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每天只吃两顿饭,为何后来改成了三顿?

历史提问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每天只吃两顿饭,为何后来改成了三顿?答:虽然说起“吃饭”这事儿,现代人早已习惯了“每天吃三顿”。但放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一日三餐”却曾是大多数古人的奢求。比如在两千多年前,那个公认“人给家足”的中国古代著名盛世“文景之治”里,西汉名臣晁错就在其名作《论贵粟疏》里发出疾呼“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保证老百姓“一天吃上两顿饭”,放在西汉“盛世”里,都是个十分不容易的治国目标。而三千年前的甲骨文更告诉我们:殷商时代的中国人,把一天分成了八个时段。其中有“大食”和“小食”,也就是在上午和下午各吃一顿。发展到战国时期,“上午这顿”常被称为“朝食”,也叫“饔食”,这是古人当时每天最重要,也吃得最好的一顿。比如春秋年间的齐晋“鞌之战”,齐顷公开打前就放话“余姑翦灭此而朝食”,虽然接着就被揍得稀里哗啦。但这“打完就好好吃一顿”的强烈愿望,也彰显“朝食”的丰盛与重要。

相比之下,“下午这顿”就相对简单了些,通常叫做“餔食”,又叫“飧食”,常是“朝食”吃剩下的,基本就是凑合一顿。现代人习惯了的“一日三餐”生活,对于两千年前的中国老百姓,那真是相当遥远。当然,对于两千多年前的贵族阶层来说,“一日三餐”却是真不远。比如以《周礼》的记载“王齐日三举”,也就是周天子一天要吃三顿饭。以唐朝人贾公彦的观点,当时的周天子“一日食有三时,同食一举”。也就是周天子每天“后面两顿饭”,吃的都是“朝食”的剩饭,却实实在在“一日三餐”。《左传》《战国策》里的贵族们,每天也多了“日中之食”,权贵门下的“门客”们也是“日三食”。有钱有地位,就能“多吃一顿”。至于帝王们,那自然吃的“次数”更多。汉朝年间起,中国历代皇帝就有了“四食”的传统,分为“旦食”“昼食”“夕食”“暮食”,早晨中午下午晚上各一顿。“吃几顿”这事儿,就是身份象征。

而从唐宋年间起,“一日三餐”的范围,也终于渐渐扩大。比如在唐朝时,那些留下脍炙人口诗篇的诗人们,也大多过起了“一日三餐”的生活。就连一生“苦吟”的贾岛,也能“林下中餐后,天涯欲去时”。贾岛所说的“中餐”,在唐朝又被称为“昼食”,也是唐代士大夫阶层们每天“吃得最好”的一顿。到了城市经济空前发达的宋朝,汴京等“一线城市”里,正店七十二家,脚店上万家,各种小吃琳琅满目,夜市里的夜宵也热热闹闹,还出现了被称为“宣索”的“外卖服务”,想吃了就“点外卖”。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宋朝人来说,“一日三餐”当然也就更流行。

但对于人口更多的农民们来说,这事儿就是两样了:生活在“仁宗盛世”年间的司马光,就哀叹当时的农民“所食者糠籺而不足”。以宋代学者陈淳的说法,宋朝农民何止是吃得差?顿数也少。哪怕在富裕的南方,“不能营三餐之饱”是常事儿,许多地方的农民一天吃一顿饭,还有人每天劳动到黄昏,居然都吃不上一顿。“一日三餐”对于他们,依然很远。发展到明清时期,“一日三餐”的范围,终于开始扩大了。小说《三言二拍》里的明朝市民生活里,“一日三餐”已十分常见,还有“饱三餐饭常知足,得一帆风便可收”的咏叹。明代画家文征明每天的伙食,早晨吃现吃现做的点心,中午还能喝上酒,晚饭吃面饭。这样的“餐饮水平”,也被当时的明朝人称为“素俭”。而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就算是城市的工匠佣人,每天都是三顿饭。当然,要论吃什么,不同的阶层,“讲究”也不同。且不说帝王家的饮食,那些号称“清流”的士大夫们,有时一顿饭就“水陆已过百品”。传教士利玛窦笔下的明朝“清流”们,一天何止要吃三顿?深夜里更要有“加餐”。每次宴会都无比豪华,桌子上堆满各种美食,“简直会使人觉得在修建一座小型的城堡”。各位大明“清流”们围着“城堡”大快朵颐,往往要吃一个通宵。这类“加餐”的费用,基本“全部由公家支付”。看过这震撼的“士大夫加餐”,就能知道这“饭桌如城堡”的大明,到底是咋亡的了。当然,放在寻常百姓家,吃的自然不同。比如明代中期,浙江地区的自耕农家庭,每天早晚都是喝粥,中午这顿才能吃上米饭,下饭往往是水产品。每年也就是端阳节时,才能“喝酒赛乐”。这今天看上去寒酸的一日三餐,却已是古代生活的一大步。而从明朝中后期起,东南百姓的一日三餐,也丰富了很多。以《沈氏农书》记载,江南地区的佃农们,都能“春冬一日荤,两日素,夏秋一日荤,三日素”。不但能吃上一日三餐,隔些天还能吃上些荤菜。而以《乱离见闻录》记载:万历年间的广东沿海城镇,一斗米才要20钱,一斤肉才六七文钱,生活“百般平易”。这样的“一日三餐”,自然也更好些。

如此进步,其实也有赖于明清年间,中国农业生产的大踏步前进。明清年间的农业亩产量,比宋代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八左右,而且“二年三熟轮作制”日益普及,小麦水稻推广南北,中国的耕地面积也达到了八百万顷以上。特别是在“百般平易”的广东地区,仅在明朝年间就兴建了一千六百多处水利工程,翻车水车等农具大量应有,亩产三四石都成为常事。强大生产力,正如当时利玛窦的感慨:“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远比欧洲富裕得多”。也正是随着从明至清,一场场“农业革命”,当时中国人的粮食占有量也大幅度增加:以学者郭松义的推算,从明朝中期至清朝乾隆年间,抛开战乱年代,“和平年月”里的每个中国粮农,可以向社会提供400市斤以上的粮食。这个数据有多了不起?比比清末就知道:清末一个粮农,平均每年提供的粮食数量,不过50市斤。那老百姓“多吃一顿”的景象,就是农业经济发展的缩影。

不过即使如此,哪怕明清年间,在中国大多数地方,“一日三餐”对于农民来说,依然是个难事:明代时的北方农村,依然对每日两餐“习以为风”。清代哪怕是毗邻京城的直隶地区,农村里“中人日仅两食”,也就是中等家庭的农户,每天也是两顿饭。而且“良夕佳节七八口之家割肉不过一二斤”,想吃好点,都是如此难。甚至一直到了民国年间,以《冯玉祥日记》记载,河南农户依然还是每天两顿,“一顿稀饭,一顿干饭,均是小米。”这“吃几顿”的问题,除了见证了历代农业的发展,更缩影了历代平民百姓的不易。“多吃一顿”甚至“吃好一点”,都是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看懂这句话,也就能深味一句古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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