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在谈论“道”，可是你能真正理解“道”为何物吗？
何谓“道”？说起来，“道”带给中国人的烦恼、妙趣和鼓舞，真算是这个神秘古国的神秘事之一——恍惚迷离，若有还无，不可捉摸，却又人人认真地将它作为终生追求的标的。我们大多知道东郭子向庄子问“道”的事：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
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 一个是热心讨教，一个则恍若意存戏谑，漫辞以应。我们也听说过唐宋以下的一些和尚，行住坐卧，参禅入迷，弄得如梦如醉，魂不守舍，忽然一天时至机圆，看到一片黄叶坠地，哈哈一笑，原来如此，悟“道”了。“道”便是这样作弄人，慕“道”者上穷碧落下黄泉求之不得，悟“道”者则意态自若，举手投足之间与“道”同在。
字典上言“道”字的初义是“所行道也”，原不过是平常的一个名词，就是“路”。但此字自被大易接进哲学园地后，身价百倍，一变而成为大易哲学的托命符。
我们不能肯定说究竟什么时候“道”字开始进入易学，但从易学发展史上看，似乎应该是在殷末周初之际，那时候文王演易，用易学于筮，筮是占断吉凶的术，它所根据的原理原则，叫作“道”。
故当时的易学分为“道”与“术”两大部分，庄子后来屡言之“道术”一名实由此来。“道”既为筮术的理则，而筮术又是为人断事决疑的，所以“道”也就成了支配人事的理则。
及至后来，筮术寝衰，孔子与老子二人摒弃筮术，以纯粹哲学思想论易，“道”也就成了与现象界事物之相对待，《易经·系辞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此哲学性之相对义。
再往后，到了秦汉以下，修“道”之风大炽，“道”的主要意旨又表现在修行境界上。所以如果要细述“道”的含义演变，倒也是一条逶迤的长流。 但上面乃是依于“道”的名称而言，如就“道”的实质上讲则不能这样说，它乃是亘古长存的一大流行作用，成宇宙，生万物，无乎不在，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人在“道”中，以其优越的灵智，观察、推理、体省，认知“道”之作用之不虚，大易哲学之初创建，正由于伏羲氏见“道”之存在之故。
因而，在大易哲学的四项基本认识条件中，“道”当然是首要，象、术、数三者，均为表现“道”而立；犹人之有精神与躯体，“道”是大易哲学的精神，是大易哲学的实质内容。虽是这样，正如古人已经昭示我们的，人站在为“道”所生的万物之一的立场，对于无所不在的“道”，是不能为它下一个简明而周全的定义的。今兹归纳“道”之多种含义为四方面，认识之于后。愿能以此启发后学，弘扬大道。
一、道为形上而遍在。
《庄子·达生》中说：“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所谓“忘”，即心意识之未起动转；心未动，自然“不内变”；不内变，自然“不外从”，自然“忘足”“忘要”“忘是非”；彻头彻尾，一“忘”到底，便是“忘适之适”，便是“形而上”，也便是入于“道”。 至于“道”之“遍在”一义，乃跟随“形而上”义来，“道”既不落于“形”之滞碍，则“遍”一切有形、无形而“在”。
这里需注意“在”字，“在”非“是”，前面我们曾引过庄子回答东郭子问“道”的话，说“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如果改“在”作“是”，言“道是蝼蚁”“是稊稗”……那便错了，因为那样便是将“道”落入“形而下”的某一物上，成了“有限”的存在。庄子的意思，换句话说，便是“道”“遍在”于物，即物见“道”。“物物者”以下，言“道”与“物”的关系，即“在”物而非“是”物，讲得真精彩；二者“不际之际，际之不际”的关系，正是佛家所谓的“不即不离”。
二、道为一 。
在中国哲学中，没有发生过像西方哲学中那样的“一”“多”之辩，中国哲学自伏羲氏画八卦起，便“一”“多”之义融通于一个思想体系中。言“一”，其中已含有“多”；言“多”，其中已自有“一”在。虽然中国人论“道”，恒言“一”而罕言“多”，因为“多”是着眼于“道”之分别性，而“一”是着眼于“道”之整合性；着眼于“道”之分别性，则分无穷尽，物无穷尽，最后越走越入于细枝末节，将迷于物而不见“道”；着眼于“道”之整合性，则统万物而为一，得“道”之全体大用。是以“道”虽然为“一”也为“多”，然而孔、孟、老、庄无不强调“道”之为“一”：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
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
老子曰：“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庄子曰：“恢恑憰怪，道通为一。” 中国人是尚全体大用的民族。
“道为一”之义，应作两方面看： 一方面就整体而言，统宇宙万物为“一”，此“一”为绝对而无待，大易哲学即以符号“一”表示之，名之为“太极”。
“太极”与“道”无殊，按之名义，前者是就哲学思想体系的根源上说，为变化生生之本；后者是就作用之流行义上说，为变化生生之法则。然而古人对此二名称之用，并无严明之界限，往往可以互相代换使用，例如《易经·系辞传》言：“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此“一”应为太极符号之“”，也可以“道”言之。又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此“道”又何尝不可以“太极”言？
因为“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原即是“太极”的化身。再如老子的话：“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此“道”实则也就是“太极”。 另一方面，乃就整体中之个别体言，又各为一“”。
宇宙间万事万物，均出于整体之“”，然任一事、任一物就其自性上说，又各圆满无缺：泰山、秋毫，彭祖、殇子，鲲与鹏、蜩与学鸠，“”“”平等。佛家以海水喻整体之“”，而以众沤喻个别体之“”，一一沤中见大海水之性。宋儒则言“一物一太极”“人心为一个宇宙”。而大易哲学则以卦象出之，六十四卦象各为一独立之，又总为一整体之。 尽管这样，分就整体与个别体两方面，终是落入物象概念而言，如完全抛却物象概念，则形上之道，超时超空，无整体也无个别体，毕竟是“”。这可以借老子的话以明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句中“天”“地”“神”“谷”“万物”“侯王”都是物象，抛却这些物象之执着，则所余者无非是“”。古人所以恒言“道为一”，而不言“为多”，义即在此。
三、道之自然流行义。
言“道”之为“流行”，非由“体”上见，乃由“用”上显。前文已说过，“道”是形上的存在，它超乎概念，甚或心意识之动转；也就是说，它是完全不落滞碍的，故无“体”可言。虽然它却有昭然若揭的功用，观察宇宙万物，无时不在变动中，而万物之变动，并非盲目纷乱，互冲互撞，乃有一致之协调性。大而言，日月、四时之运转，动植物之生死荣枯；小而言，心理变化、生理变化、知觉反应等，冥冥之中，俨然性性相通。于是归纳万物变动之情状，人不得不一以贯之？
古人把“体证”的功夫归到一个“诚”字上。《中庸》上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则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中间都指内省体证的功夫。人秉一“诚”，反身内求，脱落物障，从意念初动之最微细处，体会“道”之作用，于此见“道”之为流行之义之不虚。
“道”之为流行之作用，由观察见于宇宙万物之变动，由体证则切实得知其真，然如问此一流行之作用何来？《易经》则归之“自然”。
何谓“自然”？不知其然而然是也。人何以幼而生长，老而衰死？不知其然而然。何以见景生情，因物兴感？不知其然而然。人何以为如此之人？何以为如此之人之事？不知其然而然。由人自身之不知其然而然，推而知宇宙万物之变动，均为不知其然而然，故知“道”之流行为不知其然而然，为“自然”。
四、道之变化生生义。
论“道”之变化生生之义，必得说到“阴阳”。
说起来，阴、阳二性的提出，真是中国哲学中一桩了不起的意识，通过万物之纷纷扰扰，古圣把握到阴、阳二性，使中国哲学较世界各国哲学思想早几千年发展成熟（后文将论及）。何谓“阳”？“道”之作用之动而健进之一面。何谓“阴”？“道”之作用之顺承阳而反退之一面。“道”只是一大流行作用，分阴分阳，乃进一步对此作用之观察分析。“道”之具阴、阳二性，表现于宇宙整体之为中，也表现于万物个别体之为“多”中，即贯通宇宙万物，无论巨细，均不脱阴、阳二性。
《易经·系辞传》之“一阴一阳之谓道”，重在第二层义，所以下面接着言“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继之者善”乃赞扬变化生生之功，“成之者性”乃言阴阳之落入万物之性分之中。由此可知，阴阳之分，即变化之事起，即生生之功现，“阴阳”“变化”与“生生”，在实质含义上是相同的，言“阴阳”，乃就万物化生之性上说；言“生生”，乃就万物现形之功用上说；言“变化”，乃就万物形现形消之状态上说。大易哲学为重“生”的哲学，故特别在“变化”中再提出“生生”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