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李江 刘春学 蒋睿
摘 要：本文从需求面与供给面为切入视角，分析环境规制通过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技术创新、壁垒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理。同时，采用2005—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及其区域异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化、环境规制都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环境规制与城市化的协调关系还未建立，不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要加大环境规制的实施并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协调好城市化与环境规制的关系。一方面城市化的推进速度不宜过快，要将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考虑在内，积极推进环境规制的实施;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实施不能阻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行，环境规制措施的设计要以不妨碍长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为前提，以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关键词：环境规制;城市化;产业结构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0.05.008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20）05-0065-10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迁，城市化的发展又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两大引擎。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难题。如何在推进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又能减少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这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研究环境规制、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成果、让经济在新常态下平稳发展，还能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规制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有的学者以供给面为切入视角，将企业作为考察主体。Brunnermeier（2003）、Kneller（2012）围绕对“波特假说”以及Xing（2002）、Eskeland（2003）围绕对“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检验而展开。薛曜祖（2016）认为“波特假说”下环境规制虽然在短期增加了企业的治污成本，但长期来看合理的环境规制能激励企业进行技术持续创新，技术创新带来的收益能够抵消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带来技术扩散和产业结构升级。罗云辉（2017）、王双燕（2016）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下较低的环境规制标准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因而企业倾向于向环境规制标准较低的地方转移，以致环境规制标准较低的地方成为污染物排放的“天堂”，而较高的环境规制会使高污染企业承担高额的“环境遵循成本”，形成“进入壁垒”。出于规避成本的需要，高污染企业将会转移到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地区。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清洁型产业相对于高污染企业所受环境成本的冲击较小，表现为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产业结构得到升级。此外，还有的学者对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的中间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肖兴志、李少林（2013）采用1998—2010年我国30个省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通过需求、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传导机制等三种途径影响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影响。梅国平、龚海林（2013）研究了环境规制通过进入壁垒、技术创新、国际贸易而促进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提出了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变迁的外延式和内涵式发展路径。赵卓、王亚丽（2017）以2003—2012年广东省21个地市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政策效应，得出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和经济开放度正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结论。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往往伴随着工业化发生，城市化的进程和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或产业结构的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产值低、能耗大、污染严重的产业结构问题，又是环境规制的重点研究问题。高明、吴雪萍（2016）基于STIRPAT模型，利用中国2001—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化进程、环境管制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林晓斌（2016）认为城市化和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均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城市化通过加速居民消费结构变迁，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张学东、李志翠（2015）基于1978—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的计量方法，研究了我国城市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及合理化之间的互动路径。发现从长期影响方向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演变在长期对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均具有正向效应。
总结相关文献发现，现有研究大多从供给端对“波特假说”或“污染避难者假说” 单方面进行检验，从而考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或是大多通过需求、技术创新、国际贸易以及FDI来分析环境规制效应的中间传导机制，但却没有系统厘清传导机制中的中间变量。此外城市化的推进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往往会对产业结构的变迁产生重要影响，城市化与环境规制作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缩影，两者的协调关系也本应是关注的重点，却鲜有文献从环境规制与城市化二者相互作用的角度去综合考察它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此，本文从需求面与供给面来系统梳理中間变量，分析环境规制效应的中间传导机制并综合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化相互作用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二、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是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对企业实施的一种社会性规制。由于环境污染具有负外部性，微观企业个体容易在利益最大化决策下忽视社会成本，以资源损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违背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破坏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因此环境规制作为一种纠正市场失灵，协调经济与环境关系的重要工具越来越得到广泛应用。本文以企业与消费投资者为行为主体，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来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
（一）需求传导机制
1.消费需求结构引导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环境规制的实施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将使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与可持续理念增强，他们会将环保理念纳入到自己消费决策中去。因此，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消费将会减少，而綠色环保类产品的消费将会增加。相应的消费结构的转变会引导企业进行生产决策的调整，企业会以市场导向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由此带来生产结构的调整。随着清洁型产品生产的比例增加，产业结构得到升级。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会使企业的环境遵循成本增加，为了维持利润最大化，受环境规制企业会将增加的环境遵循成本内化为产品成本，因此非环保产品的价格将会提高。价格信号通过市场机制会驱使理性的消费者减少对价格较高的非环保产品的消费，而增加对绿色环保类产品的消费，最终消费结构的改变带来生产结构的转变，产业结构得到升级。
2.投资需求结构引导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的实施将会使企业可开发利用的资源减少和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在成本增加和收益减少的情况下不得不缩减投资规模。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污染密集型产业份额将会下降，进而导致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动，这是环境规制通过投资需求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
（二）供给传导机制
1.“波特假说”下的技术创新效应。在创新补偿效益大于环境遵循成本时，合适的环境规制强度将会激励企业去加大技术研发与环保改造，以达到降低或抵消企业面对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的不利影响。蒋勇（2017）研究认为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技术创新一方面有利于改造传统产业，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有利于创造和培育环保绿色的新兴产业，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污染避难所假说”下的壁垒效应。环境规制下，企业的进入将受到环境壁垒的影响。环境壁垒主要包括资金壁垒和技术壁垒，资金壁垒是指进入企业需要配备清洁的生产设备以及污染处理设备，技术壁垒则要求企业内部实施严格的环境标准与提升环保技术。环境壁垒的存在使企业不得不增加环境遵循成本，清洁型企业和污染密集型企业面对环境遵循成本的冲击大小各不相同。清洁型企业承受环境遵循成本的压力较小，因此不会转移。而污染密集型企业承受环境遵循成本的压力较大，因此会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转移到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从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企业规模会降低，而清洁型企业的相对规模会增加，进而实现了该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各地区城市化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依赖于环境规制的强度，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强度、城市化水平以及城市化水平与环境规制交叉项为核心解释变量;以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技术进步为中间影响变量;再将影响产业结构的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外商直接投资。考虑到对数模型能有效的缓解异方差性和保证数据收敛性与平稳性，本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其中，i代表各个省份;t代表年份;？着it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2005—2017年的我国除西藏、港澳台以外的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涉及到的数据主要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金融年鉴》整理而得。相关变量的选取如下所示：
1.核心变量的选取。产业结构升级（stru）：研究表明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来说，引发环境问题较少，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可以看作经济结构的服务业化，本文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评价指标。环境规制强度（er）：本文将环境规制工具划分为行政命令型规制工具、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三种类型，其划分方式能够分别从政府、市场和公众角度来衡量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水平，考虑得更加科学、全面、具体。借鉴孙玉阳（2018）的做法，用工业污染治理本年度完成投资作为行政命令型规制指标（er1），用排污费征缴的额度作为市场激励型规制指标（er2），用环境信访的人均件数来衡量信访参与度以作为公众参与型规制指标（er3）。城市化水平（csh）：城市化一方面会导致城市公共及私人交通的密集使用，增加城市化石燃料消费;另一方面会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市场需求膨胀，会带来钢铁、建材、水泥等高能耗行业的增长，进而导致生态环境污染。本文的城市化水平用“年末城镇人口在地区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进行表示。
2.中间影响变量的选取。借鉴王蕾（2017）的做法，选取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来衡量消费需求（xf），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衡量投资需求（fi）。技术进步带来的创新效应的增强、壁垒效应的降低，将会使环保绿色企业规模增加、污染密集型企业规模减少，产业结构得到升级。因此，本文采用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来表示技术进步（tech）。
3.其他控制变量的选取。自然资源（nr）：它不仅反映了不同地区在产业结构选择中的资源约束，而且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原则，借鉴彭沙沙（2017）的做法，选用农林牧渔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和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agdp）：由配第—克拉克定理可知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劳动力会在三次产业之间发生转移，进而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人均GDP来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jr）：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影响到资本使用效率的高低，进而会对实体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金融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具有相互关联的影响，本文以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余额）与GDP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fdi）：一般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与产业关联效应来作用于产业结构并推动其升级。本文选取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和表2所示。
从表1和表2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最小值为3.342862，最大值为4.389002，均值为3.735732。三种环境规制方式中，数值较大的是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其次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最后是公众参与性环境规制。在中間影响变量中，消费需求的数值最大，而在控制变量中，数值最大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如果从区域差异来分析，可以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数值从大到小依次是东部、西部和中部。就环境规制而言，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数值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数值在东部最大，中部次之，而西部最小;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数值在中部最大，东部次之，西部最小。
四、实证分析
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之前，需要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LLC检验、IPS检验以及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四种检验方法，以保证检验结果的有效性。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除lncsh、lntech、lnnr、lnjr为一阶单整序列外，其余变量皆平稳序列，可直接进行回归分析。此外，本文对模型进行了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对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进行估计。
（一）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中间传导机制分析
由表3可知，环境规制对中间变量的影响各不相同。从环境规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来看：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系数显著为负，即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加强能显著抑制居民对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消费，从而有利于消费者改善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系数显著为正，即排污费征收额度的加强不利于消费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结构的提高。从环境规制对投资需求的影响来看：三种环境规制的系数都为正，即无论是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或是排污费的征收，还是公民的环境信访举报都会对环保投资需求产生正向影响，有利于投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改善和升级，但环境规制对投资结构的促进作用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从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来看：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加强对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即行政型环境规制的加强能激励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此外，现阶段城市化水平越大越不利于消费结构的改善，但却有利于投资结构的改善。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城市化发展还处于中前期，城市病的暴露有一个阶段，在此期间，表现出国民一边大量消费污染密集型产品，同时又因为环境问题的出现加强了环保投资的力度。自然资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对中间变量的影响也更为复杂。它们一反面促进投资结构的改善和激励企业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又抑制了消费结构的改善。外商直接投资对消费结构和投资具有改善作用，可能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受到环境壁垒的影响，而逐渐趋向于环保型投资，使企业倾向于生产环保类产品，使消费者的“菜篮子”中环保类产品的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二）环境规制、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从全国来看，三种环境规方式的系数都为正，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都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作用，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这说明了环境规制整体上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验证了“波特假说”下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带动产业结构升级，这一点也能从技术进步指标的系数显著为正中看出。同时也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下高强度环境规制使污染密集型产业迁出，从而提升本地环保绿色产业规模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水平的系数也显著为正，且其估计值较大，说明了当前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总体上是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由于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是工业化的过程，因此可以看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正逐渐走向成熟阶段，越来越趋向于高附加值低排放的循环经济模发展式。环境规制与城市化水平交叉项的系数为负，表明环境规制与城市化水平的综合作用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这可能是由于过于追求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忽略了环境规制的作用，没有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得环境规制与城市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变为抑制作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了污染密集型产品消费的减少和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投资的减少，带来了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的绿色化，证明了消费结构与投资结构的改善推动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此外，控制变量中的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却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污染天堂假说”的合理性。
在东部地区，以排污费征收为指标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而以环境信访人均案件为指标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却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这可能是由于信访效果未能真正发挥好，政策监管落实不到位而造成的。城市化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交叉项系数为正，说明东部城市化过程中，公民环保意识的加强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作用。消费需求的系数为负，技术进步的系数显著为正，同样说明了消费结构的改善与技术进步对东部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此外，控制变量中的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在中部地区，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为指标的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系数显著为负，技术进步的系数显著为正，同样说明了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结构的改善、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控制变量中的金融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系数为正，说明两种环境规制方式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作用，但由于统计意义不显著，说明不能有效促进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城市化水平单独作用于产业结构时，会产生抑制作用，两者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西部地区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采取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方式，协调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有利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系数显著为负，技术进步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消费结构、投资结构的改善，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正向作用;此外，控制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抑制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从全国层面来看，环境规制与城市化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但城市化与环境规制的协调关系还未建立，以至于城市化与环境规制的综合作用，未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消费需求结构和投资需求结构的改善、技术的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自然资源禀赋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抑制作用。
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种区域异质性可能是由于东中西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水平及环保政策健全程度的差异所造成的。东部地区以排污费征收为指标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地区则是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为指标的额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的三种环境方式效果都不尽人意，其中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都不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需要在与城市化建立协调关系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二）政策启示
一是要采取各种环境规制举措，加强环境规制的实施，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环境规制通过供给面和需求面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供给面证明了“波特假说”下的技术创新补偿效应和“污染避难者假说”下的壁垒效应，需求面阐述了环境规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中间影响机制。
二是在加强环境规制实施的过程中，要实事求是和因地制宜。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水平以及政策体系健全出发，东部地区选择以排污费征收为代表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为主，中部地区选择以工业污染治理本年度完成投资为代表的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为主，而西部地区对这两种环境规制都可选择。此外，还要重视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提升公民环保素养，加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实施。只有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结合起来，才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是要采取措施协调好城市化与环境规制的关系。一方面城市化的推进速度不宜过快，要将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考虑在内，积极推进环境规制的实施;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实施不能阻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行，环境规制措施的设计要以不妨碍长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为前提。
四是要加大对农林牧渔等自然资源的投资，增加生态农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减少工业特别是污染密集型工业的比重，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发挥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完善环保立法，设立“环境壁垒”，增强对引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甄别，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化。
（责任编辑：李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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