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打箭炉的锅庄（四十六）

“门内标杆非旧主”。

锅庄院内，都照例立有木旌杆。这杆作何用？贺先生没有细说，想必是用来挂经幡（麻里旗）的，因锅庄主人和驻庄的“充本”（藏商）都信奉喇嘛教。

到先生进炉时，“锅庄”的性质已多有改变，已“由招待所而变为行栈”，且多已衰败。当时只剩下三十多所，有十所还是民国以来的“自建新庄”，真乃今非昔比。

“至于锅庄主人，恐已非原来血统”。以往，“某地某商住某锅庄，累世不移，故每一锅庄均有其固定顾客”，那些“累世不移”的顾客，最早也是由明正土司根据其主人的地位和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而圈定的。如今已不完全如此了。鉴此，先生不禁发出“标杆易主”的感慨。

打箭炉的锅庄又是何以走向衰落的呢？任汉光先生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所作的《康市锅庄调查报告》中例了十条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是康定茶市的动摇与衰落。

茶市为何衰颓？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交通便化，印度把铁路修到西藏边境，方便印茶进藏，加之少数生产边茶的不法茶商在茶叶中掺杂使假，藏商便不愿来康定买茶；滇越铁路修通，云藏商贩取道盐井、昌都，不再绕道康定。二是社会不稳，民国以来，川藏纷争，军阀混战，边乱不歇，民不聊生，盗匪横行，旅途不安，加之官埸腐败，横征暴敛，茶税畸重，茶价俱高，一时间川茶竟比云茶贵一倍，茶商难以承受，只得出道云南；三是内陆商号向西北扩展，如天津的天兴商行就设分号于兰州，并斋助西宁那边的行商纷纷到青南、康北收购皮毛香（麝香）茸（鹿茸），于是康北和西藏的这些货物部份不再来康。

任氏所说不无道理，但并非根本所在。打箭炉市埸的衰颓，就大势而言，缘于晚清的腐朽衰败，难敌列强侵略。直接的原因，在于英人撞破我喜玛拉雅的国门，“剌刀指向拉萨”，逼迫清政府在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和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相继签订《印藏条约》《印藏续约》之后，印茶随之而入，挤占西藏市埸，边茶举步维艰，年销量从十万引、千余万斤，跌到八万引、九百六十万斤；后经赵尔丰苦心经略，总算恢复到十万引、一千二百万斤。

民国之初，军阀混战，边事多变，边茶贸易又遭打击。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边茶年销量降至八百万斤，到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年销仅有四百万斤，而印茶在西藏的销量，已占到藏茶总销量的百分之四十。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赖边茶贸易而生的打箭炉锅庄，自然随边茶贸易的衰落而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