗理七世孙，于光绪二年袭亲王爵位。至柯兹洛夫到达阿拉善亲王驻地定远营时，阿拉善蒙古贵族与满族贵族之间已有二百余年的联姻关系。柯兹洛夫见到的阿拉善王公家族，过着定居的生活，早已失去了蒙古族剽悍的气质和游牧生活习俗。多罗特色楞亲王举止高雅，他了解欧洲时局，“他的谈话很有分寸，也十分委婉……在各个方面都很有修养，同他交谈不仅有趣味，而且有时还很有教益。”他的长子塔旺布里扎拉也很有修养，他的“行为举止已经欧化，备有普通的白色小型名片,接待来访者不是让他们坐在地坪上，而是桌旁的柔软圈椅，桌上铺着天鹅绒台布。”塔旺布里扎拉招待柯兹洛夫，在一起喝茶、吃饼干，并谈论了各种问题。阿拉善亲王家族已经俨然是北京满族贵族王公的气质和习俗。
与开化的阿拉普亲王家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桀骜不驯的藏族部落首领鲁仓千户。鲁仓千户带领的部落居住在青海贵南南部草原，这里是安多西藏的腹地。由于与外界联系很少，这里的藏族部落还保:持着许多原始的习俗，抢劫过往商队和邻近部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他们听命于自己的首领，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遵循习惯法。好战、勇敢、剽悍是安多西藏藏族部落首领的特色，鲁仓千户则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尽管当时已经是73岁的老人，但结实健壮，威风凛凛，特别是他的臂、背以及头部多处深深的刀疤，一副久经沙场从不屈服的相貌，给俄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仓千户对持有武器装备的柯兹洛夫考察队的到来持怀疑和不欢迎态度,他试图夺取俄国人的先进武器，在接待俄国考察队的同时，暗中派骑兵夜袭俄国人，事后却装作与自己无关。他给考察队委派的向导，故意绕道行走，让柯兹洛夫吃尽了苦头。20世纪初期蒙古族、藏族的家庭结构、家庭成员分工的情况以及婚姻、丧葬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在柯兹洛夫笔下都有详细的记述。
民国以前，对甘肃、青海特有的东乡族、土族、撒拉族等民族社会各方面的记载不多，实地考察资料更少。柯兹洛夫亲历其地，细致入微地记述了这些民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例如他在记述青海土族的社会情况时说:“他们的田地是业主的私有财产，用人工开凿的灌溉渠道浇灌，极其精心地施以用黄土同畜粪、灰烬以及各种垃圾混合而成的厩肥……住房成一个个彼此分开的庄园，有时也连成一片村庄，用土坯垒成，房子四周的庭院用高墙围着，很象一座座小型堡垒……语言和蒙古语很相近，但有一些自身的特点，夹杂着一些汉语和唐古特语的词汇。在宗教方面该民族没有什么统一的信仰：……有佛教徒，有伊斯兰教徒，甚至还有萨满教徒……这个民族的人仪表优雅，予人以好感，很象我国的南方人。”[2]
柯兹洛夫还考察了沿途经过的数十座藏传佛教大小寺院，特别细致地记述了安多西藏的公本寺(塔尔寺)和拉卜楞寺的各种建筑物、寺院的组织功能、各种节日、喇嘛的日常活动和生活等情况。
民族学研究，田野调察资料极其重要。柯兹洛夫第六次考察过程中对西北民族的记述，是有着重要价值的田野调查资料，这些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清朝末年我国西北的民族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2.柯兹洛夫考察的生态学意义
20世纪初期，西方的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而在我国，尽管西学东渐，风气已开，但自然科学在实际应用中尚未普及，运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和仪器来考察研究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尤其是考察研兖西北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就更不多见。加之西北地区闭塞落后，地方官员，黎民百姓，接触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者为数寥寥，甚至一些高级官员对管辖地区的自然状况一无所知。以西宁办事大臣庆恕为例，这位满族贵族出身的青海最高官员在与柯兹洛夫交谈时，听说俄国考察队将要乘坐一只橡皮艇考察青海湖，“钦差惊骇得甚至从座位上一跃而起，随后他控制住了自己，严厉地说道:'你大概不知道，库库淖尔的水有一种奇怪的特点，不只是石头，而且连木制的东西都会沉入水下，因此，您这个异想天开的主意,定会大失所望的，小船必将沉入湖底，而您只能两手空空地返回来。”[3]可见庆恕对属于自己辖区的青海湖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民间传说的地步而已。
柯兹洛夫考察队成员中，除了有造诣的科学家、莫斯科大学地理学教授切尔诺夫之外，还有地理测绘员纳帕尔科夫和植物与昆虫类收集家切蒂尔金等专业人员，以及兼任猎手和标本制作员的军士捷列绍夫、马达耶夫等人员。他们在考察途中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专门工作:采集各种植物，捕捉各类昆虫，猎取大、小动物，制作了大批动植物标本；考察沿途的水源、地质结构、植被，使用科学仪器测定纬度、风向、气温，收集各类数据。考察队每天都做详细的考察日志，记述当天的考察发现。对额济纳河下游、巴丹吉林沙漠、定远营绿洲、腾格里沙漠边缘、大通河谷、青海湖、贵德绿洲、贵南草原、夏河草原等地的实地考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资料。有人统计，包括第六次考察在内，柯兹洛夫在我国西部的考察中，共收集到动植物2.5万余件，超过了同一时期英法等国考察家们收集的数量。仅1899——1901年间，柯兹洛夫在西藏东北部就收集有1000种以上的显花植物，而同一时期英国人只收集到295种标本。[4]柯兹洛夫所作的鸟类学日记中记有哺乳类动物超过1400余种，鸟类超过5000只。[5]
近百年前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美好使柯兹洛夫赞叹不已。他的记述栩栩如生地展示了百年前乖咱河谷、索果诺尔湖的生态环境。在大通河上游河谷美丽的森林田野地带，柯兹洛夫评价说这里是中亚最好的地方。柯兹洛夫还注意到喀尔喀蒙古高僧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对库伦附近的博克多山岭所起的作用。
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冰川雪线上升，河水流量减少，地下水位下降，持续干旱，沙尘暴频繁的状况，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近百年前俄国考察队对我国西北自然生态环境考察提供的资料，对于今天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五、结语
百年前欧洲各国考察家在我国西部进行了多次考察探险，写下了不少考察著作。
由于当时清朝政府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府对外软弱妥协，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部考察期间，大肆盗掘珍贵的文物，使我国西部的文物遭受了一场浩劫。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对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着积极的意义。
外国考察家在西部的考察活动，又给我们留下了有关西北地区自然和社会的极其宝贵的资料，对于今天研究百年来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研究西部地区民族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翻译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柯兹洛夫的《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一书，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会对有关方面的研究起到一定的作用，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王希隆 丁淑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