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往事(266)：苏定方功成名就，刘仁轨戴罪立功

第二篇 盛世欢筵：权杖的游戏（58）

白江口海战，总体是场意料之外的遭遇战。唐军的目标是拿下周留城，据日本史记载，当时周留已被包围，情急之下，百济王扶余丰出城与日本援军会合，之后在白江口碰上刘仁轨率领的水师。一仗下来，日军全线溃败。

日军战败，扶余丰再没了指望，脱身逃奔高句丽。八天后，周留城开门出降，日本残军也撤回本国。时隔三年、历经两次增兵，唐朝终于再次平定百济。

柏杨《白话资治通鉴》

这次的战后重建，李治把它交给了刘仁轨：'诏刘仁轨将兵镇百济，召孙仁师、刘仁愿还。’

刘仁轨人家从副县长、县长一步步干上来的，是管理民政的一把好手。

'百济兵火之余，比屋凋残，僵尸满野。仁轨始命瘗骸骨，籍户口，理村聚，署官长，通道途，立桥梁，补堤堰，复陂塘，课耕桑，赈贫乏，养孤老，立唐社稷，颁正朔及庙讳。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然后修屯田，贮糗粮，训士卒，以图高丽。’

看这段有两点印象：第一刘仁轨出发前带上皇历和避讳书，还真带对了。胡三省注：'卒如仁轨之志，所谓有志者事竟成也。’

一个六十多岁该退休的干部，屡遭杀身之祸，沦落戴罪之身。这种情况下，面对上级交来的急难险重任务，不是怨天尤人，反而大喜过望。小心勤谨，力挽狂澜，终成大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于私，如胡三省所言：有志者事竟成；于公，如古名将所言：受命之日则忘其身啊！没有这种精神、没有这种人才，大唐辉煌从何谈起？

第二点印象：刘仁轨在百济干的，和当初苏定方在西突厥干的，没什么两样。

苏定方当时的做法：'定方于是息兵，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画疆场，复生业。凡为沙钵罗所掠者，悉括还之，十姓安堵如故。’

除了颁发皇历及庙讳外（游牧民族不种地，识字率也比较低，用不上这个），其它基本上是一样一样的。

为什么一样好理解：'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战后重建就那么几件事，大家都要干，可能细节有不同，比如百济靠海河多，要修桥补堤；突厥草原辽阔，要完善邮政体系，但大政方针大差不差。

不同之处，在于苏定方打下百济后这些都没做，到刘仁轨二次平定才做。苏定方为什么不做，前面有分析；刘仁轨为什么能做成，大概因为两点：

一关于新罗。上次善后工作没做好，跟新罗有很大关系：他和百济是世仇，当了占领军后肯定搞得比较狠，这次应该要吸取教训，收敛一点。另外从上次苏定方撤军后，新罗作战表现不是太理想，再论功行赏，总不好提太多要求，这就给了刘仁轨更大的操作空间。

二关于刘仁轨。他跟苏定方情况不一样：苏定方是功成名就，他属于戴罪立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就没有苏定方那么多顾忌，既不怕朝廷里有人说他拥兵自重，也不急着回国领功受赏。到目前为此，刘仁轨的正式身份不过一个代市长（检校代方州刺史），那个'代’字能不能去掉，主要看接下来的表现。有人说他前面不是立大功了吗？立功是没错，但远隔重洋，皇上哪知道那么多呢？

在百济主持工作的一是刘仁愿（驻地最高长官），二是孙仁师（远征军最高长官），所有向中央的报告由这两人发出、功劳记在这两人头上（白江口海战，高宗本纪只记'孙仁师及百济战于白江，败之。’）当然，出了问题也拿这两人是问，这就是'方面大员’制度的特色。刘仁轨可以出力、可以立功，但想出头还比较难。

前面刘仁轨刚到百济时，李义府还不放过他，'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杀。’不忍杀，代表有权杀，两人地位悬殊可见一斑。

刘仁轨的幸运（同时也是唐朝的幸运），在于打百济这个'三仁’班子很团结。刘仁愿的态度不用说了，颇像当初许绍对李靖，不但惜才，而且还要靠他办事。孙仁师态度差不多：作战计划听刘仁轨的，后边招抚工作，刘仁轨对黑齿常之等几个百济降将放手重用，孙仁师虽然不放心、嘀咕了几句，最终还是听他的，收到很好的效果。刘仁轨能被委任留守临时长官，第一因为他的资历，第二肯定孙仁师、刘仁愿大力推荐。

刘仁轨好容易抓住这个当老大的机会，排除万难也要把百济战后重建干好，不然建功立业、'富贵此翁’的愿望就要落空，这就是他和苏定方最大的不同。李渊当初说李靖'使功不如使过’，在重建百济这件事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经过刘仁轨一番努力，重建工作初见成效。接下来，他把重点转向作战准备，一边存粮一边练兵，按最初计划，把百济打造成高句丽后方一把刀子。就在这时，中央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