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徒孙变身法家鼻祖
——春秋时期各主要国家
1】
公元前400年左右，华夏大地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的诸侯地位，三家均为侯国。至此，春秋第一超级大国，晋国，经半个多世纪的内部倾轧、兼并，从六卿，而四卿，而三卿，终于走完了最后一步，史称“三家分晋”。
二是得国后的魏文侯任用李悝，开始了春秋战国时的第一场变法。
李悝是卫国人，很巧，商鞅也是卫国人，但要到他死后几十年才出生。李悝的老师叫子夏，是当时魏文侯重臣，李悝就是子夏推荐给魏文侯住持变法的。
子夏又是谁呢？呵呵，孔夫子的弟子。孔夫子对这个比自己小44岁的弟子有过这样的评价：一个是有独立思考能力，能够启发自己；一个是功利心太重，是“无为小人”。如孔夫子地下有知，知道主持第一次变法的竟然是自己的徒孙，又是自己的弟子引荐的，还不得气成啥样。“小人哉，小人哉！”“是可忍，孰不可忍”，号召弟子们“鸣鼓而攻之”。
李悝变法的重点有三。
废世袭，选贤能。同时取消贵族的世袭俸禄，用以招募贤才，使魏文侯时期，魏国一时英才荟萃。
废井田，开阡陌，“尽地力之教'。允许土地私有（难道原来不是私有的？当然，是领主的），并对境内所有土地，估测其粮食产量，借以制定相应税收政策，然后按贫瘠标准，分配给农民，即所谓“国家授田制度”。
制《法经》，行法治，有20几个“子法”组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
最后，是向魏文侯引荐吴起，在吴起主持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由“募兵制”组成的职业化军队——魏武卒。
变法后的魏国迅速富强起来，西击秦，东伐齐，南拒楚，北征赵、灭中山国，魏武卒纵横中原60年，风头无两，直到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
李悝变法展示了变法的惊人效果，成为战国时期一系列变法的先声，齐国的邹忌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等。这些变法，具体内容有差异，重点各不相同，但本质一致——
强公室，弱私室。增强君主与国家权力，削弱贵族权力。
富国，强兵。
公元前356年，商鞅，那是叫卫鞅、公孙鞅，就是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秦国的。他的变法，基本上就是从抄作业开始的，包括他的“徙木立信”，也是抄吴起主持魏国第二波变法的做法。只是他做得更彻底，更暴力，更冷血，原因后面再说。
2】
从一个儒家弟子，到法家的创世人，固然有个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因素，比如，子夏本就是功利性比较重的人，他赏识的弟子李悝无疑也是个功利性比较重的人。
但功利性就真的那么可恶吗？汤因比说：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源自挑战和应战。你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就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应战，这就是最大的功利性。没有功利性，天下万物都无以为生。
与主张“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子夏相比，李悝的功利性无疑会更强烈，因为在进入中枢前，他一直在前方第一线，对富国强兵的渴求，富国强兵的重要性会有更深切的感受。
那么战国时期的中国，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孔夫子说，“礼崩乐坏”，实际上就是西周初期建立的分封制已维持不下去了。
我们常常会读到“必然性”这个词。何为必然性？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件或者事件的演化方向。构成必然性的因素是什么？就是必要性加可能性，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
为什么要搞分封制？是因为君主的心地特别善良，有好处大家分？没错，公知们就是这么讲的，西方历史上的分封制。但这是无知。
分封制，是受交通、通讯、人口、生产力这几个核心要素影响，君主没有能力、没有实力实行“长臂管辖”采取的一种统治方式。
分封制能够维持的条件是什么？
1）虽然王室没有能力实行长臂管辖，但有足够的实力、权威、号召力，对违法乱纪、犯上作乱、破坏既定秩序的行为进行镇压和惩罚。这就需要王室掌握的领地——王畿，虽最好最大，人口稠密，物产丰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最大。没有这一点，你再“以德治国”都扯淡。
2）各封主与诸侯国的领地与领地之间要有明显的地理阻隔，使各封主都能自成一局，互不侵犯，相安无事。
3）各诸侯国都能自己养活自己，如果不去别人锅里舀一勺就过不下去了，那这个分封制也是无法维持的。
你从上述3点出发，去考虑欧洲的地理、自然条件、基督教，就能明白为什么欧洲的分封制可以维持那么长时间，直到最后，直接演进为现代国家。同时也能明白为什么从中世纪晚期开始，欧洲就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中。
西周初期，这3点全没问题。
周王室拥有关中之地，这是当时天下最好的一块土地，今之河南那时还没被充分开发出来。各诸侯国自己养活自己也没问题。
虽然，中国的地理特征是内部，尤其是东部缺少明显的地理阻隔与地理障碍，但因人口密度不大，全天下估摸下来，顶多2000万人了不起了，部族与部族之间有很大间距，没有开发的沼泽、山林、荒野等。考虑到这一点，周还特意设“五险五阻”。所谓五险五阻，就是规定国与国之间的某些山林、沼泽不允许开发，以做诸侯与诸侯之间的地理阻隔——要说，我们的先祖，真的是脑筋不凡。
但时间就是把杀猪刀，架不住今天割一点，明天割一点，割到最后，就满目疮痍，面目全非了。
从王室角度说，当时华夏民族的主要敌人就是戎，有说是匈奴的前身。我在《文明的边疆》系列里写过，王室拥有的关中之地，实质上就是抗戎前线。这就形成了“君王守国门”之势。
问题是，后来的君王守国门是集天下之力。当年的君王守国门，花的是自己的钱。虽然遇到紧急情况，诸侯国也会派兵援助，但之后，王室也得拿点钱，犒劳犒劳，不然王室的面子没了事小，以后他们不再伸手相帮了事大。
还有，某诸侯做事道地，勤奉王事，也要奖赏奖赏。某诸侯违反了规矩，要兴师问罪，不管王室自己出兵，还是委派某诸侯国出兵，都要花钱。
这样几百年下来，把一个王室弄穷了，说话越来不没人听了，阳奉阴违的人越来越多了。到“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故事其实是假的，假的故事能够被编造出来，只能说是落了毛的凤凰不如鸡），王室动迁，从西周变为东周，王室已彻底沦为破落贵族，只剩那块牌子值钱了。所以，楚国的国君跑到周王室，问你那个“鼎”有多重，是明目张胆欺负人。
从天下角度说，几百年和平岁月，带来的是人口大幅增长。人口增长了，粮食产量也要相应增加。增加粮食产量的途径只有2个：一是提高单产，亩产量；二是增加耕地。
但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条件下，农业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所以亩产量的增长也是非常缓慢的。这就是李悝变法和商鞅变法中都有对种田技术要求的规定的意义，因为农业技术要靠推广，古今皆然，区别只在靠法律、靠行政，还是靠市场。靠什么来推广，也是有条件限制的。比如，现代因市场经济发达了，主要靠市场。过去市场经济不发达，主要靠行政，60年代中国的农业发展纲要，印度的绿色革命，都是行政主导的。古代没那么多人力，靠行政也不行，只能靠法律，强制性规定。公知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根本不管客观历史条件，只是根据今天的，自己学到的几条干巴巴的原理，去套，套不上的就批。由于农民种田，一亩地该撒几斤种，都要规定死，也是公知们批秦的内容之一，所以顺便提一下。
提高亩产量不行，就只有一条路：增加耕地。当自己领地里的可耕地都用完了，就得朝别处打主意。
几百年的分封制，就这样开始，一点一点被蚕食，被瓦解，中国由此进入“大争之世”。争什么？争地盘！争生存权！
到战国时期就变成酱紫了——
3】
三家分晋，是从春秋到战国，三百多年历史演变的一个缩影。晋，原有六卿（诸侯下面最高等级的贵族领主），经过近百年的互相倾轧、角逐、兼并，最后剩下了3家。西周早期封了七十几个诸侯国，后来又陆续增加到一百个左右，到战国初，三家分晋之时，只剩下十来个。
如果说，原来的兼并战争是相对小规模的，国灭起来也相对容易，那么，当天下只剩七个主要国家时，战争再也不是小规模的，灭国之战，也不可能再是速决战了，而是凡战必动天下，且旷日持久，无止无休。
现在我们就可以从2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了。
从诸侯角度，毫无疑问，你不能富国强兵，等待你的就是灭国。而要变法图强，在当时条件下，只有一条路：废井田，奖耕战，强公室，弱私室，“把所有资源都一点一点调动起来，聚集起来”。
从天下苍生角度，分封制已走到绝路，绝无恢复可能了。除非天下归一，否则，战争就不会结束，天下将永无宁日。
从这些角度，你可以跳出简单的道德判断，去理解发生在战国时期的一系列变法运动，以及最后的“六王毕，四海一”；废封建，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的意义。
本想以李悝变法作印子，来聊聊商鞅变法，但键盘一敲，就跑起野马，不知不觉写多了。而写到此，兴也尽了，还是以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