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演：让决策更具洞见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孙子兵法》
谋事当虑远，未来须先为。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赛跑，谁见事早、动作快，谁就能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1江心浪更急，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家所处的战略博弈环境日趋严苛，对战略预判、规划和决策的需求日益上升。同时，随着百年变局的加剧和国内外环境的快速变化，企业和组织对准确研判形势、在竞争中做出成功决策的需求也迅速上升。这种由内外因素共同推动的对战略洞见能力的需求激增使得近年来“推演”一词大热。推演作为一种基于演绎推理（deductive reasoning）的博弈仿真手段，经过长期发展演进，已经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战略研究方法体系。
用推演来预判未来形势、检验决策方案已经成为国家、组织和企业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战略需求。美国开展推演服务决策工作最成功的公司之一——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就曾这样推荐它的推演产品：“如果你是决策者，假如有一架望远镜，可以在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之前、在付出血的代价或者遭受巨大的资产损失之前，观察到行动实施的后果，无论组织或者机构的规模大小，也不论是战争还是非战争的事态，这样的望远镜，你不需要吗？”2
一、“做好自己的事情，统筹研究部署”
“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统筹研究部署，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3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大国间竞争升级，中国及中国企业、中国人都必须深刻领会和掌握“谋定后动，厚积薄发”的战略思维。“做好自己的事情，统筹研究部署”，恰如《孙子兵法》中“善战者，能为不可胜”“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之道。乱云飞渡仍从容，在战略博弈中赢得未来，首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将自身打造得不可战胜，以待其时，便是“善战者”之为。原因在于，“不可胜”这件事自己可以做，而能不能最终克敌制胜，就要把握时机。这也就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的箴言要义，即“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敌人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的精髓所在。
做好自己的事，统筹研究部署，关键在于把握未来大势，尤其是把握住与对手博弈中的决定性举措，看得远，谋得准，从而打得赢。洞见未来本就是战略研究的根本使命。能否从微茫的迹象中拨云见日，准确判断未来事态，是判断战略研究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准。“关于一个历史阶段的战略指导，必然包含预见与预置。没有超前预测和判断的研究，不是战略研究……科学预见必须以对客观事物因果关系的正确认识为基础。”4探索未知、洞见未来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赢得战略竞争和博弈。推演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洞见未来、赢得博弈的有效手段。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做好自己的事情，统筹研究部署”的征程中，国家需要推演，组织需要推演，企业也需要推演。
二、“推演一下未来会怎样”
作为一种被寄予厚望的现代化、先进、科学的预判方法，推演往往是听得耳热，却让人一知半解。究竟什么是推演，怎样开展推演，如何形成可靠的推演结论来辅助决策？很多人或是兴致颇高、虚心求解，或是能言一二、管窥蠡测，但能系统弄清楚如何将推演运用在国家和企业综合战略领域的凤毛麟角，甚至一些实践都是得之奇技、失其精要。什么是战略推演，什么是沙盘推演，什么是兵棋推演？大部分情况下，人们是莫衷一是、交叉混用的。这种混乱不仅不利于推动这种方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更关键的是不利于战略思维和战略研究文化的演进。而这种战略思维恰是21世纪中叶复兴大国所必备的，也是在变局中谋生存的组织和企业决策所必须掌握的有效工具之一。
决策者都希望预见未来，尤其是希望能够百分之百地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以便早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决策者受到输入的种种信息的启发，想到了“推演”。而抓落实的实践者们则无从下手，四处求教什么是推演、怎么推演、如何做好推演，以期尽快拿出被不断催缴的关于未来会怎么样的“准确答案”。洞见未来并不是像所有决策者所渴望的那样能够预测未来，对未来的事态给出确定性的结论，做出准确的预测。事实上，未来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对不确定性的规模和多样化程度的低估。5
预判的前提就是必须接受未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必须承认未来是不可以精准预测的。“我们无法得知明天会怎样，而这种不知道本身就会影响我们明天的行动。”6
对推演认识的误区拖累了我们战略思维和战略研究文化现代化的演化进程。我们此心拳拳，渴望一种先知的先进能力。恰恰是这种奢求，让我们难以理性地看待我们所必须长期与之共存的“深度不确定环境”。虽然诸如人口统计状况、长周期宏观经济趋势以及一些特定领域的技术发展等相对而言具有更高的确定性（在十年周期或者数十年的周期中可以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相对稳定，因此可预判性稍好），但绝大多数事态都无法预判。就情景想定（scenario planning）等未来学方法而言，它对研判未来的价值并不是预言，而是作为辅助决策、启发思维的战略研究工具，因为它能够帮助决策者尝试思考不同的未来，进而考虑如何为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态和挑战尽早做好准备。
“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两个世纪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鏖战与兵燹、危机与剧变都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那就是不确定性与突发事态永远无法消除，我们应该追寻的并不是“拨云见日”“洞若观火”，而是常思“备战备荒”，学会在丰年备粮、治不忘乱。
三、“富于探索性的演绎法”
历史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经验，但历史经验往往不能简单应用于当前的特定环境，否则便是科学思维和马克思主义所摈弃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如果理论预判不了未来，那就只是具有历史解释力的理论，而不具备现实价值。再完美的解决方案，不能预判未来，就等于零。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广泛接受之前，为了解释以“地心说”为基本理论框架的行星运行规律而形成了精致且复杂的“本轮”和“均轮”解决方案。理论已经极其漂亮，可以很好地解释过去，但是对未来毫无用处。现代科学的价值就在于可重复性，在实验中归纳总结出的规律，在现实世界的运行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并可以按照这些理论去创造蒸汽机、电报、桥梁甚至太空站和宇宙飞船。
科学发展已经经历了从归纳到演绎的演进。不只是通过实验归纳可以形成理论，通过思考推理出来的理论，也可以解释未来。爱因斯坦就曾指出：“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以归纳为主的方法，正让位于富于探索性的演绎法……应该由经验材料作为引导，提出一种思想体系，它一般是在逻辑上从少数几个所谓公理的基本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7什么是区别于“科学幼年时代”方法论的“富于探索性的演绎法”？最为典型的就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就是通过理论思考，“在逻辑上从少数几个所谓公理的基本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通过进一步推理形成广义相对论体系。这一体系直到几十年之后的科学观测中，通过得到引力场变化的情况下光速出现变化才得以验证。这样的理论毫无疑问是具有极其强大的预见性的，以至于当时世界上竟然鲜有人敢言完全明白广义相对论，因为太过超前而无法得到验证。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爱因斯坦的理由也只是他二十几岁在瑞士专利局做小职员时论证了光电效应。他的墓碑上却刻着“E=mc2 ”这样的终极理论。
不无遗憾的事实是，自然科学早已乘风飞远，而社会科学的现代化还没有穿上鞋子。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基本上是基于对历史的归纳，形成一种解析未来的框架，但是这种归纳推理（inductive reasoning）常常遇到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科学长于解释，而短于预见”。在现实政治和社会运行中，学术性的理论往往很难指导实际决策，造成学术研究与决策实践的脱钩。演绎推理是一种运用科学和逻辑思维进行的推理，这种演绎的思维是以逻辑和分析为框架开展推理，也正是我们在探索未知中所欠缺且应该大力推广的思维。推演不同于一般的研究之处正在于，其核心本质是演绎推理思路不同于归纳推理的研究路径。
时逢大竞争时代，战略博弈空前激烈，战略决策必须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转变，对系统、科学、可靠的决策支撑手段的需求迅速上升。推演作为一种“富于探索性的演绎法”，是预见未来的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实践成果，也是经过长期应用检验而不断改进的成熟方法体系，在战略界和商界备受推崇。推演不仅对国家战略决策有极大的助益，对企业保护资产安全也至关重要。8推演的仿真活动能够为参与者提供进行决策的实时演练，而且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决策结果。9推演的价值在于，能够非常有效地探索“黑天鹅”等重大突发性事态。10推演的方法被广泛用于商业和军事训练，已经成为一种培训战略领导能力的普遍方法。11
四、“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推演是一种战略研究方法，是一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应用学科。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的哲学路径进行了系统论述。“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12毫无疑问，认识世界、洞见未来的方法是从实践中来的。这样的学科和方法最终必然应用于实践，形成螺旋式上升的演进形态。推演正是这样一种在认识与实践的反复循环中不断改进的方法。
方法论（methodology）的实质是一种认识世界、解决问题的思路。招无定式，思无定法。没有哪一种方法不是从无到有、在思维的探索中创造出来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跟随、学习和引进。当船已至江心、人已近险峰，因循前路恐怕恰是一条歧路，更多的情况下恐怕已无前路可循。我们在科技方面应该有非对称性“杀手锏”，不能完全是发达国家搞什么我们就搞什么。13如果自主创新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难以摆脱跟着别人后面跑、受制于人的局面。而且，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14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核心关键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靠进口武器装备是靠不住的，走引进仿制的路子是走不远的。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军事竞争中掌握主动，就必须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大幅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15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必须超前谋划，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如果只是跟在别人后面追赶，不能搞出别人没有的一招鲜，最终还是要受制于人。16
科技领域如此，社会科学领域更甚。中国人从不缺乏创新思维，从不缺革新的勇气。在战略预判领域，美国等西方大国也只有几十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方法和实践都是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反复创新、反复试错、反复改进形成的。今天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已经走在残酷现实斗争的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已经踏上几无可学、学而不得、不可尽信的新征程。不学习、不引进，就是闭关锁国、死路一条。不创新、不开拓，就是拾人牙慧、绝路无期。掌握思维的方法才是真的方法，也就是方法中的“硬道理”。在世界大国竞争这个赛场上，凭借四十年修为赶超各门各派两百年甚至五百年功力的武学奇才，只有不断创新、勇于探索、开山立派、久久为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中国战略推演行稳致远、先为未来的根基所在。
五、“推演是一种决策文化”
推演的价值远不止于方法，更是一种决策文化，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完全区别于传统研究方法的思维路径，提供改进传统决策模式的文化环境与氛围。正因如此，美国、日本及欧洲大国普遍在各领域的战略研究和决策中长期运用推演，形成了“推演是一种决策文化”的基本共识。17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首任国家情报总监、曾任美军太平洋司令的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就曾在推广用推演辅助国家战略决策的讨论中公开宣传：“推演是一种战略决策文化。”18这一共识的基本落脚点，就是推演的价值远不止于通过研究具体问题形成科学、可靠、客观的决策建议，其更为根本的价值在于改进战略研究思维、改进决策流程及执行体系，最终形成优化战略决策文化的积极局面。
推演的首要价值在于改进预判与决策思维。第一，推演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鉴观未来的手段，帮助决策者养成一种着眼未来、着眼超前、着眼先于对手的研判和决策思维。推演通过模拟决策环境，将演绎和试验的思维融入研究过程中，使得传统的通过经验和既有知识进行推理的研判方法得到有效补充。这种补充不止于在方法上构建更加完整的拼图，更是整体性地改变研究战略问题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再是“回头看”、向历史要经验，而是努力向前看，远瞻未来，向未知求答案。这样的思维对于赢得战略博弈至关重要，原因就在于一切的博弈都严格基于当下特定条件、特定因素，在发展变化中逐步打破平衡，最终一方呈现出决定性的优胜结果。第二，战略推演是产生预见的一种可靠方式，它通过“以人演人，以团队对抗团队”的方式，为充分发挥参演人员的直觉、常识和想象力提供了环境。通过强制性地从对手角度看问题，进行集体研讨和多方对抗等方式，参与人员的思维和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在此过程中，参与推演活动的人员逐步“养成”更加丰富的研究思维，这对其决策和日常工作实践也起到重要的启发作用。第三，推演是系统研究问题、避免研判偏差的有效手段。战略研判与决策的一个误区是忽视对自身的考察。这是一个很容易出现的普遍误区。一方面，对环境的认识有误，片面理解为外部环境，忽视了对内部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聚焦于对内外变量的评估和预判，但忽视了自身变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而施加到其他因素之上产生新的趋势性变动。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对外部的考察忽视了中国自身因素。中国战略文化中长期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将外部与内部分割考虑，例如中国历史作为一个学科长期独立于世界历史，中国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也是相互独立的学科。至少在未来30年，全球大势中最大的变局恰是中国强势崛起。在决胜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充分客观认识自身影响、优先做好自己的事，在保持稳定发展的同时主动发挥好塑造、引领的能动作用，力避战略失误，维护、延长和创造重要战略机遇期，未来30年就必然牢牢把握在中国手中。推演恰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将自身作为一个变量，站在更高的视角进行考察。
在战略实践中长期持续开展推演，有助于使之成为改进战略决策文化的重要手段。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战略决策文化也在这样的氛围中得到优化和改进。

《推演：让决策更具洞见》——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129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