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记者遭的祸
南宫踏舞
人生到头来，你活了多少岁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你是如何度过那些岁月的。
因为最近准备搬新家，这两天整理书柜，找到一本二十多年前的日记本，一页页翻看下去，往事历历在目，不由得心潮起伏。
作者日记图片
其中有一篇是这样的：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天气阴
为了能采访到《三秦都市报》总编杜耀锋，昨天晚上十点多我骑车到《陕西日报》印刷厂，一直在那里等到下半夜。凌晨两点多钟采访完回到家已经是三点多了。想到一早还要上班写稿，真是累死了。
早上开始写稿，题目为《国庆珍藏版异彩纷呈，报业大战硝烟又起》。第一部分写《千载难逢好机遇》；第二部分写《报业大战惠百姓》，第三部分写《发行又使杀手锏》，当写到第三部分一半的时候，突然怎么也写不下去了，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只得让孙春龙把后面一段续完……
那时候我在《西安晚报》的《一周金页》做新闻主编。这是一份相对独立的有点承包性质的报纸，每周一期八个版，专门写特别报道。我们最多的时候也做过80个版，很多广告，也有很多读者就等着周日购买我们这张报纸。当时发行量每期都在38万左右，比母报《西安晚报》发行量高出太多。我也是由当时的总编从《三秦都市报》新闻部挖过来担任编辑部主任兼一版的编辑。
著名作家贾平凹2004年为作者签名的书籍
那几年我在这家报纸写了很多在当地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力的稿件，如《西安血荒引发的思考》、《十万块钱在西安如何买房》、《西安城中村脏乱差对策》、《垃圾车开进江村沟》等等，那时的收入每月超过五千元，有时候广告收入多，还可以每月拿到一万多块钱。二十多年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说不定你现在每月也没达到这个数。
日记中提到的孙春龙，当时跟我一起在编辑部当记者，他当时刚刚从咸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是个毛头小伙，不爱说话，脾气有点倔。不过他现在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三联周刊》《瞭望》的记者了，对了，他就是那个去了几次缅甸采访抗战老兵，最后促成流落在缅甸的远征军回到祖国的那个了不起的记者。
在《一周金页》工作最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1999年8月，我父亲因为脑溢血被送进当地医院抢救，我接到家里电话就给总编请假，总编要我编辑好一版的文章再回去。那一期是著名作家方英文写的《猪在笑》一文，我编辑好后交给总编就从西安飞广西。结果报纸出来整版发的就是这篇——写因为口蹄疫大家都不吃猪肉的散文。我记得文章写他家里包猪肉饺子，但是因为口蹄疫，饺子没人吃。猪确实该笑了，可是我却要哭了。为什么？因为当时钟楼的西大街拆迁，配发的照片却是孙春龙拍的《最后的西大街》。一版编辑赫然打着我的大名。
西大街是回民所在地，西大街拆迁了，猪在笑？什么跟什么啊？总编一个电话把我紧急召回。听说西安市的回民们戴着白帽子拿着那张报纸在市区游行，还去市委宣传部抗议静坐，强烈要求开除那个编辑，要她写检讨，给全国的回民道歉！然后天天有十几个回民到报社要堵我见我，哎呦，吓死人了！
我含着眼泪离开还在重症监护室的父亲，马上飞回西安。我真是冤枉，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你又跟谁能说得清楚？我检讨书写了好多次才过关，当月工资奖金被扣，当然老总也去宣传部检讨了很多次，但总算把我保下来了。
《西安晚报》大总编反正也找我谈了几次，民族政策是底线，什么猪在笑，难道你不知道回民不能跟猪在一起说吗？你没学过五十六条不准……嗯，我心已死，看见回民绕道走。
这也许就是我最后转行不再当记者而去大学当写作老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