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毛淡棉锡克庙，作者2016年摄几年之后，我搬家到了新加坡中北部的武吉班让（Bukit Panjang）。刚搬过来我就发现路边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印度庙。这座叫做穆如干山神庙（Murugan Hill Temple，穆如干是印度教主神湿婆之子室健陀的别名）的印度教神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一个叫做尚穆根（Shanmugam）的南印度劳工为崇拜湿婆神倡导建立的。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搬迁和扩建，如今的穆如干山神庙已经是新加坡最为重要的南印度神庙之一。在与神庙义工的交谈中，我发现该神庙的创立者尚穆根的身份很模糊。没有人知道这位尚穆根的全名，也没有他的生平信息，大家只是隐约知道他的老家在南印度泰米尔纳德的特兰奎巴（Tranquebar）。
马来西亚麻坡梅里亚姆大道印度庙，作者2015年摄无论是缅甸玉佛寺、锡克庙、星型要塞，还是穆如干山神庙、麻坡的种植园，这些横渡孟加拉湾的元素就像散落在沙滩上的贝壳一样，俯拾皆是。然而，就是这种被居住在孟加拉湾沿岸的居民视作常态的跨区域多元文化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学术界所忽略。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学术界对东南亚和南亚的研究大多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和框架开展的，因此我们常常看到的研究是“泰国农业发展史”“马来西亚共产主义运动”“孟加拉国的妇女权益”“印度的水资源危机”等等。即使一些学者认识到民族国家框架的不足，并开始尝试运用区域研究的方法，将民族国家整合进他们所在的区域中综合考察，但诸如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东亚研究的划分实际上又人为地制造了新的区隔。孟加拉湾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就在南亚研究和东南亚研究的老死不相往来中被学术界人为地切断了。冷战结束之后，区域研究得到的资金支持日渐萎缩，而全球化的加速则带动了全球研究的兴起，跨区域研究方法的呼声甚至在东南亚研究和南亚研究内部也日益高涨。正是在这种大的趋势和背景下，《横渡》一书脱颖而出。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意识到了全球研究背后暗含的精英话语以及跨国流动之下隐藏的资本逻辑。因此，这本书不是在为“网络”“联系”“流动”等时髦的概念欢呼，而是在时刻警示读者们，精英话语包装下的资本逻辑将对自然环境产生如何巨大的消极影响。《横渡》一书由八个章节构成，时间跨度长达五个世纪，每个章节覆盖一个时间段，由远及近的讲述孟加拉湾本身自然环境、横渡者，以及横渡者所承载的资本与文化之间的互动。由于本书包罗万象，但又缺乏一个连续性的主题或者故事线，因此初读起来更像是一部有关孟加拉湾的百科全书和学术文献综述。但如果细细品味，其实全书的八章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各有主题的部分：近现代早期孟加拉湾的商业活动与物质文化交流（第一章、第二章）；十八至十九世纪欧洲殖民帝国在孟加拉湾沿岸的兴起与统治（第三章、第四章）；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孟加拉湾各地区民族身份政治的发端和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二十一世纪孟加拉湾所遭遇的气候变化危机（第八章）。该书的第一部分集中讨论了西方势力取得统治性地位之前——作者认为西方在孟加拉湾取得绝对统治地位要迟至十九世纪——孟加拉湾的自然地理、区域内的人口流动，以及经济文化交流。主要内容包括人类对孟加拉湾自然地理环境的知识积累（阿姆瑞斯认为，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下的孟加拉湾地理并不是由西方人从无到有发明出来的，而是建构在早期孟加拉湾土著的经验知识之上）；伊斯兰教在孟加拉湾沿岸的传播；葡萄牙人在该地区的扩张；欧洲贸易公司（主要是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的活动；以及该时期孟加拉湾的主要商品，包括香料，布料，稻米，劳动力等。这些内容本身其实并非什么方法上的创新或内容上的发现，早前不少学者已经就各个具体问题做了充分的研究。阿姆瑞斯的重要贡献则在于对前人工作的总结，并将其与自己人类学田野观察与档案研究所获得的鲜活的个体故事结合在了一起。总体而言，在第一部分阿姆瑞斯主要借鉴了乔杜里（K. N. Chaudhuri）、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苏布拉曼扬（Sanjay Subrahmanyam）以及利伯曼（Victor Liberman）等学者的研究。乔杜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受布罗代尔地中海研究的启发，写成了《印度洋的贸易与文明》（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一书。此书后来被公认为早期近代印度洋研究的权威作品。乔杜里在书中详细描述了自公元八世纪至十八世纪印度洋各区域间不同的贸易网络。这些区域网络在不同时期存在着重叠、竞争、互补的关系，在伊斯兰教的粘合作用下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印度洋贸易体系。布罗代尔的区域研究方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影响到了东南亚史学者。在乔杜里开始其印度洋贸易研究的几乎同一时期，瑞德亦开始了其两卷本《东南亚的贸易时代》（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一书的写作，该书由两卷构成，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分别在1988年和1993年出版。瑞德强调近代早期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是当时全球贸易网络重要的一环，扮演着联结东亚、南亚、地中海世界的枢纽作用。地区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多元港口城市的发展以及普世性宗教的传播。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东南亚在西方势力取得统治性地位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内部高度融合的整合性区域了。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球史方法的兴起，区域研究的学者们不再满足于仅仅着眼区域内部的联系和比较。1997年，苏布拉曼扬在Modern Asian Studies上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Connected Histories: Notes towards a Reconfigur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asia。在文中，苏布拉曼扬强调早期近代欧亚大陆之间的各个区域——东南亚、东亚、南亚、中亚、西欧等，不仅仅是在内部高度整合，区域之间亦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通过强调这种跨区域联系，苏布拉曼扬进一步批判了将欧亚大陆各个区域视为互不相关的实体，并进行比较研究。利伯曼是这种比较研究方法的主要倡导者，其代表作Strange Parallels两卷本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分别在2003年和2009年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苏布拉曼扬在文中也提及孟加拉湾对研究早期近现代跨区域联系的重要性，而《横渡》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苏布拉曼扬所提出的方法和视角的继承和发展。将孟加拉湾作为一个独立区域进行研究的实验可以追溯到1994年法国和印度学者在新德里召开了一场名为The Bay of Bengal in the Asian Maritime Trade and Cultural Network, 1500-1800的研讨会，会议论文之后由普拉卡什（Om Prakash）和伦巴德（Denis Lombard）编成论文集《孟加拉湾的商业与文化》（Commerce and Culture in the Bay of Bengal）于1999年出版。这次会议打破区域研究自身的排他性和藩篱，将跨区域的孟加拉湾作为人口、商品、思想的接触场域进行考察——此处阿姆瑞斯亦借鉴了维根（Karen Wigen）对西方界定的现代地理概念的反思和批判。该书的第二部分讲述十八至十九世纪西方殖民帝国在孟加拉沿岸地区的扩张以及当地人的反应。十九世纪上半叶，锡兰与英属海峡殖民地（包括新加坡、槟城、马六甲等地）的发展表明当时的西方殖民势力不再满足于贸易活动，而是试图将领土殖民与贸易相结合，首先开发殖民地内陆自然资源（譬如锡兰中部山区的种植园），再通过该地区的自由港（譬如新加坡）将原材料输出到世界各地，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由于内陆自然资源的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富含自然资源的地区（主要是锡兰与马来亚）却又人口稀少，孟加拉湾区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随之被触发。这种人口流动又因为工业革命的到来而进一步被放大。一方面，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铁路和蒸汽船使得跨孟加拉湾流动变得更为迅速和廉价；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又需要更多的原材料以及更多的开发原材料的劳动力。阿姆瑞斯进一步从上下两个视角探讨了十九世纪横渡孟加拉湾的南亚移民的经历。对殖民地政府来说，移民一方面是开发自然资源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又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源头，因此需要管制和规训。对移民者来说，他们的流动更多的是在资本和环境的重压下别无选择的结果。在这一部分中给予阿姆瑞斯启发的可能并不是任何一部学术著作，而是印度作家高希（Amitav Ghosh）有关十九世纪上半叶印度契约劳工和中印鸦片贸易的历史小说“朱鹭号三部曲”。在该系列小说中，高希刻画了印度契约劳工、美国黑人水手、帕西商人、中印混血儿等诸多底层角色，并将他们个人的命运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印度洋人口、商品、知识流动结合在了一起。一方面，阿姆瑞斯将印度“贱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与麦基文（Adam McKeown）的全球移民研究（Melancholy Order: Asian Migrating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Border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的理论融合在了底层叙事之中，尝试探索在十九世纪跨越孟加拉湾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鲍斯（Sugata Bose，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和梅卡尔夫（Thomas Metcalf，Imperial Connections: India in the Indian Ocean Arena, 1860-192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有关印度精英与平民如何参与塑造了英帝国的研究也对阿姆瑞斯产生了影响，使其在该部分特别分析了跨越孟加拉湾的移民对孟加拉湾沿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构建。第三部分的内容集中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移民逐渐定居在锡兰、缅甸、马来亚等地，殖民地当局建立了一套种族划分和身份识别机制以便更好地管治。身份差异的观念由此在移民以及本地人中被逐渐固化。现代印刷业的本土化加速了孟加拉湾沿岸各地区不同族群内部的身份认同，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则加深了本土排外情绪。在这种背景下，孟加拉湾主要移民目的地的民族主义所针对的对象并非仅仅是西方殖民者，而更多时候则是外来移民。另一方面，分布在孟加拉湾的印度和华人移民也受到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并组织起相应的政治运动，对殖民秩序构成了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重塑了孟加拉湾的政治版图。随着民族国家取代殖民帝国成为该地区的主要政治实体，界限分明的国境，主权，和公民身份赋予了移民和移民者新的含义。这一部分以马来亚和缅甸为讨论中心，讲述了孟加拉湾地区身份政治的形成与发展。在参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有关本土语言媒体的出现与民族主义形成的研究基础上（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1991），阿姆瑞斯更多地利用了罗夫（William Roff）、米尔纳（Anthony Milner）、阿达斯（Michael Adas）等人对马来亚和缅甸殖民地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罗夫于1967年出版的《马来民族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Yale University Press）被认为是近现代马来亚史的权威作品。在书中罗夫认为普通马来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源于对本土贵族王公、外来移民、殖民者三重压力的不满。在缺乏本土中产阶级的情况下，马来民族主义运动是由中下层马来语教师带动的。米尔纳通过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来语文献的话语分析发现，“民族主义”概念并不足以解释殖民地时期马来亚社会发生的各种政治运动。实际上，这些政治运动参与者（包括保皇派，伊斯兰教现代主义者，马来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竞争关系，而非过度简化的“民族主义”，塑造了殖民及后殖民时期马来亚的政治生态（The Invention of Politics in Colonial Malay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至于缅甸的民族主义，阿达斯认为在英国殖民者的默许下，印度资本和劳动力涌入下缅甸地区，使得当地农民地位被日渐边缘化，由此埋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值得注意的是，缅甸民族主义的首要目标是缅甸境内的印度裔移民，而非英国殖民者（The Burma Delt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on an Asian Rice Frontier, 1852-1941，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4）。在全书的第四部分，阿姆瑞斯重点讨论了二十一世纪孟加拉湾的环境问题。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资本的力量促使人类对孟加拉湾沿岸自然资源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开发，因而导致了水质污染、海岸线移动、滩涂沼泽和植被的消失、河口三角洲的下沉等等环境问题。而那些被开采的自然资源本身在被人类消耗之后又加速了全球气候变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孟加拉湾环境的改变，如季风规律的变化，热带气旋的增多，海水温度上升等等。阿姆瑞斯认为气候变化将会迫使很多生活在孟加拉湾沿岸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成为“气候移民”。而这些移民势必又会带来新一轮的横渡孟加拉湾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