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在谈论“道”,可是你能真正理解“道”为何物吗?

何谓“道”?说起来,“道”带给中国人的烦恼、妙趣和鼓舞,真算是这个神秘古国的神秘事之一——恍惚迷离,若有还无,不可捉摸,却又人人认真地将它作为终生追求的标的。我们大多知道东郭子向庄子问“道”的事: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

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 一个是热心讨教,一个则恍若意存戏谑,漫辞以应。我们也听说过唐宋以下的一些和尚,行住坐卧,参禅入迷,弄得如梦如醉,魂不守舍,忽然一天时至机圆,看到一片黄叶坠地,哈哈一笑,原来如此,悟“道”了。“道”便是这样作弄人,慕“道”者上穷碧落下黄泉求之不得,悟“道”者则意态自若,举手投足之间与“道”同在。

字典上言“道”字的初义是“所行道也”,原不过是平常的一个名词,就是“路”。但此字自被大易接进哲学园地后,身价百倍,一变而成为大易哲学的托命符。

我们不能肯定说究竟什么时候“道”字开始进入易学,但从易学发展史上看,似乎应该是在殷末周初之际,那时候文王演易,用易学于筮,筮是占断吉凶的术,它所根据的原理原则,叫作“道”。

故当时的易学分为“道”与“术”两大部分,庄子后来屡言之“道术”一名实由此来。“道”既为筮术的理则,而筮术又是为人断事决疑的,所以“道”也就成了支配人事的理则。

及至后来,筮术寝衰,孔子与老子二人摒弃筮术,以纯粹哲学思想论易,“道”也就成了与现象界事物之相对待,《易经·系辞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此哲学性之相对义。

再往后,到了秦汉以下,修“道”之风大炽,“道”的主要意旨又表现在修行境界上。所以如果要细述“道”的含义演变,倒也是一条逶迤的长流。 但上面乃是依于“道”的名称而言,如就“道”的实质上讲则不能这样说,它乃是亘古长存的一大流行作用,成宇宙,生万物,无乎不在,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人在“道”中,以其优越的灵智,观察、推理、体省,认知“道”之作用之不虚,大易哲学之初创建,正由于伏羲氏见“道”之存在之故。

因而,在大易哲学的四项基本认识条件中,“道”当然是首要,象、术、数三者,均为表现“道”而立;犹人之有精神与躯体,“道”是大易哲学的精神,是大易哲学的实质内容。虽是这样,正如古人已经昭示我们的,人站在为“道”所生的万物之一的立场,对于无所不在的“道”,是不能为它下一个简明而周全的定义的。今兹归纳“道”之多种含义为四方面,认识之于后。愿能以此启发后学,弘扬大道。

一、道为形上而遍在。

《庄子·达生》中说:“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所谓“忘”,即心意识之未起动转;心未动,自然“不内变”;不内变,自然“不外从”,自然“忘足”“忘要”“忘是非”;彻头彻尾,一“忘”到底,便是“忘适之适”,便是“形而上”,也便是入于“道”。 至于“道”之“遍在”一义,乃跟随“形而上”义来,“道”既不落于“形”之滞碍,则“遍”一切有形、无形而“在”。

这里需注意“在”字,“在”非“是”,前面我们曾引过庄子回答东郭子问“道”的话,说“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如果改“在”作“是”,言“道是蝼蚁”“是稊稗”……那便错了,因为那样便是将“道”落入“形而下”的某一物上,成了“有限”的存在。庄子的意思,换句话说,便是“道”“遍在”于物,即物见“道”。“物物者”以下,言“道”与“物”的关系,即“在”物而非“是”物,讲得真精彩;二者“不际之际,际之不际”的关系,正是佛家所谓的“不即不离”。

二、道为一 。

在中国哲学中,没有发生过像西方哲学中那样的“一”“多”之辩,中国哲学自伏羲氏画八卦起,便“一”“多”之义融通于一个思想体系中。言“一”,其中已含有“多”;言“多”,其中已自有“一”在。虽然中国人论“道”,恒言“一”而罕言“多”,因为“多”是着眼于“道”之分别性,而“一”是着眼于“道”之整合性;着眼于“道”之分别性,则分无穷尽,物无穷尽,最后越走越入于细枝末节,将迷于物而不见“道”;着眼于“道”之整合性,则统万物而为一,得“道”之全体大用。是以“道”虽然为“一”也为“多”,然而孔、孟、老、庄无不强调“道”之为“一”: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

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

老子曰:“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庄子曰:“恢恑憰怪,道通为一。” 中国人是尚全体大用的民族。

“道为一”之义,应作两方面看: 一方面就整体而言,统宇宙万物为“一”,此“一”为绝对而无待,大易哲学即以符号“一”表示之,名之为“太极”。

“太极”与“道”无殊,按之名义,前者是就哲学思想体系的根源上说,为变化生生之本;后者是就作用之流行义上说,为变化生生之法则。然而古人对此二名称之用,并无严明之界限,往往可以互相代换使用,例如《易经·系辞传》言:“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此“一”应为太极符号之“”,也可以“道”言之。又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此“道”又何尝不可以“太极”言?

因为“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原即是“太极”的化身。再如老子的话:“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此“道”实则也就是“太极”。 另一方面,乃就整体中之个别体言,又各为一“”。

宇宙间万事万物,均出于整体之“”,然任一事、任一物就其自性上说,又各圆满无缺:泰山、秋毫,彭祖、殇子,鲲与鹏、蜩与学鸠,“”“”平等。佛家以海水喻整体之“”,而以众沤喻个别体之“”,一一沤中见大海水之性。宋儒则言“一物一太极”“人心为一个宇宙”。而大易哲学则以卦象出之,六十四卦象各为一独立之,又总为一整体之。 尽管这样,分就整体与个别体两方面,终是落入物象概念而言,如完全抛却物象概念,则形上之道,超时超空,无整体也无个别体,毕竟是“”。这可以借老子的话以明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句中“天”“地”“神”“谷”“万物”“侯王”都是物象,抛却这些物象之执着,则所余者无非是“”。古人所以恒言“道为一”,而不言“为多”,义即在此。

三、道之自然流行义。

言“道”之为“流行”,非由“体”上见,乃由“用”上显。前文已说过,“道”是形上的存在,它超乎概念,甚或心意识之动转;也就是说,它是完全不落滞碍的,故无“体”可言。虽然它却有昭然若揭的功用,观察宇宙万物,无时不在变动中,而万物之变动,并非盲目纷乱,互冲互撞,乃有一致之协调性。大而言,日月、四时之运转,动植物之生死荣枯;小而言,心理变化、生理变化、知觉反应等,冥冥之中,俨然性性相通。于是归纳万物变动之情状,人不得不一以贯之?

古人把“体证”的功夫归到一个“诚”字上。《中庸》上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则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中间都指内省体证的功夫。人秉一“诚”,反身内求,脱落物障,从意念初动之最微细处,体会“道”之作用,于此见“道”之为流行之义之不虚。

“道”之为流行之作用,由观察见于宇宙万物之变动,由体证则切实得知其真,然如问此一流行之作用何来?《易经》则归之“自然”。

何谓“自然”?不知其然而然是也。人何以幼而生长,老而衰死?不知其然而然。何以见景生情,因物兴感?不知其然而然。人何以为如此之人?何以为如此之人之事?不知其然而然。由人自身之不知其然而然,推而知宇宙万物之变动,均为不知其然而然,故知“道”之流行为不知其然而然,为“自然”。

四、道之变化生生义。

论“道”之变化生生之义,必得说到“阴阳”。

说起来,阴、阳二性的提出,真是中国哲学中一桩了不起的意识,通过万物之纷纷扰扰,古圣把握到阴、阳二性,使中国哲学较世界各国哲学思想早几千年发展成熟(后文将论及)。何谓“阳”?“道”之作用之动而健进之一面。何谓“阴”?“道”之作用之顺承阳而反退之一面。“道”只是一大流行作用,分阴分阳,乃进一步对此作用之观察分析。“道”之具阴、阳二性,表现于宇宙整体之为中,也表现于万物个别体之为“多”中,即贯通宇宙万物,无论巨细,均不脱阴、阳二性。

《易经·系辞传》之“一阴一阳之谓道”,重在第二层义,所以下面接着言“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继之者善”乃赞扬变化生生之功,“成之者性”乃言阴阳之落入万物之性分之中。由此可知,阴阳之分,即变化之事起,即生生之功现,“阴阳”“变化”与“生生”,在实质含义上是相同的,言“阴阳”,乃就万物化生之性上说;言“生生”,乃就万物现形之功用上说;言“变化”,乃就万物形现形消之状态上说。大易哲学为重“生”的哲学,故特别在“变化”中再提出“生生”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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