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24日，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将军被刺身亡，年仅37岁。有专人陪同，凌维诚带着四个孩子，从广东前往重庆，受到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接见。宋，从小在上海长大，与凌维诚语言相通，自然别有一番亲切。她拉着维诚的手说：“维诚呀，侬放心，国家不会忘记你的……”蒋夫人的一番话，说得维诚心里热乎乎的，颇有一番暖意。最后，她带着政府发放的5万抚恤金，回到广东。当时婆婆已经过世，她就与公公一人一半。维诚拿着这笔25000元的款子，买了三亩地，自己耕作，维持着一大家子的生活。
抗战胜利后，维诚决定带着孩子们，回上海。千里迢迢，身上银子不足，谈何容易？况且，返乡的人，都归心似箭。于是在汕头，光等着搭便轮，维诚母子五人，就足足等了一个月。幸运的是，只要沿途听说她们一行，是谢晋元将军的遗孤，民众都热心帮助。这让维诚的内心，增添了很多慰藉。长途跋涉，足足走了两个月，维诚一行终于到达上海。次日，报上便登载一则消息，说谢将军的遗孀返沪了。结果，第二天，就有孤军战士找上门来，邀请她们前往海宁路的一幢三层楼房租住。这房子，原先住着日本人。抗战胜利后，各路大员抢占逆产。这套房，原被三青团相中，准备做团部。没想到，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回沪的一批孤军营战士，急需有瓦遮头，于是就抢了这座房子。八百壮士的名头犹在，况且还请来团长夫人压寨。惹不起，咱躲得起，三青团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退让了。如此这般，维诚就带着四个孩子，住在二楼；三楼，隔成小房间，住着孤军士兵。当时在上海的孤军幸存者，有五六十人，后来聚集了上百人。这时，维诚很坦诚地说：“团长牺牲了，我作为团长夫人，要把团长留下的担子挑起来。”这点，与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很相似。梅兰芳过世后，福芝芳就勇于承担起梅党老人的生活费用问题。她说：”虽然大爷不在了，但只要我福芝芳在，就一定会对你们负责的。”
1946年6月，维诚亲自去了南京，求见蒋公，如何安顿这些孤军战士。但蒋公没见着，却见到了蒋夫人。夫人很客气说：“你们先回去吧，会安排上海市政府照顾你们的。”于是维诚找上海市政府讨说法，市政府又给推到社会局，各个部门都在踢皮球。人走茶凉，自古有之。作为谢将军的遗孀，维诚落寞的心情，可想而知？！但维诚，还是尽力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关系，恳请熟人为孤军介绍工作。夫君的老同学王兆槐，任上海铁路局局长一职。维诚找到他，王局长倒是爽快，立马安排八个士兵，做铁路警察。八百壮士，英勇杀敌都不在话下，何况维持铁路治安这等相对小事？不太小儿科了嘛，他们都胜任愉快。就这样，维诚简直成了专业HR，千方百计为孤军士兵，谋得一份保证。会开车的士兵，介绍他们进了企业，当上司机；还有一些，介绍到内河航运公司工作。总之，维诚为了让九泉之下的丈夫安心，毅然承担起她所尽到的最大责任。
但维诚还有难言之隐，夫君走后，她才35岁。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有一些不怀好意之人，骚扰或者威胁维诚。一次，维诚收到一张纸条，说“若不答应开列的条件，就小心子女的命！”这时，正读小学的继民，大声喊道：“不理他，我们不怕！”小继民的此番表白，令母亲维诚大为感动。是啊，夫君为了国家、民族，舍身忘死保卫四行仓库。写信的这些小人们，又何曾有过夫君的一丝英勇，与半分勇气，只敢苟活，只敢欺负孤儿寡母，还能上天入地，还能为所欲为？长大后的继民，依然记得当时母亲脸上坚毅的神情，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们过，让写信的家伙放马过来，究竟能翻出何等巨浪？继民结婚时，对妻子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善待我的老母亲，因为她这辈子太不容易了。解放后，维诚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写信给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描述了自己一家与尚存七十余位孤军的现状。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致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一栋及墓地一段，悉仍拨归凌维诚居住使用，一般费用酌予减免。就这样，维诚带着孩子们，仍住在二楼；一楼，租出去开店；三楼，住着几户孤军士兵。而且，政府出面，介绍维诚进入江南造船厂这种待遇高的工厂工作。但为了照顾子女，维诚还是决定放弃，选择在里弄托儿所工作。
五十年代初，大部分孤军陆续返乡。临行前，总会前来，与团长夫人告别。而维诚总会给他们一笔钱，作为路费。这笔费用，合计起来，也是不小的数额。就是利用孤军营所占地的房屋租金。等孤兵散去后，租金收取就停止了。三年自然灾害，家住宝山的原孤军战士郭兴发，家里揭不开锅，实在没法，只得找到团长夫人。在他心中，团长夫人就是主事人。或许，她可以帮上忙。真没白来，维诚给了他一小袋米。别看斤数不多，在当时，可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宝贝啊。话虽这么说，把米给别人，就意味着自己的家人，就少了一口饭。其实，这救命的米，还是维诚在台湾的小妹、小妹夫，寄来款项，又兑换成外汇券购买的。继民，也不理解母亲的作法。但母亲的发自肺腑的一番话，让他记忆犹新——父亲虽然牺牲了，但全国人民都纪念他；而许多人牺牲了，不仅默默无闻，甚至尸骨无存，比我们惨多了。苦就苦了这些孤军士兵啊，他们在战场上卖命，在租界被囚，在日军战俘营做苦力，九死一生地盼到战争结束，却连生活都无着落！我作为团长夫人，一定要尽我所能帮助他们，否则你父亲在天之灵也会不安的。
1966年，文革爆发。虽说头上有“抗日英雄”光环罩着，但维诚一家，还是没能逃过“文革”的冲击。一夜之间，抄家、批斗轮番袭来，维诚还被诬陷为“内定特嫌”。甚至，谢晋元的一些遗物与照片，也被收缴，再也不见。而且，他在“孤军营”的墓碑也遭毁弃，墓地四周，甚至被围以篱笆，据说是为了“不要让‘反动军官’造成恶劣影响”。经年以来，维诚与子女们，因夫君是国民党军官，吃尽了苦头。担任工程师的二姑爷，在广东肇庆被迫害致死。之前，继民也因家庭出身的缘故，申请入团、要求参军，均被拒绝。反动派的儿子，想当兵？痴心妄想！
改革开放后，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不少人从台湾转道香港，前往大陆探亲私访。有人得知，谢将军的遗孀及子女，还在上海生活，就前来看望。据来者讲述，谢晋元的灵位，与张自忠、戴安澜等抗战英烈一起，供奉在台湾忠烈祠内。每逢抗战胜利纪念日，台湾当局总要在忠烈祠广场举行纪念仪式，全体高唱《八百壮士歌》……台湾，还发行了“国军抗战英烈”纪念邮票，其中有一枚，就是谢晋元将军。来人，还拿出款项资助维诚及家人，但都被夫人婉言谢绝。可以说，维诚一生艰辛，也就文革结束后，日子才开始安稳。但她从不怨天尤人，对自己的伤痛也是隐而不发，总是积极、豁达地面对生活。1991年1月6日，维诚在上海新华医院病逝，享年84岁。子女们遵照老母亲的心愿，将她葬于宋庆龄陵园，与夫君相伴长眠。
你无需告诉每个人，那一个个艰难的日子是如何熬过来的。但，总有一天你要向这个世界大声呐喊：我成功地走过了人生中灰暗的时光。——德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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