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悦读丨纪实】王德会《经历“汞中毒”大救援》
文/王德会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自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的基层行政区划经历了多次变革，其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县下设区，区下设公社，一个县辖六七个区，一个区有五六个公社，那时候反苏防修，抗英美反帝国主义，“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公社下面按战时管理编排设大队，每个公社辖几个大队，分别以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称呼，大队下面是小队，又叫生产队，也分别称一队、二队、三队……为便于集中管理和紧急召集，每个小队都很大，有几百户人，又分成几个组管理，当时的一个队现在都分成了几个社了。
那时候农村是大集体形式进行劳作耕种和粮食分配，土地尚未承包到户，由生产队长组织安排全队人员统一进行农业生产，统一种植、统一养护、统一浇灌、统一锄草施肥、统一收割、统一晾晒、统一交公粮，交公粮后剩下的余粮由队上统一保管储藏，最后进行分配。那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处属于集体资产的公房，就是保管室，保管室都有一个用石板铺就的属于生产队集体的大晒坝用于晾晒粮食，保管室有各种粮仓粮囤用于存储粮食，每个保管室设一名专职保管员，保管员的职责就是负责翻晒、保管粮食和给粮食杀虫，防止粮食霉烂、虫蛀、鼠食。那个时候粮食紧缺，很多人都吃不饱，为了防止保管员监守自盗，还要把粮食整整齐齐做成堆然后在表面用灰箱做上印记，标上记号。
就是这个在粮食上做记号，让我亲身经历了一次中毒事件大营救，体验到了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人民政府对人民的亲切关怀、关心和帮助。小时候曾学过一篇课文叫作《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我所经历的这次大营救大支援不亚于这篇课文讲述的情形。
记得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大概是一九七四年秋天，我的一个小妹妹当时还不到两岁，成天啼哭不止，怎么都哄不住，如今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人真是愚昧，农村医疗条件也很差，公社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很有限，我小妹妹去公社医院看了几次都不见好，仍是天天哭闹，最后公社医院手脚无措，只好转到县里医院，当时医院检查设备并不象现在这样先进，医生怀疑是中毒，可是已无力回天，不久，小妹妹就夭折了。
小妹妹死后，我们生产队相继出现了一些老人小孩病死的情况，后来一些青壮年人也陆续出现四肢无力，头昏呕吐，有的人甚至连一尺来高的街沿都上不去。症状反应到大队、公社，逐级上报，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迅速派员调查，最后结论疑是集体大面积汞中毒。我们还小，不谙世事，对这些却一点都不知道。
那时我读小学二年级，我们那个学校是村小，其实就是我们生产队一个队办了一个学校，用的是队上的老祠堂，学校只有两个年级，一个一年级一个二年级，共有二十多人，都在一间房子里面，只有一个老师，上了一年级的课又上二年级，给这个年纪上课时另一个年级就自己做作业。记得那是一个午后的下午，我刚到学校，来了一批身穿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有的还穿着白大褂，我们那时很难见到真正的解放军，只是在墙画和一些海报里看到，对解放军十分崇拜和好奇。我们还没在好奇中反应过来，部队人员就对我们一个一个进行检查，记得有位医生用一个小榔头敲打我的膝盖问我疼不疼，我装作勇敢和坚强坚持说不疼，我爷爷一听，着急的说“糟了糟了，这娃也中毒了”。医生又敲又问到底疼不疼，我才老实说“疼！”看着爷爷焦急的表情一下就放松了。直到那时我们才知道生产队中毒了，也才知道中毒是啥意思，也才知道中毒有多么恐惧。
经部队医务人员实地全面检查证实，全队两百多口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汞中毒，只是有的严重有的较轻，尤其老年人和小孩最严重，因为那时候粮食紧缺，小麦属于精细粮食，是好食品，家里一般都让老人、小孩和体弱的人吃，青壮年人主要吃玉米面、红薯等粗粮。经查这次中毒就是因为保管员在给保管室的麦子做记号时，误把汞粉当做柴草灰打进了麦子堆里，后来分口粮分给了每家每户。
中毒症状查实，县、公社、大队开始大抢救，这次抢救所有都是免费的。先是分中毒程度轻重，把病情严重的集中起来统一在公社医院治疗，全是部队派出的医生现场医治。病情较轻的，部队派了三个组几十个人到每家每户给每个人打针，天天打，早晚各一次。我们那个时候人太小，最惧怕打针，每次医生来，我们就到处逃，满山满墚，躲着不打。为了哄我们打针，医生就用针药盒子作为奖励哄我们，我们读书没有现在的文具盒，用针药盒子可以装笔，装橡皮擦，对我们有诱惑力。可是到后来，盒子收集的多了，不足为奇了，还是跑还是躲，就是不想打针。每天早晚都打，打得有的壮年人屁股上都青了，全是针眼。那记忆，实在深刻。
记忆最深刻让人最难忘的还是住院病人的伙食。姐姐也在病情严重之列，在公社医院住院治疗。有时候我去看她，发现医院病人的伙食特别的好，每顿都是白米干饭，还有回锅肉。所有病人集中在由原来的火神庙大殿改建划归医院作病房的一间很大的屋子里，沿四面墙壁摆放病床住着。每天中午，部队厨师抬几盆米饭，几盆回锅肉，沿着病床轮流一个病床一个病床地舀，分饭分菜，一轮未分完再来二轮给每个病人匀添，分完为止。记得有一回分到我们只有最后一片肉了。
那伙食真好，让我羡慕得都后悔自己为啥不在病情严重之列，要知道那个时候农村一年都难得吃上一回肉啊，我们这些常年吃红苕牛儿吃玉米面糊糊的，每顿白米干饭还有肉，那无异于过年的日子。姐姐一个人在医院，舍不得吃，每顿把肉攒在那里攒了一搪瓷盅盅，叫我带回去给家里人吃，我走一段路偷吃一片，走一段路偷吃一片，还没到家，紧紧一盅盅肉被我偷吃完了，现在想来，惭愧得紧，想想都脸红，可是那一缸子肉，在一个八九岁的孩子面前，那是怎样的一种诱惑啊！
全队社员中毒，青壮劳力都无法劳动，土地当然没法耕种了，地里的粮食也没法收割。于是，我们看见部队来了，清一色身穿绿色军装的解放军，刨花生、剪桑枝、挖红苕、种麦子……所有农活都是军人干，还边干边唱着歌。到了元旦，在队上的保管室晒坝里，来了一队文艺兵慰问演出，全队在家的人席地而坐，观看节目，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部队有文工团，有文艺兵。
最壮观的是春节大年正月初一，公社街上来了一辆绿色的军用三轮摩托车送药品，那个时候的农村人连汽车、自行车都很少见到，摩托车只是在电影里见过，好像《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里面有。街上来了一辆真家伙，十分好奇，那个轰动，满街的人把摩托车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一两百米的街道硬是走了一上午，连部队来的文艺演出都没人看。
整个救援、治疗前后持续了近半年时间，春节过后，所有患者完全康复，这次抢救才宣告结束。如今回想起来，真是感谢共产党的恩情，感慨社会主义的优越。
（图片来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