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块一个的微博小号里,有千万个成人世界的秘密

上个月,蒋方舟发了一条微博:
前段时间跟朋友聊天,说最好能坚持每天写点不发表的日记,没有任何隐喻、缩写、担心被嘲被杠而做的自我阉割,完整诚实地记下自己的想法,就像是一种拉伸的锻炼,让想法不至于随着公共表达空间的萎缩而萎缩。
这种担忧并不仅仅发生在蒋方舟这种公众人物身上。
对于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来说,出于省事或维护人设的目的,我们常常会在即将发出动态时又默默删掉,“怕别人觉得矫情。”为了避免在动态发出之后提心吊胆,担心回馈,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不发。
爱默生曾说过,表达,犹如人对性的欲望一样,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周国平在一篇文章中补充道:当然,这里说的表达,是心灵真正经历了孕育之后的行为。有的人似乎也有强烈的表达欲,废话连篇,令人厌烦,这样的表达欲不可譬做性欲,恰当的譬喻是排泄欲。
但不管是有思想的表达(性欲),还是情绪上的表达(排泄欲),都本该是人最正常不过的欲望,但这种欲望放到网路上,似乎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自我审查、自我阉割。
 表达欲=矫情? 
“怕矫情”是许多人表达自我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阻碍。
在互联网上,“矫情”的红线变得很低,除了本义的强词夺理、故作姿态之外,脆弱、动情、感动、悲伤、怜悯、甚至是激动、快乐……只要是抒发个人的感受,都有可能“显得矫情”。
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暴露在公共空间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几乎所有看到动态的人都可以对你内心深处的东西评头论足,尽管他们可能完全不了解你和你的生活。这种“悲喜不能相通”的困境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了本该有的自我表达。
近几年,许多人把自己的QQ空间和人人网封锁了,因为无法面对过去那个“矫情”的自己——什么都要说、什么都要发,太幼稚,太不成熟。
或许还有人记得,我们曾经如此热衷于自我表达,不管是转瞬即逝的情绪,还是深夜里对人生的思考。从“想到”到“说出来”是一个直线式的过程,没有任何弯弯绕绕。
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直抒胸臆的安全感就像人人网的衰落一样,逐渐消失了。
渐渐的,有感而发变成了矫情,思考人生变成了矫情。明明是正常的所思所想,但却在发出去之前犹犹豫豫,生怕影响了自己往常理性、成熟的形象。即便发出来了,也要给过去的状态设置一个障碍——半年可见、一个月可见,甚至,三天可见。
这种“拒绝矫情”的舆论环境,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困扰。
泡桐是一个很喜欢表达自我的人。她喜欢在闲暇里思考人生,也很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自己的感受。但当她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矫情”评判他人之后,也逐渐对自己平时发的一些随感产生了怀疑。
“好像相比别人,我的想法是格外多,也格外感性。但是我觉得,只有感受,才能证明我是在有血有肉地活着,我不想放弃那些可以感知的瞬间。但我有时也确实会感到担忧,觉得自己是不是让人觉得矫情。”
泡桐认为,这种对于矫情的批判,有一部分是源自于“慕强心理”。别人不会关心你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有些伤感色彩的),那些细腻的所思所感暗示着人的脆弱,会让许多人情不自禁生出反感。但如果你在网络上发布什么成就或喜讯,点赞量瞬间就上去了。
冰冷,残酷,但这就是现实。成年人的世界里,放在台面上的,没有那么多“无用”的感想和脆弱。没有人会同情你,这会占据别人宝贵的注意力。
 当社交网络沦为自我审查的战场 
社交网络在发明之初,本身是为了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设计的。如果说,在马化腾创立腾讯QQ的头几年,这个目的暂且还能达成。那么到了近几年,微信逐渐变成了工作的工具之后,其社交功能早已名存实亡。
《群体性孤独》的作者雪莉 · 特克尔认为,在 Facebook 这样的社交网站中,我们貌似以真实身份出现,而实际上却往往在简介上把自己美化成另外的人——我们想要成为的人。
这种情况同样适应于微信朋友圈。相比交友的愿望,更多人目前更迫切的需求是维持好朋友圈的人设,有筛选地进行自我呈现。
微博上的日子更不好过。本身,微博是一个即时的信息流,相比在朋友圈发布一条动态,微博可以更随意、轻快一些。
但随着好友的增多,以及好友背后的不明人群的增多,微博也不安全了。由于其缺乏像微信那样的私密性,任何人都可以没有限制的进入你的个人空间,把你的状态浏览干净。你所发的每一条动态,都有可能被记录和转发。
由此,微博还催生了“视奸”的行为。“视奸”是大部分人都有过的经验吧:通过蛛丝马迹,摸进他人的主页,了解对方的动态。还要小心翼翼,翘起除食指之外的所有手指,生怕不小心手滑点赞,把自己的“不正当”行径暴露。被视奸的人设置种种陷阱,比如发布微博故事,等待着跳进坑里的视奸者——当然,相比这种捕猎的快感,他们更厌恶这种被监视的感觉。
在这样的情况下,表达真实的自我不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于是,微博变成了第二个朋友圈,沦为自我审查的战场。
能通过审查的合格内容,往往是积极的、正能量的、有深度的,而不能是消极的、废话连篇的、让人引起不适的。即便是席卷网络的“丧文化”,也必须是抖着机灵的、自我调侃式的。
总而言之,不能真情实感的丧,必须要让别人感受到你在“积极地生活”。
但很显然这是个假象。就像雪莉·克特尔的一个采访对象提到的,互联网使得人们失去了“消极地做自己”的能力。所谓“消极地做自己”,就是不隐藏、不包装,用一种真实的、不加编辑的状态面对他人——就像在网络刚刚成为沟通工具的时候,我们对很多陌生人展示的那样。
所以世界上的负能量一夜之间都从社交网络中消失了。每个人都拥抱太阳,生活中充满歌声与微笑。这种歌舞升平的程度,甚至不亚于新闻联播。有时你可能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只有我一个人过得很惨吗?
对一个说真话的空间的需求,就这样产生了。
 让步后的表达空间——微博小号 
微博小号的诞生,其实早先起源于追星女孩。
据TFBOYS的一位粉丝小杰透露,她最早申请小号是六年前。因为当时三个孩子正处于全网黑的状态,加上不想过度侵占微博好友的注意力——申请小号,也成了她作为饭圈女孩的自我保护。
“我个人认为吧,原先的韩流那一批人回来,带来了全新的追星思维,然后开小号刷idol是很多人到饭圈学到的第一课。就像现在,如果你追不同的明星,也会选择换一个号一样。”
但追星的小号并不等于放飞自我。相反,追星的小号需要更强的自我审查。为了不给偶像招黑,也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因饭圈斗争而伤及自身(曾经发生过粉丝因陷入饭圈斗争而被人肉的情况),多数情况下,她会将较为个人的表达设为仅自己可见。
小号的她,更接近于只有一个标签,就是“idol的粉丝”,小号上的一切都始于idol也终于idol。“如果有一天我不喜欢他了,那这个号也会随着一起消失。”
如果说最早注册小号是追星女孩的标配,那么近几年明显可以看到,微博小号已经不仅仅承担了追星的种种功能。越来越多明星的小号被人扒出,他们在官方的形象之下当然也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自我。许多普通人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号(甚至不止一个),用来安放自己的“另一面”。
为什么选择微博,而不是匿名社交app?因为注册匿名社交APP,多数还是为了社交,就要承担着被系统推荐给他人的风险。
在微博必须实名制注册之前,每人可以注册很多个小号。但自从需要绑定手机开始,小号就不那么容易获得了。淘宝贩卖小号的业务由此应运而生。花十几块,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注册时间早、且没有任何粉丝的陌生号码,无需再担心有人会通过通讯录查找到你的行踪。
那些无处安放的烦恼、负能量,和不能对人言说的情绪,都会释放在微博小号里。
一般情况下,人们在微博小号里不添加任何好友,仅仅是一个只为个人表达而不为了社交的“黑洞”。不打听别人的微博小号也变成了一种约定俗成。人们需要这样的场合,不再需要承担被熟人观看的压力。
于是,有人把微博小号当做释放秘密的地方:
“希望这个微博是我的一片净土,谁都不要关注我。”
“总会有个地方,藏着秘密。以前是QQ,之后是朋友圈,现在就是微博小号。”
“没有一个社交软件可以包容我的胡言乱语,只有微博小号了。”
有人把小号当做负能量的发泄桶,以及安放自己深夜凌乱情绪的自留地:
“一个人在北京生活,所有事都自己扛着,不知道跟谁倾诉,也不会有人愿意接受负能量,我只能发在微博小号。我没有看起来那么乐观和坚强。”
“晚上总会伤感,在小号上拿出来絮絮叨叨说完可能也就没事儿了。”
还有人把小号当成自己的日记本,真实的生活只能出现在这里:
“大号只能证明自己活着,小号才是真正的生活。”
“微博小号成了我的网络日记本。”
“小号才可以畅所欲言,终于知道了自由的滋味。”
甚至有人觉得,打鸡血也只能小号里打:
“自己看到就好了,被别人看到又会觉得我假、卖惨。”
人们在小号里自我释放,又自我和解。很多人一边说着不喜欢释放负能量,一边又无奈地承认,在心里默默消化所有事情实在太难了。微博小号成为他们情绪的支点,再苦再难,一笔勾销。无需在管旁人的目光,在这里我们关心的只有自己。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社交作为人类普遍需求的同时,其实也成为了压力的来源。从某种意义来说,微博小号是“反社交”的,因为其最根本的需求就是不为人所知——那么为什么不发在日记本里,而要记录在这里呢?
这就要说回我们最初提到的表达欲了。不管是否想让人看到,向外表达都是一个人的基本需求。相比封闭而又显得有些正式的日记,微博更像是一个人来人往,但又有些空旷的大广场。你戴着面具,冲着外面低声说话。也许有陌生人路过,会听见你低声说出的话,驻足倾听;也许没有任何人看到。但不重要,因为这种表达欲的释放是安全的。
当然,即便被社交网络逼到需要到微博小号去吐槽,也还不算太糟——至少证明你没有丧失表达的欲望。
而许多人甚至已经彻底将表达欲埋葬,变成了互联网的失语者。
雪桥曾在16年注册过一个微博小号,读中文系的她,以前喜欢在小号上发表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哲思和遐想。
但随着毕业、工作,近两年来,她的小号几近荒芜。她说自己丧失了表达欲,因为已经无法描述出自己的想要表达的感受。
工作带来的压力让她长期处于低落状态,这成为她丧失灵感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她想让自己学会遗忘。“不表达很多细节就可以忘了,这样每一天又是新的一天。”“快乐的事情?好像很少,或者说,很久没有过了。”
“当大人太难了。”她最后总结道。
此外,还有一部分人不表达是因为无法信任网络,比如上文提到的小杰,就曾遇到过在微博发送私密动态被别人截图散播的情况。“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我本来就对网络缺乏信任感,还说是这件事真的给我造成了我自己从未思考过的影响。”她很羡慕那种无论如何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想法的人。
就这样,不少人会在感受产生之初就自我阉割。再加上许多媒体在渲染的“成熟=默不作声,自我消化”观念,愿意表达自我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但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L·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曾提到,“冲突通过允许行为的自由表达,而防止了被堵塞的敌意倾向的积累”。压抑自我表达,强行自我消化的结果,只能造成负能量在内心的堵塞。
去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联合发布了《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8)》。
通过调查22669个有效样本,报告发现,不同年龄群体的幸福感均值表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幸福感较低的是“70后”“80后”“90后”,其中“90后”幸福感均值最低,仅4.03。在受访的“90后”眼中,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宽容、体谅和关心,权力分布不平等。
当下的社交媒体建构、归训着年轻人,如今正值20-30岁大好年华的90后,却陷入了巨大的焦虑之中。当“快”成为了关键词,每个人都你追我赶的就业、成家、生子时,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关心体谅他人,甚至是自己的内心。所以,那些发自内心的感受,会越来越被视作“矫情”而丢进垃圾桶。
但报告的结果,恰恰证明年轻人内心深处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他们其实非常需要彼此之间的包容和体谅,需要更多的柔软相待,需要一个卸下坚强伪装的机会。
“表达欲”没有错,“脆弱”没有错,偶尔的“矫情”不一定就是贬义词。每个人都应该有表达自我和剖析自我的空间,让自己的脆弱和心事自由的绽放。
毕竟,我们太需要一个释放真实自己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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