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富连成”：创办科班
（叶盛长先生口述、陈绍武先生执笔）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东北吉林有个叫牛子厚的富绅，趁来北京之际托人约集一些京剧演员去吉林为他唱戏，被约的人选之中有我父亲叶春善，还有范福太、十八红、达子红、崔灵芝、原小荣椿社科班文武老生教师姚增禄和我的三姨父刘春喜等。
说起这件事态，先得说说牛子厚这个人。牛子厚，字秉堃，有个外号叫“牛犊子”。他是吉林省有名的财主，不仅开了一个保升堂药铺，而且还有自己的参场。在北京，也有他的买卖，那就是设在前门外打磨厂新大同客店里的源升庆汇票庄，相当于后来的私营银号。此人从小喜爱戏曲，好拉会唱，场面上的鼓板、胡琴、唢呐、海笛样样都能拿得起来，是一个既有钱又有功夫的票友。他为了票戏方便，在吉林组了自家的戏班，由于感到实力不足，才到北京通过一个外号叫“盔头周”的人，约一些技艺高超的演员，充实这个戏班的阵容，以提高演出质量。
我父亲等人接受了他的邀请，每人领了一个月的包银(薪金)，很快就动身去东北了。不想中介人“盔头周”的儿子克扣了牛家给他的路费，把本来应当买的二等火车票降为三等票。车行至沈阳，又换乘了另一列火车继续北上。当时车少人多，旅客们拥挤不堪。我父亲一向屈己待人，换车时总是尽先照顾别人，可是当他把同行的演员们一个个推上车之后，自己却怎么也挤不上去了。幸而有一个俄国人帮助他在油罐车上找到了一席之地，才算没被甩在站台上。其时正届严冬，又遇上了大风雪，仅凭一身棉衣和裹在身上的棉被怎么能抵挡得了那彻骨的寒冷？没走多远，人就受了风寒，不仅手脚冻僵，而且嗓音瘖哑一字不出了。到了吉林以后，一连十几天也不见好，一直不能登台演戏。他心里很不踏实，觉得使了人家的钱而不能给人家干活是愧对良心的。于是就找人借了一些钱，加上随身带的一部分钱，凑足了那一个月的包银，托三姨父刘春喜代替自己退还给牛子厚，并表示即刻回北京。牛子厚得知事情原委之后，觉得很新鲜，因为按照以往约角的惯例，凡是拿了包银却因故暂时不能登台的演员，从来没有主动退还包银的，而是等能唱时再补唱。从这件事情上，牛子厚窥见出我父亲为人的忠厚与耿直，对他产生了好感。当即向刘春喜表示：“这笔钱不必退了，一则他家里不富裕，二则本人正在生病，看病吃药都得用钱。如果他这么空着手回北京，不是更困难了吗？既然一时不能上场演戏，那就留在这儿在后台当个'管事\\ 吧。”那时的后台管事，就跟现在的剧务、舞台监督差不多，职责是派戏、把场和料理后台的其它事务。我父亲很感激牛子厚的照顾，一方面担负起了管事的责任，一方面也在角色掂对不开的时候，主动要求扮演一些二、三路配角乃至院子过道儿一类的扫边活儿。牛子厚发现，无论是多么不重要的角色，他演来都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决没有洒汤漏水的地方。这种精神，很使牛子厚满意，感情上渐渐与我父亲接近起来，不久就成了好朋友。有时，竟单独邀我父亲到他家去作客。他是很有钱的财主，家里有几房妻妾。我父亲当时虽是个没有家室的青年，但由于自小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每次到他家里去，从来是规行矩步目不斜视，一举一动都很拘谨。牛子厚看到这一切，更觉得我父亲少年老成，是个靠得住的人。他曾经有个想法：为了自已旅居北京时看戏和票戏的方便，很想找一个既内行又可靠的人帮他在北京组织一个戏班。经过这一段交往，他认定我父亲正是他多年来物色不到的合适人选，于是就郑重其事地跟我父亲商量这件事。我父亲早就有一个想法，也可以说他和师兄弟们共同的另一种夙愿，即由大家凑一点钱，做一点慈善事业，救济那些生活困难的同行与同乡，特别是想把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儿们收容起来，象杨隆寿老先生那样，办一个专门培养京剧演员的科班，教他们演戏，使他们学到本领，日后也好成家立业养家糊口，并使京剧艺术一代一代流传下去。用他们的话说，叫做“替祖师爷传道”。这个想法虽好，但他们收入一直很低微自顾尚且不暇，哪还有力量集资兴办科班呢？他们所盼的就是能有那么个开明绅士，肯拿出钱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因此，当牛子厚和他商量成立戏班的时候，我父条当即就表示：“与其起立一个戏班，莫如成立一个科班。”牛子厚很有兴趣地询向了办科班有哪些条件和好处后，认为这不仅是一种受人钦敬的善举，而且从长远着眼还大有利可图。尽管创办科班之始要投一笔可观的资金。可是用不了几年，只要第一批学生能够登台演戏，便可自给自足了。牛子厚权衡利弊之后，觉得此事大有可为，便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3月，正式当面委托我父亲作通盘筹划，立即着手成立科班。并表示一旦科班建成，社内事务均由我父亲一人掌管，经济上由他做后盾。
对牛子厚如此的信赖与重托，我父亲非常感激，但是他一向谨言慎行，从来不敢贸然做那些自觉力不从心的事，办科班在他看来是件不得了的大事，生怕因为自己才疏学浅而误人子弟，于是，当场就婉言谢绝了牛子厚的委托。到了这年的9月，牛子厚再次向我父亲提起这件事，他诚恳地表白自己虽然家有薄田余资，但绝非纨绔子弟。之所以要办科班并非为了图利，而实在是愿意协助我父亲成就一桩事业。为了表示他的诚意，还特别找了几位知己的朋友作保，宣称自己决不食言。我父亲听罢还是没有点头应允，他语重心长地说：“牛先生的这番美意我心领了，可办科班这个重任，本人实实不敢应承。您看，北京的财主们办科班的不是一家两家，可是有哪个能做到善始善终呢？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据我看，不外是班主们的自私心太重，把钱财上的事看得高于一切，而对造就人才的事反倒想得不那么周到。再有就是没有那种把个人的全部心思拴在科班上、叫人心服口服的头目。您几次都认定我可以办科班，其实我自己最知道自己有多大斤两，我一年轻，没什么阅历，二又没念过书，心路儿不成。万一把您交给我的事办砸了，对不起您不说，我的良心也过不去呀！这件事您还是慎重考虑，另请高明吧。”就这样，他再次谢绝了牛子厚的要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天，日、俄两国发生了战争，我国东北的局势也随之日渐紧张起来，一时市面萧条，人心不稳，谁还有闲情逸致娱乐消遣？同各戏班的情形一样，我父亲这一班人也被迫停止了演出，并且一起向牛子厚请了长假，只想早一刻离开那块不祥之地。
就在他们即将动身返回北京的前夕，牛子厚又特地把我父亲请到家里，再次敦请他协助自己在北京兴办一个京剧科班。两个人促膝长谈，竟然连续说了四天四夜的话，可谓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我父亲感于他的一腔热诚，终于答应回京后先试试看。
牛子厚见我父亲吐了活口儿，高兴极了。接着便表示，一旦这个科班建成，便属他们两个人共同所有。对此，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他明确地说：“我是个穷唱戏的，温饱尚难保证，哪能拿得出钱来办科班，即便您说先替我垫上，将来我也还不起，况且我根本不想当财东，只想出点人力，教教戏，拉巴出几个人才来。”牛子厚听罢又说：“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钱由我一个人出，请您当社长。至于您个人的薪水，不能跟旁的教师一样，除了要给您开一份教戏的工钱外，还要给您开一份当社长的工钱。”我父亲摇了摇头说：“不妥不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既然您信得过我，把这么一摊子事交给我办，我就得费心尽力地把它办好，决不能讲什么价钱。我只能挣一份教戏的工钱，旁的不该要的钱我是分文不取。此外，还得有句话说在头喽，戏教不好，拉巴不出人来，您拿我是问；钱财上的事儿，或赔或赚，我是一概不管，请您另派帐房先生来。”牛子厚见我父亲态度很明朗，想得也细致，便一一应了他。（明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