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进入国际大家庭前夜的中国 | 卡卡·早茶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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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现代社会的人怕是难以理解，在首都设立其他国家的使馆、接受外交官派驻这一再正常不过的外交活动，在清朝会被视为“一国之耻”。为了阻止这一情况发生，国家的最高领导甚至愿意以放弃赋税为代价。而士大夫们甚至愿意为此发起战争。
战争是徒劳无益的，至少对朝廷、对百姓而言如此，然而对于一众上书者而言并非如此。为了极力维护既有的社会政治秩序，对制定政府政策不承担责任、对国家所处局势的严重无从知晓的士大夫，将自己视作抵抗外来渗透和守护中华生活方式的忠诚卫士，成为仇外的中坚分子，建议以战争来洗雪国耻。
他们沉浸在传统和既得利益的庇佑之下，在白天的时间里或琢磨政治策略或阅读古书，在夜晚则或享受静谧的时光或思考玄学问题。他们对外主张对洋人实施强硬政策，对内则采取因循守旧的态度，反对任何对其舒适地位和特权构成威胁的变化。
御史、朝臣、士人、乡绅、机会主义者及小人一道营造起强大的排外分子，这完全不利于进步观念和全新事业的成长。这些人的排外主义并非基于他们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认识，而只是因为他们朦胧地感到自己的地位在外国势力的破坏性影响下既已异常不安。
这些排外因素成功地创造出外交乃危险议题的印象，沾上它就等于出卖自己的尊严。举国上下普遍认为出任公使甚至比被流放还要糟糕，因为出使不仅意味着被放逐于异国他乡，还意味着归国后的惨淡政治前景。
与此同时，积极促进在北京设立使馆的代表人物额尔金，则是由于在中国的客居，唤起了他对中国人的同情，他感受到了那些完全由轻率的外国人铸下的大错。他决心要强调中西间政治交往的重要性，并坚信针对眼下顽症的“特效疗法”就是在北京设立常设外交代表机构。通过优秀的外交使节，对那些在中国领土上任性妄为的外国人起到约束和规训的作用。即使甚少有人能够理解和支持他的这种想法，他也在通过自己的力量坚持促成。
那时连接纳外国使团驻京都未能做到的中国，未能预见到，通过同外部世界的频繁接触，后来的政治家们认识到的残酷事实时，若要在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风行的世界民族之林立于不败之地，求得生存的唯一道路就是像其他国家一样为生存而斗争，民族国家的大家庭中容不得天朝上国的存在。作为预料中的结果，中国作为天朝帝国的时代已去日无多，而其民族国家的时代就要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