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恐怖灾荒，造成上千万人死亡，背后竟暗藏着人祸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竹映月江
引子
1875年，年仅4岁的光绪皇帝刚刚荣登大宝，天下便发生了一场超级恐怖的特大灾荒。
这场饥荒一开始还仅仅是北方部分地区干旱少雨，人们虽然心疼禾苗枯萎，但还不是特别焦虑，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旱灾最多持续半年也就结束了，等到新的雨水落下来，一切都会重新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光绪帝像
谁料，这次的干旱与以往全然不同。第二年，北京和直隶一带的村民们，发现期盼已久的春雨不仅没有如期降临，旱灾的面积反而扩大了不少。一时间，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的广袤地区全部沦为干旱灾区，这其中又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五省的灾区最为严重。很多地方“终年不雨”，有的地方连喝水的水井都干涸了。
从现代气象学的角度分析，这次的旱灾是“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极端气候所致，但在清代人眼中，赤地千里的可怖景象，必然是上天降罪，派出旱魃惩罚苍生。
为了消弭上苍之怒，各处灾区先后发布公告，要求百姓吃素。山东青州的知县还叫人将他用铁链锁着，然后像囚犯一样步行到城外的龙王庙，对着神像磕头祈雨，祈祷旱灾早日结束。
但龙王爷并没有将雨带来，1877年，旱灾进一步加剧，一场史无前例的丁戊奇荒，就此拉开了帷幕。
01丁戊奇荒
旱灾带给百姓们的影响，最先反映在粮食上。
据史料记载，山西永和县的小麦原本售价300文一斗，灾荒中价格一跃而至3650文。即便是当地的大户人家，也只能卖房卖地才能吃口饭。
没钱买粮食的穷人家，便只能寻些树皮草根充饥。渐渐地，能找到的树皮草根全被吃光了，穷人们又用小石子磨粉，和成面状服下，或者是挖观音白泥来充饥。
或许有人会问，穷人家里再穷，总还有点家当吧，为什么不卖掉换粮食呢？
其实，并不是穷人们不想换粮食，而是在“饿肚子”的威胁下，当时的资产价格大幅跳水。“典衣十不付一，卖物百不给三”成了寻常事，就连房产也成了滞销品，有些地方一座四合院只能卖四五吊钱，而三个白馍却能换来几亩好田。
由此可见，当时除了粮食，其他任何东西都没人稀罕了。用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写给朝廷奏章里的话来说，当时的灾情已经达到了“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的严重程度。
百年不遇的大灾逼得百姓们四处逃荒，灾区内处处可见“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之景，一些饿的实在受不了的灾民则组建了“砍刀会”之类的抢粮队，打着“王法难犯，饥饿难当”的旗号，四处拦路劫粮。
衣衫褴褛的难民
到了1878年，旱灾仍不见缓解迹象。甘肃东部、四川北部、河南、山西以及山东地区，相继上演“人吃人”的惨剧。饿疯了的饥民们先是卖儿鬻女，易子而食，吃完了小孩子又挖坟找刚死之人的尸体食用，以致当时谁家有人过世了，活着的亲友都不敢哭泣，以免亲人的遗骸被人惦记。
各种人间惨剧带给曾国荃强大的内心冲击。曾国荃忍不住再三上奏朝廷，请求朝廷减免、缓交军饷、京饷及各项钱粮并拨款赈灾，救救灾区的人民。
02天灾背后的人祸
山西等地的灾情传到北京，朝中百官顿时爆发了一阵激烈的争吵。
以李鸿章为首的的洋务派认为，朝廷的钱应该拿来发展洋务运动，反对将钱挪作他用。
但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则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不但要立刻赈济灾民，还应该停止一切洋务运动，不修铁路，不办实业，这样才能不触犯上天，从而让这场饥荒早日结束。
李鸿章像
两派官员各执一词，据理力争，互不相让，逼得慈禧太后只得中和两派意见，出台了一个折中方案。
这个方案简单来说，就是朝廷一边高喊着救灾的口号，一边扣扣索索地拿出一点小钱，象征性地用来赈灾，而且这些钱还大部分都花在了靠近北京的灾区，以便保留清王朝体面。
而远离北京的山西，分到的赈灾款却少得可怜。曾国荃没办法，只得尝试着调拨当地储备粮来赈灾。
然而，让曾国荃没想到的是，虽然山西各州县都设置了粮仓，也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但随着晚清日益腐朽，仓储制度形同虚设，挪用倒卖粮食的事层出不同，账面上看起来储备充裕的粮食，实际上早就被一群官场蛀虫们搬空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结果，等到真要动用储备粮时，这些官场蛀虫们根本交不出粮食来，可灾民又不能不救。无奈之下，曾国荃只好刷爆一辈子的人情卡，四处筹款赈灾，又从山西当地财政里挤出一笔经费，这才勉勉强强办起了几个零星的粥厂。
粥厂很少，灾民却很多。许多灾民怕分不到食物，日夜守在粥厂门口等开饭，其中一些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还没能拿到属于自己的那碗粥，就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无声无息的死去。
眼看着遍地灾民根本救不过来，曾国荃迫不得已发明了一种名叫“济饥辟谷丹”的神奇食物。这种食物由黑豆和火麻子做成，传说吃上一颗可以三天不饿，吃上两颗可以七七四十九天远离饥馑，要是吃上三颗，就可以像神仙一样不吃饭也能活。
饥饿的流民
神奇的“济饥辟谷丹”是否真有此奇效如今已无从考证，但这种食品的出现，本身就体现了粮食短缺的严重性，而造成粮食短缺的原因，除了官吏们私自侵盗粮食外，还有民间鸦片种植规模过大，影响了粮食安全。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内忧外患，国库空虚。为了增加赋税和财政收入，清王朝竟然想出了鼓励民间百姓种鸦片的主意，还希望以此与洋人抗衡，实现国产鸦片自产自销。
这一幕在重臣李鸿章看来，便是“洋药不能禁其来”，那就“开洋药之禁以相抵制”。而对于民间百姓们来说，种植鸦片的利润比种粮食高出许多，百姓们在利益诱导下，纷纷将良田用来种植鸦片，致使粮食产量大面积下降。
饮鸩止渴的鸦片种植，终究变成了一把刺向自己的利刃
放在丰年，种植鸦片既让老百姓增加了收入，也让朝廷获得了赋税，可谓是两全其美。但到了灾年，种植鸦片的弊端就凸显出来了。鸦片长势再好，毕竟不能当饭吃，还占用了大量的田地与劳动力，无形中加剧了灾情的恶化，用曾国荃的话来说，就是“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
不仅如此，由于许多百姓种植鸦片时自种自吸，影响了身体健康，更加无力抵抗饥荒。这让继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曾一度痛心地说道：“垣曲（今山西省运城市）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多。”
据不完全统计，“丁戊奇荒”共造成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地受灾群众1.6亿到2亿人次，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约1300万人，其中仅山西一省的1600万居民中，就死亡500万人。
饿殍千里，流民百万
触目惊心的数字，无言地诉说着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恐怖一页，回顾百年前的这一段悲惨往事，我们缅怀先民的同时，也应当庆幸生活在一个和平而伟大的时代。以袁隆平爷爷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用一生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才能让亿万国人乐岁饱暖，无惧饥馑困苦，安享太平。
参考资料：郭俊红《身体叙事视野中的丁戊奇荒——以山西省阳城县为考察中心》、徐娜《丁戊奇荒——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扫描》、《曾国荃全集》、《丁戊奇荒”：夺走1300万人生命的旱灾与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