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人生地图】

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人生地图

我想追随苏轼,走一遍他的人生之旅……
——作者题记

苏轼一生主要走过的地方:
眉山——开封——凤翔(今宝鸡附近)——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黄州——南京——颖州(今安徽阜阳)——扬州——定州——惠州——儋州(今海南岛内)——常州

引子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公元一零八二年三月湖北黄州的一个下午,日子很普通,与平时没有任何的区别。
正是乍暖还寒的时节,一阵突如其来的黄昏急雨不约而至,风卷起地上的尘土扑人脸面,雨点打在林中的叶子上啪啪作响。
这时,从转弯的山路上,走出了一群匆匆忙忙的行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左躲右闪,狼狈不堪地避着雨,惟有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拄着一根竹杖,气定神闲地缓步走着,雨点密密地打在他高大的身躯之上,他却似浑然不觉。脸上一片红润,大概是刚刚痛饮了一坛杜康的缘故吧。只见他缓缓地转过头,望着来时的路,一声长吟:“归去吧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话一出口,带着一股浓浓的川音,回荡在山麓之中,与烟雨相和……
这个下午,一代文豪苏东坡,拄着他的竹杖,穿着他的芒鞋,在黄州泥泞不堪的雨中,以这么一身特殊的装束,正向我们徐徐走来……

时间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永远不会逆流而上。九百年前的往事已经如缕如烟了吧?九百年,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有多少人像流星一般名噪一时,继而划过夜空?又有多少人的名字被人日夜念起然后却又忘记?
苏轼与他的那个年代早已成了陈迹,但是,他的名字和他的文章,却被后世的人们一代一代口传心记,流传至今。就像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让人沉心其中而津津乐道……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流光一转,诗人走了,他的诗还在;他的诗模糊了,他的魂,依旧在……

1.
眉山。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
这是富饶的天府之国。于成都与乐山之间,便是眉山城。在宋仁宗景佑三年,也就是公元一零三六的十二月十九日之前,它与中国其他的小城镇一样,默默无闻地立在那里。但是随着这日清晨一个婴孩的一声啼哭,这座西南小城的命运彻底改变了,它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闪亮的字眼,成为后世众多文人眼中的圣地。
苏轼降生在一个小康之家。祖父苏序,大字不识一个却为人豪爽,最喜欢拎着一坛好酒,晃晃悠悠来到田间路旁,唤上三五个朋友痛饮,喝到伶仃大醉,然后高歌归去。苏轼的父亲苏洵,时年二十七岁,性格却与祖父截然不同,沉默寡言,但思想独特,有一腔政治抱负,然而一直怀才不遇。苏轼的母亲娘家姓程,这位程家小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像男孩子一样读书识字,知书达理,这在当时的社会来讲,是难能可贵的。我没有在史书中找到对她容貌的更多描写,但想来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子,一定也是出落得貌美如花吧。在苏洵出门在外游历江淮的那段时期,苏轼的母亲还亲自抓起教育孩子的工作。虽然那时苏轼已经上了私塾,但是每天放学回来,母亲还是会把他叫到庭院里,单独为他讲些经书。那几年的黄昏,在眉山城里苏宅的庭院中,总会有这么一幅画面:年轻的母亲手持一本《汉书》坐在竹椅上,念一段,讲一段,时不时向身边的儿子提上一两个问题,小苏轼静静地站在一旁,入神地听着母亲讲解。阳光的余晖轻轻洒播在这一对母子身上,快下山的夕阳将她们的影子拉长,投在地上,门上,雕着花的木头窗格上,直至渐渐消失……
苏家与程家同是眉山城里的大户,苏轼的几个叔叔和舅舅都早已考取了功名。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中,小苏轼一天天地长大。八岁的苏轼已经在母亲的辅导下,读完了整部《汉书》,在私塾中,也显示出了高出其他孩子一等的才智。可以这样讲,苏轼继承了祖父的豪爽和旷达,继承了父亲的智慧与雄心,继承了母亲的文雅与宁静。我们已经可以不足为奇了,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小苏轼如同雨后的春笋一般,势不可挡地破土而出,并茁壮成长起来。

2.
眉山城外的玻璃江依旧日夜不停地流淌着,苏宅院内的那棵老桂树,花儿开了又落,落了又开。时光悠悠,岁月静好。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的这两大喜事,在苏轼十八岁到二十岁的这几年间,接踵而来了。
苏轼才华横溢,青年才俊,早已在十里八乡小有名声,上门说媒的媒婆每日里络绎不绝。苏轼的父母在精挑细选之后,终于选中了一位青神姑娘。
青神,是个地名,从眉山城沿玻璃江向南走十五里便到了。在二老看来,与其让儿子娶个他乡媳妇水土不服,倒不如在本地找一个知根知底的人家,毕竟是同饮一江水,相处起来也会更容易吧。
苏轼对自己的另一半自然是没有选择权的,他最初对这桩婚事的态度,我们已无从可考,但猜想他总会多多少少有些不满意吧。然而在当时那个社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时当如此。那时的婚姻,三分靠人为,剩下的七分,只能听天命了。
上天终究是对苏轼不薄的。这一点,当他亲手掀开新嫁娘的红盖头,看到那张若水明眸,如花笑颜的时候,自然就明白了。
新嫁娘只有十五岁,却于羞涩中透出落落大方。她娘家姓王,单名一个弗字。
王弗。请大家记住这个女子的名字吧。正是她的智慧,正是她的体贴,正是她的能干,正是她的温柔,陪伴着苏轼走过了整整十一年的风雨历程,而这十一年,正是苏轼初入仕途最难走的十一年。两个人琴瑟相和,甘苦与共,留下了深厚的感情,以至于在妻子去世的十年后,远在千里之外任密州太守的苏东坡,午夜时分梦到妻子,竟然激动得“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3.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便是参加科举,考取功名。在苏轼的家中,他的叔叔和舅舅们都已做到了这一点,只有他的父亲苏洵,屡战屡败,名落于孙山之外。
仁宗嘉佑元年,也就是公元一零五六年,他又要上路了,只不过与以往的形单影孤不同,这一次,是父子三人。在苏洵的心中,除了对自己功名的那点不甘心之外,更多的是增添了对自己这两个儿子前程的期待。
“十年寒窗无人晓,一举成名天下闻。”这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心底最大的理想。当年中唐的大诗人孟郊状元及第之后,跨马游街,曾无限感慨道:“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
又是春风拂面,又是花香如海。只不过,时空易转,长安变了开封。
五月初的开封,乍暖还寒。车水马龙的街头站着两位玉树临风的青年人,左右地张望,眼神中流露出的是好奇与渴望。正是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兄弟二人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这繁华的大都市,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望着阡陌交通的街道,似乎也在寻找着未来属于他们自己的那条路……
礼部的初试在秋天如期举行了,苏轼和他的父兄三人都顺利地通过了初试。接下来是最为关键的殿试。那一年的主考官正是文坛领袖欧阳修,题目是为政的宽与简。
欧阳修在读到苏轼的卷子时,眼前一亮,顿时被这个年轻人质朴的文风和犀利的见解吸引住了。当然,欧阳修在当时并不知道这张卷子的主人是谁,按照宋朝科举的规矩,考生在答完试题后,要由专门的人员再进行抄录,并且不署姓名。此举就是为了防止考生与考官之间有暗中交易。欧阳修拿着这张没有姓名的试卷看了一遍又一遍,爱不释手,他又把这篇文章传于其他的判官,众人一致击节叫好。
毫无疑问,这本应该是一张位列头名的试卷,然而欧阳修却自信地认为,在当世众多的举子之中,能够写出这种出类拔萃的文章的,只有他的学生曾巩一人。于是,为了避免别人说自己偏袒的闲话,欧阳修将本已题向头名的笔锋一转,给了一个第二名。苏轼就这样错过了一个做天下第一的机会。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不过在九百多年之后,我们再调转回头去看,这个当年的第一名与第二名,于苏轼在后人心中的地位来讲,又能有什么差别呢?
欧阳修真是一个可爱的老头,他对苏轼才华横溢的欣赏毫不隐瞒,也毫无顾忌。他曾当众对同僚高声叫道:“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还有一次,在和儿子吃饭的时候又谈到了苏轼,他笑着对儿子说:“小子你记住,再过三十年,全京城里没有人再谈论你老爸我的文章,到那时侯,他们谈的说的佩服的嫉妒的都将是这个苏子瞻啊……”这话固然是一句戏言,但我们从中也隐隐约约地看到,新老两代文坛领袖之间的接力棒正在悄悄地交接着。

4.
正当年轻的苏轼“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一个噩耗从千里之外的家乡传来:母亲去世了。
程家小姐(请允许我仍用这个称呼)直到闭上眼睛的最后一刻,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夫君和两个儿子已经高中的消息。可以想象,在丈夫和儿子远赴赶考这一年多的日子里,她曾无数次来到城外的玻璃河畔,向着东北的方向望着盼着。她在自家的庭院里徘徊,孤零零,遥想着当年教儿子读《汉书·范滂传》的情景:那一次,小苏轼突然问道:“母亲,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母亲骄傲地抬起头,欣慰地笑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那一年,苏轼只有八岁,自己也只是三十出头。时光荏苒啊,当年自己的满头乌发转眼已染上一层青霜,当年那轻柔娇好的腰身也变得佝偻起来。她把自己的青春和最好的华年都用来相夫教子,而最终,却没能亲耳听到自己魂牵梦萦的那个消息……
苏轼父子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乡。其时,程家小姐已经去世多日了,一家人乱成了一团,悲不自禁,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是这样描述的:“苏家父子三人急忙返家,到家只见母亲已去,家中一团纷乱,篱墙倾倒,屋顶穿漏,形如难民家园。”

5.
一年零三个月的母丧过去了,苏轼决定和父亲、兄弟举家东迁开封,离开这片伤心地。
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但是京城里的人们并没有将苏氏父子遗忘。苏洵被任命为校书郎,具体的工作就是为皇帝作传。而苏轼和苏辙兄弟在欧阳修的推荐下,都通过考试获得了朝廷赐予的等级。据说,有一次宋仁宗读到兄弟二人的功课,也就是写给朝廷的策论文章时,非常兴奋。策论上到底写了什么内容,我已记不清楚,只知道这个仁宗皇帝回到后宫的时候,竟得意忘形地对皇后说道:“皇后啊,你知道我今天下午都做了些什么?哈,我今天已经为我们的后代选好了两个宰相呢!”
苏轼的第一份工作叫做凤翔府判官。凤翔,位于今日陕西省宝鸡市的附近。这是苏轼夫妇第一次离开父亲和兄弟,独立在外生活,日子非常难过。由于苏轼已经名声大噪,上门拜访结识他的人络绎不绝。但凡诗人,不外乎两种处世哲学,一种是怀疑一切,另一种是相信一切。苏轼显然是后一种人,他喜欢广交朋友,并且认为天下并没有坏人。这种单纯的想法对于初涉宦海的他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幸好有他的妻子王弗时时在一旁提醒与叮咛,其时,王弗“贤内助”的作用体现得非常重要。
苏轼在凤翔结交的这些所谓的朋友中,有不少人对他日后进行了迫害,也有不少人在他受难的时候落井下石,当然也有极少的几位真朋友,一直给予他支持与帮助。我们就挑一位最有意思的人来说吧。
陈糙,号季常,是凤翔太守的儿子。这位凤翔太守是武将出身,在性格上与苏轼颇合不来,甚至可以说是交恶。然而他的这个儿子却是性情中人,为人豪爽不羁,最爱骑马打猎,饮酒赋诗,很对苏轼的脾气,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这个陈季常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怕老婆,传说他的夫人非常凶悍,稍不如意便对郎君非打即骂。这事被苏轼知道了,他是很顽皮的一个人,喜欢拿朋友开玩笑,便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陈季常:“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手落心茫然。”这诗写得很损,将好朋友奚落了一番。陈糙看后,哈哈大笑,不以为然,继续怡然自得地过着他惧内的生活。后来,“河东狮吼”便成了一个很经典的掌故,甚至被后人几度改编搬上舞台和荧幕。然而就是这个被苏东坡笑话怕老婆的陈季常,在苏轼生命中的最低潮,被贬黄州的期间,几次来看望照顾这位老朋友,非常义气。

6.
三年的任期满后,苏轼回到开封进史馆任职。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最挚爱的两个亲人先后离他而去了。分别是他的妻子王弗和父亲苏洵。
伤心的往事不想多说,就此一笔带过吧。
居丧两年零三个月之后,苏轼重返京都,时年三十三岁。他政治生涯舞台上最浓墨重彩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7.
在神宗即位后的几年里,有宋一朝的政治舞台上是可以称得上群星闪耀,热闹非凡的。活跃其间的,不乏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大人物:苏东坡、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韩琦、文彦博、苏辙、范仲淹……我们跳出这一串眼花缭乱的名单,只谈苏轼与王安石。
在苏轼初登庙堂的时候,正赶上王安石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那时的朝廷几乎成了战场,每日的臣会都会爆发一张唇枪舌战。王安石的变法,引来了一片反对之声,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刚才列出的那些名单。在这场所谓的“流俗”与“通变”的较量中,虽然“流俗派”在人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获得最初胜利的却是“通变”派。原因很简单,一是当时的大权俱在王安石手中,二是“通变”派的支持者虽然不多,但只要有下面这一个人就足够了,那便是欲有一番作为的年轻皇帝宋神宗。
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都是有利有弊的。实事求是的讲,王安石的变法确实是出自一片强国富民之心,没有任何沽名钓誉或者一己之私,但是,他确实是有些急于求成,并且太理想化了。苏轼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的危害,并且予以指出。但无奈王安石已经草木皆兵,又是出了名的“拗相公”,一点也听不进去和自己相反的意见。他对待异己的方法不是压制就是贬罚,他变法的决心固然可以理解,但采取的做法实在很不聪明,致使大量的人才无法发挥出才能,最后自己也落得个众叛亲离……
苏轼的性格很直,虽然当时他的官位还很卑微,但也绝不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而去忍气吞声逢迎别人。渐渐地,这两个人在政见上变得水火不容。
其时,北宋王朝的政坛已是风起云涌,人员变动翻天覆地。让我们来看一看在这短短两年间都发生了什么:
公元一零六九年,王安石当政不久,御史中丞吕晦第一个向皇帝弹劾他的新法,结果惨遭革职;
同年,明相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不满王安石整肃御史台的做法,进行反抗,遭到流放。
两月后,老宰相富弼向朝廷提出辞职归隐,后被降职为博州太守;
公元一零七零年二月,元老重臣韩琦和张方平,申请告老还乡。
当月,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拒而不受,也遭贬降;
九月,内阁大臣赵怀提出辞职;
同年,老臣曾公亮,以年老多病为由,提出辞职;
次年九月,一代文坛领袖欧阳修,辞去一切职务,归隐于安徽富阳。
皇帝,是个好皇帝,年轻有为,励精图治;臣子,也都是好臣子,不消说这些所谓“流俗派”的人物,个个高风亮洁,为文为政均流传后世,就是他们共同的政敌——王安石,也绝不能说是个坏人,在他势力倒台,身死之后,复为宰相的司马光发出了一道命令:“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我不知道如何来评价这场政坛斗争,但很明显,这不是能用孰对孰错这样简单的评语概括的了的。文人们的理想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然而理想的实现总要经过百转千回,让后人产生无限感叹。
在当时的情况,王安石已然一手遮天,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苏轼的政友们或隐或退或被贬罚,一个一个都离庙堂而去。时年苏轼三十六岁,血气方刚,一身傲骨,仍坚持与王安石的斗争,向皇帝三上万言书,洋洋洒洒,据理力争。
结果等来的是一纸贬为杭州通判的圣逾。

8.
杭州,人间天堂。
一提到杭州,便会不由自主想到西湖。历史上的西湖有两个时期最为美丽,一个是白居易的西湖,另外一个,就是苏东坡的西湖。
“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塘胜馆娃。
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
这是前朝的杭州太守白居易吟咏苏小小的诗,他也许没有想到,二百多年后,真的会有一位苏姓后人,同样踏着自己的足迹来到苏小墓前,慨然叹息。
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一零七一年的十一月,苏轼在一阵秋风涌起的时候来到了杭州。心灰意冷的他,一下了马车,便匆匆赶到西湖,掬起一捧已有寒意的湖水,洗去一脸的征尘,幽幽地说:“我累了,就在这好好地歇歇吧……”
杭州的闲适与苏轼的才情,融合得天衣无缝。苏轼到了这里才发现,“人间天堂”果然是不虚此名。“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从那一刻起,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甚至于超过了他的家乡眉州。
朋友——永远是苏轼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主题。他生性旷达豪爽,总以真心实意待人,为此,他受过不少伤害,但也得到了不少一辈子也隔不断的好朋友。在杭州的这段日子,他结识了诗僧参寥,以及两个忘年交——被后世称为“苏门四学士”的张耒和晁补之。
此时,苏轼的第一个妻子王弗已经去世八年了,现在的苏夫人是王弗的小堂妹,比苏轼小了整整十一岁的王闰之。闰之比起堂姐来,少了一份干练,但她的温情与柔顺正是丈夫所深深怜惜的。她从不对丈夫的事情指手画脚,只是默默地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他。苏轼由于朋友多应酬多,难免会出没于烟花柳巷,会见各色人等,但是在丈夫回家之后,闰之从不追问,也并不怀疑。当世有很多女子在研究如何驯夫,方法万千,却终究失败,而早在九百年前的王闰之却已掌握了最高明的驯夫术,方法只有五个字,那便是:信任与体贴。公元一零七四年,在苏轼三十九岁的时候,闰之相中了杭州十二岁的歌女朝云,并一手操办为丈夫纳为侍妾,这恐怕是王闰之一生中做出的最大的一个决定,然而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个决定是多么的英明无比!
杭州,就像一幅风清云淡的泼墨山水,苏轼已经把自己的人生踪迹融入了其中。西湖畔、酒楼上、寺庙里、小巷中,处处都能寻到他的身影。然而,闲适的生活并没有能改变他疾恶如仇,为国为民的性格,贬谪的境遇也未能让他三缄其口,遇到看不惯的事情,他仍然会说出来,写出来,这一性格,为他日后遇到的那场灾难,埋下了必然的伏笔。
他曾先后两次在杭州任,看到人民深受湖患之苦,便下决心治理西湖。亲自动手疏浚湖水,以湖泥筑成长堤,全长二点八公里,后世称之为苏堤。苏堤风光旖旎,晴、雨、阴、雪各有情趣, 四时美景也不尽相同, 尤以春天清晨赏景最佳,绿杨拂岸,艳桃灼灼,晓日照堤,春色如画, 故有“苏堤春晓”之美名,位列西湖八景之首。
“苏公当年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如今的杭州人谈起苏东坡来,依然是滔滔不绝,眉飞色舞,那情形,仿佛在谈论的是自家的一位远方亲戚。走在今天的苏堤之上,春风醉人,美美地吟上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恍如隔世一般,恍恍惚惚一低头,苏东坡的影子就在这一片湖光之中若隐若现……

9.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自称“老夫”的那一年,只有四十一岁,时任密州太守。
那几年,北方边界战事不断,辽国、西夏频频入侵,大宋王朝内忧外患。在公元一零七五年,大将王韶率军抵御西夏入侵,取得了宋朝开国后最大的一次胜利,收复大量失地,然而胜利之后,北宋朝廷竟然又向辽国割地700余里,以求安稳。
苏轼的心被深深得刺痛了。他恨不得自己跨上战马,像弯弓射虎的孙权那样亲率一队人马,奔到战场,上阵杀敌。但是他不能,他仅仅是一个因政见不合而被朝廷遗弃在角落里的小人物而已。
密州不是杭州,没有青石小巷的婉约,没有古寺梵音的飘渺,更没有西子湖畔那一片隐隐绰绰的湖光山色。这里有的是旱灾蝗患,残雪枯木,满目萧然……
孤独。苏轼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来自于心灵深处,无法排遣。老朋友都好久没有联系了,弟弟苏辙也长年在异地任职,闰之一直默默地在照料着这个家,实在不忍心再让她听我的牢骚了。昨天晚上,忽然梦见了去世十年的王弗,两个人相对无言,醒来时泪流满面。
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那一年的中秋,苏轼在月光下默默地喝酒。将人情世故,壮志未酬统统斟入酒杯一饮而尽。那一刻,他竟有了一种醍醐灌顶,大彻大悟的感觉。他举起手中的杯子,高声向夜空喊着:你可知天上的月亮什么时候能够圆满?你可知地下的兄弟什么时候才能团圆?你可知天宫的殿宇会不会很冷?你可知有多少不如意的事情充满人间?
这天上人间的对话,一定把站在一旁的闰之吓坏了,她想必从没见过丈夫如此大醉,连忙上前去搀扶。苏轼怔怔地对妻子说:“闰之,去拿笔墨来,我要给子由写信。”月光下,苏轼饱含着深情为远方的弟弟写下这篇旷世的《水调歌头》: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记住公元一零七六年的这个中秋吧,那一晚,月华如水,撒播着浓浓的人情……

10.
一生浮萍命,漂泊无所终。
在三年的杭州通判和两年多的密州太守生涯之后,苏轼的足迹又踏上了徐州这片土地。那一年,他四十二岁。
此时的苏轼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轻狂与气盛,他已在宦海之中沉沉浮浮了这么多年,也渐渐地有所领悟:与其和朝廷上那些当权者进行无谓的争斗,还不如在一方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些实事。
那时的徐州,正在为黄河的水患困扰不已。苏轼上任后的三个月,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浩浩汤汤地来了。
苏轼亲自来到抗洪第一线,布衣草屦,结庐城土,几过家门而不入。在他的组织、指挥和影响下,全城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终于避免了一场大水灌城的惨剧。苏轼“以身帅之,长城存亡”而战胜洪水的壮举,深得徐州人民的感激与敬重。
第二年,苏轼为了防止大水的再次威胁,一方面筑堤固岸,一方面加高城墙,并动工在城东门的要冲处建造了一座二层高楼,因为“水受制于土”,所以涂上黄土,取名黄楼,那一年的重阳佳节,苏轼大宴宾客,举行典礼,庆贺黄楼的落成,并高兴地写下《九月黄楼作》一诗留为纪念。从此,黄楼便成为徐州最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处名胜。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晃晃悠悠,时光又过了一年零十一个月,苏轼接到了一纸调令,他人生地图的下一个目的地将是太湖之滨的湖州。而他还不知道,在那里,正有一场小丑跳梁的闹剧等待着他……

11.
其时,北宋朝廷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安石罢相已有三年,正在南京隐居。苏轼又重燃起了政治上的希望。他不停地向神宗上表,向他汇报民间的疾苦以及自己的主张。神宗皇帝每每读完,就如同他父亲当年一样拍案叫好。这引起了皇帝周围那些小人们的恐慌,他们感觉到了远隔千山万水的苏轼的威胁。小人就是小人,终究是不敢与君子为伍的,他们决定,要先下手为强。
于是,丑角们披着忧君忧国的面具纷纷登场了。首先是御史舒亶,这个被余秋雨先生评为“检举揭发专业户”的小人,把苏轼的诗集以及在湖州的谢表呈给皇上,并摘出其中的语句断章取义地讲给皇上听,说苏轼如何如何对朝廷不满,又如何如何影射圣上;接着出场的是李定,当年这个人的父亲去世,他为了保住官位,竟然隐而不报,被司马光斥为“畜生”,就是这么一个人,竟也举报起苏轼来。他是从苏轼的出身、才学和社会影响方面来弹劾的,说苏轼出身低微,不学无术,滥得时名。这真是相当可笑了,只要是智商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能分析出,“出身低微”也能算是一条罪过吗?“不学无术”的罪名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苏轼不学无术的话,如何能考得殿试的第二名?
一个小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一堆小人合起伙来,破坏力是无穷的。在舒亶、李定先后登场之后,一群小人纷纷跟进,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拿出苏轼的诗、词、文章,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其中还有不少曾经巴结过苏轼,结交过苏轼,甚至本身就是苏轼的朋友。
下面说的这个人就是苏轼的朋友,余秋雨先生说提到他的名字时就好一阵心痛。他就是《梦溪笔谈》的作者——大科学家沈括。而且他所拿出来要检举的诗,竟然是苏轼和他在某一处分别时,特地写给他的留念。这种行为实在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余先生分析,以沈括当时的学问、地位和影响来看,之所以如此落井下石,唯一的理由就是嫉妒!我们也只能对他感叹一声“会科学,不会做人”了。
像这种文化革命,在中国的历史上,每隔一定的时期,便会如法炮制地上演。往往开始都是几个小人在颠覆黑白,然后在观看的人群中寻找嗅味相同的伙伴,一起掀起群众性的运动。而当权者往往从最初的怀疑发展成最后的完全认同,因为他可以不相信一两个人,却不能不相信大多数的人的说法。神宗皇帝便是如此,最初对这些小人的话,他并没有在意,但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他就变得有些犹豫不定了,于是他最后拍板:“那就把苏轼押到京来审一审吧……”
当凶神恶煞的官差到来之前,苏轼已经知道自己将被押解进京的消息,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多大的罪。从样子上看,大概是死罪吧。他有些绝望了,但还是强作欢颜地劝慰哭成一团的家人。
官差用锁链凶残地拷走了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文学家。自发来送行的湖州百姓站在路的两旁泪流满面,默默无声。
这是公元一零七九年的七月二十八日,中国文学史上最昏暗的一天。

12.
然而苏轼黑暗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持续四十多天的拷打,逼供。最终成就了这场著名的“乌台诗案。”
贬谪黄州。

13.
黄州,是苏轼涅磐的地方。就如同引子里所写的那样,从黄州,走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苏东坡。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这首诗是苏轼初到黄州时所写的,经历大风大浪洗礼的他,已然变得宠辱不惊。从生死线上走了一趟的苏轼,此时的心态,就如同这黄州的天气一般云淡风清。对于迫害他的那些人,他似乎没有什么怨恨,反而是嘲笑起自己“老来事业转荒唐”了。
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很贫苦的小镇,比不得杭州,也比不上徐州,甚至连密州都要差一些。苏轼所担任的又是一个协团练副使这样的微小官职,薪俸少得可怜,却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生活实在艰难。初到黄州时,他暂住在定惠院这个寺庙里,转年冬天,他在黄州城东一块不大的废旧土坡上,亲自开荒种地,搭建草屋,并在房壁上绘上雪景,名日“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黄州的生活异常艰苦,但是在苏轼的笔下,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诗人对于物质上的窘困已经毫不在意,从此过起了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
现在与苏轼朝夕相处的,不再是朝堂上那些尔虞我诈的大员,也不再是追逐在身后的那些蝇营狗苟的政客,而是普普通通的农夫、药师、酒监和樵夫。他们每日里聚在一起,谈论的不是国家大事、经济世道,而是耕种的方法,烹调的技巧以及天南海北的逸事。
平时,也会有不少朋友来看望他,黄州太守徐大受来了,武昌太守朱寿昌来了,那个怕老婆的陈季常也来了,还有闻名后世的大画家,当时只有二十二岁的米芾,也慕名来到“雪堂”与苏轼谈诗论画。他们围做在破旧的“雪堂”里,喝酒吃肉,嬉笑怒骂,好不痛快。
在元丰六年一个夏天的夜晚,苏轼解衣欲睡,却看到一窗的月光,于是一时兴起,来到承天寺去找好友张怀民,两个人在植满松柏的院子里散步,踏着碎了一地的月光,默默无言,却又好似说尽了千言万语。后来,苏轼仅用了83个字写就了《记承天寺夜游》,记录了那一晚的情景:“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每每读到此句,便觉得唇齿留香,仿佛心中铺满了一层恬静澄澈的月光。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讲,君子应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做到却非常困难。我们应该感谢黄州,甚至我们应当感谢那群小人们,没有这段生活的磨砺,我们又怎么能得到一个物我两忘,超然世外的苏东坡呢。细细数数呵,苏轼在黄州时期完成的作品:《定风波(莫笑穿林打叶声)》、《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念奴娇·赤壁怀古》、《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记承天寺夜游》、《前、后赤壁赋》等等等等……这些作品风神潇洒,韵意深刻,照亮了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夜空!

14.
四年的黄州生活,苏轼已经习惯并爱上了这种艰苦而恬静的日子,以至于在皇帝开恩把他调到条件更舒适的汝州时,他竟有些犹豫不决,恋恋不舍。
接下来的这些年,苏轼的生活实在印证了那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俚语,我们且用一笔流水帐来计算一下吧:
公元一零八四年,在去汝州上任的路上,他路过庐山、石钟山,留下了那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题西林壁》和《石钟山记》,途经南京,特意去拜访了隐居在此的王安石,两位当年的政敌,多年之后再次重逢,无限感慨,唏嘘不已。那一年,苏东坡四十九岁。
五十岁时,苏东坡自请在常州居住,得皇帝允许。谁知没过多久,又被任命为登州太守,自常州赶到登州后才五天,又接到调令,要求其立即回京,任礼部郎中一职。
在开封的那三年,苏轼又陷入了党争之中,当年他曾强烈地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急功近利,如今,“流俗派”重新当政,新法尽废,苏轼又反对这种矫枉过正的行为,认为新法中也有不少确实可行的方法,值得肯定。他这一行为又惹恼了当权者,苏轼的日子很不好过,于是在公元一零八九年,他五十四岁的时候,自请外调杭州。
故地重游,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在杭州的两年里,他疏浚了茅山、盐桥二河,修筑了苏堤,并上疏太湖灾情,做了不少实事。
五十六岁那年,苏轼被召回京任翰林学士,同年八月,又被调往颖州出任军州事,不到一年,出任扬州军州事,紧接着被召回京先后任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
五十八岁那年,也就是公元一零九三年的八月,与他同甘共苦的妻子闰之在京城去世了,这对苏轼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还未待从悲伤中缓过来,一个月后,又是一纸调令,命他去定州出任军州事。
苏轼近十年奔波的官宦生涯终于要告一段落了,但并不是因为他就此可以安享晚年了,而是一场更大的灾难等待着他……

15.
公元一零九四年,苏轼已经年近花甲。那一年,章惇拜为宰相。
苏轼早在凤翔做判官的时候便与章惇相识,他就是当年拼命结交苏轼的人里面的一个。两个人曾一起游山玩水,指点江山。就是这么一位“老朋友”,在拜相之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以“讽斥先朝”的罪名,将苏轼贬至英州。在苏轼还未到达贬所之时,又下调令,贬至更为遥远的惠州。
苏轼当年没有拿到科举的第一名,但在六十岁的时候却拿了另外一个天下第一:他是本朝第一个被贬谪到广东高山大庾岭以南的官员。苏轼对这一遭遇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在当年就预测过章惇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人。只是这一千五百里的路途,从中原走到岭南,实在是未卜之旅。他决定把家属交给弟弟子由,并遣散所有姬妾,只与朝云和两个小儿子一同前往。
朝云,便是闰之当年在杭州买下的歌女。她聪慧伶俐,善解人意,在苏轼的三任夫人中,最称得上是东坡知己。从当年的人间天堂到如今的荒蛮之地,二十年来,在苏轼众多的侍儿妻妾当中,只有王朝云做到了始终如一,追随着苏东坡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相依为命。
最终,朝云在苏轼六十一岁的时候死在了惠州,这位杭州姑娘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返还家乡,但这愿望终究不曾实现。苏轼将她葬在一片清澈秀丽的湖泊边,当地人从此不再称呼这座湖的原名,而改称“西湖”,湖旁边的那座小山亦改名为“孤山”,就是为了让这位可亲可敬的朝云姑娘,泉下有知,不至于觉得异乡孤单。苏轼亲手提写了一副楹联,是这样写的:
不合适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每逢暮雨倍思卿啊!六十一岁的苏东坡,在政敌的迫害下不曾流过一滴眼泪,然而在红颜知己的墓前,思想往事,一声长叹,不由泪下潸然。
苏轼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精神实在太出乎世人的预料了,当年韩愈被贬潮洲时,曾凄凉地对前来送行的侄孙说:“知汝前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然而苏轼来到了惠州却吟道:“报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竟悠然自得,酣然入梦,一觉睡到大天亮。
惠州这地方物产丰饶,民风淳朴,每日来拜访苏东坡的朋友络绎不绝,大家真心相待,其乐融融,甚至苏轼在此还学起了酿酒。
他的这种状态令那些迫害他的小人们大感意外,恐慌不已。他们本以为将苏轼贬至岭南远地便可断绝后患了,可怜他们永远不明白,小人也许能够驱驰君子的身躯,但决不可能驱驰他的灵魂。
他们决定变本加厉,将苏东坡贬至海南岛上的儋州……

16.
这一次真的是要远渡重洋了,贬谪地竟然到了中国的本土之外,这也足见那些当权小人们是黔驴技穷了。
然而苏东坡又做何反应呢?“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他竟然满怀轻松,毫不在乎。这无疑是给了那些当权者狠狠地一棒,他们真的对苏轼无可奈何了。
实事求是地讲,儋州的生涯对于六十四岁的苏轼来讲,是非常难挨的。夏天炎热潮湿,秋天又多狂风暴雨,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但是当地的人民对于苏轼敬仰有加,人人争先善待这位鼎鼎有名的大文豪。渐渐地,随遇而安的苏东坡又找到了新的乐趣,他开始采摘草药,研究起医学来。由于当地难得好的笔墨,于是他又开始兴致勃勃地自己动手制墨了,只是手法实在不太高明,据说差点将自己的房子付之一炬。
苏轼就这样过了三年,恐怕连他自己都不再奢望,在他六十五岁的时候还有机会重返内陆。“问翁大庾岭上住,曾见南迁几个回?”他曾经写下这么一首诗,赠给岛上的老人家。可就在他准备终老异乡的时候,远方传来了好消息。
那一年是公元一一零零年,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终于离开了这座天涯海角的孤岛,北上大陆。临行前留下诗篇,其中有“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之句,慷慨豪迈,六十五岁的苏东坡,底气依然十足!

17.
苏东坡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回来的!他所到之处,当地百姓均夹道迎接,欢声雷动。
在返回大陆后的一年,也就是公元一一零一年的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病逝于常州。
苏轼死后的二十五年,一塌糊涂的北宋朝廷,轰然倒塌。

尾声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正如苏轼自己所写的这阕《西江月》一样,他的一生如梦如幻,际遇起伏。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刻画了一幅空前绝后的人生地图。他也曾位极人臣,光彩夺目,他也曾壮志难酬,流放海外,然而无论荣辱贵贱,他皆已处变不惊。一颗平常心,造就了他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
“一蓑烟雨任平生”,在风雨之中,诗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然而他留给我们的故事,却在时光悠悠中,源远流长……

[全文完]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