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er是记忆，更是象征

文/ 杨早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早茶夜读的小说民国，我是杨早。我还是负责来点评一下这周的共读。

这周共读丁玲的《水》。这篇小说应该说在丁玲的小说里面也不能算是上乘之作，如果以文学价值来评判的话，那可能更是（在民国小说里）排不上号。但是这篇小说非常的重要，在我们之前的共读里面，已经有人讲明了它的道理。

因为我们是“小说民国”，是以小说来读懂民国，所以我在这里再提点一下这篇小说对于作者个人，以及对于整个当时中国社会的巨大意义。

先说个人。1931年的丁玲可以说非常难过。

这年刚开年，1月17日，丁玲的爱人同志胡也频在上海被捕。2月7日，胡也频和其他23位左翼作家一起被枪杀于上海龙华，也就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事件。可以参看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文章。

4月份，丁玲将不满一岁的儿子送回了湖南，交给她的寡母抚养。她在湖南常德市待了三天，就返回了上海，而且向党组织提出，想去江西的苏区工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丁玲这个时候充满了悲愤之情。

张闻天接见了她，但拒绝她去苏区工作，要求丁玲留在上海，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

张闻天

《北斗》是1931年9月创刊的。这个时候湖南爆发了一场大水。从7月份开始，湖南开始发大水。

这一年，1931年，民国20年，在中国乃至世界灾荒史上都是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几条主要河流，比如长江、珠江、黄河、淮河，都发生了特大洪水，受灾面积达到了16省之多，受灾人口超过了5000万，死亡人数超过了40万。

我刚才说了，7月份开始，湖南开始发大水。丁玲的寡母和幼子都在湖南，而她自己在上海紧锣密鼓地筹办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这个时候她对湖南的水灾有多悬心，大家可想而知。

丁玲这段时间常常去鲁迅家里，跟他一起筹划《北斗》的版面插图等等，跟鲁迅这个时候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

9月份《北斗》创刊号发布，从9月到11月，连续三期连载了丁玲的《水》。这篇小说写得很仓促，但是赢得了左翼的巨大的好评，将它称为“左翼文艺运动一九三一年最优秀的成果”，丁玲也由此从一个“半新”的知识分子作家转变成了一个“新作家”。这个“新作家”的意思，就是《水》是几乎完全按照中共中央的决议来描写的一部作品，在里面非常强烈地呈现了民众的自发反抗——当然也遭到了批评，但是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一部严格遵循党的决议的作品。

当然小说中也能看出丁玲本人对水灾的关心和忧虑，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从8月份开始，水灾在整个江淮地区蔓延。这个时候上海掀起了盛大的赈灾运动。

比如说在8月26日高邮决堤，9月1号“江苏水灾义赈会”在《申报》等各大报登出了《紧急启事》，题为《救命！救命！！救命！！！》。文中说：“水深丈余，浅亦在七八尺，死亡数十万众，滔天大祸，从古罕闻，好生诸公，从速救命！”

之后的江淮赈灾救灾，主要是由民间的绅商，比如说“华洋义赈会”来主持。国民政府的赈灾不是没有，比如说国民政府募集了中外中外人士的捐款是750余万元，总动用赈灾款7000余万元，但是这个数目，应该说对全国来说是杯水车薪的。因为受赈人口500万，每个人可能只能分到五到十块钱。

水灾急赈会在收容所发草席

但是在《水》里面，不但是政府的角色是完全的反面，而且士绅的角色是缺席的。丁玲在上海，她不可能完全看不到报纸上每天报道的赈灾状况。但是出于一方面是出于自己对湖南农村的了解与想象，更重要的是她对上级命令指示的遵守——中共中央认为左翼作家应该把1931年的洪灾视为“最值得作家们抓住的主要题材”。所以不光是丁玲，像匡庐、田汉，他们都创作了跟水灾相关的作品，丁玲这篇《水》当然是得到最多赞许的。

可以说《水》奠定了整个左翼文学转向的基础。从《水》开始，一直到后来，比如说获得斯大林奖金的《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等作品，我们都能看出，它走向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样一条道路。所以《水》这篇小说的意义主要在于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