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人生困境及思想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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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作者：《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18日 13版）
年谱、行年考、作品系年等成果，对文人生活中的科第、仕宦、交游等更为关注。本期的三篇文章另辟蹊径，《韩愈的人生困境及思想突破》从韩愈家庭生活和仕途坎坷入手，揭示了他长期身处人生困境，却能胸怀天下，首倡“道统”说，完成思想突破。《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着眼于居住方式，对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类型、文学表现及其所体现的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作了分析。《元稹与裴淑的婚姻生活及琴诗赠答》则对元稹与继室裴淑琴诗相和的婚姻生活，作了与众不同的梳理。三篇文章对文人群体或个体生活所做的探索，均有新意，对相关作家和专题研究不乏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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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人生困境及思想突破
作者：刘怀荣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18日 13版）
韩愈的文学成就为古今学者所公认，韩愈“学圣人之道以修其身”（《上宰相书》）“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及首倡“道统”，在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这些功业，赢得了当时及后人的无限敬仰，而他在长期的人生困境中完成思想突破的事实，却似乎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
韩愈三岁丧父，由长兄韩会和嫂子郑氏抚养成人。约在十二三岁时，兄长韩会又不幸去世。贞元十年（794），韩愈二十七岁，抚养他长大的嫂子郑氏去世。韩愈在《祭郑夫人文》中回顾了早年的不幸遭遇：“年方及纪，荐及凶屯。兄罹谗口，承命远迁。穷荒海隅，夭阏百年。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夭阏百年”指韩会早卒，“孤幼”当指包括“十二郎”在内的韩会子女。作于贞元十九年（803）的《祭十二郎文》也说：“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其早年的孤苦，在此两文中得到了集中表现。
韩愈在作于元和元年（806）的《祭十二兄文》中说：“维我皇祖，有孙八人。惟兄与我，后死孤存。奈何于今，又弃而先。”“十二兄”为韩愈叔父韩绅卿之子岌，文中提到的“皇祖”即韩愈祖父韩睿素，他有四子八孙。在韩岌去世后，其儿孙两代十二人中，只有三十九岁的韩愈还在世，而韩愈体弱早衰，其《与崔群书》曰：“仆家不幸，诸父诸兄皆康强早世，如仆者，又可以图于久长哉？”《祭十二郎文》引上一年写给十二郎的信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此信和《与崔群书》皆作于韩愈三十五岁时。《祭十二郎文》又说：“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五箴序》也说：“余生三十有八年，发之短者日益白，齿之摇者日益脱。”可见，长年孤苦的韩愈，在三十余岁的盛年，竟然有如此深重的性命之忧。
因家族成员多早逝，抚养遗孤的重任落在韩愈一人身上。十二郎去世时，其子十岁，韩愈子才五岁，这还不包括两人的女儿在内。因此韩愈感叹：“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他将“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作为余生的大事，但韩愈所抚养的不只是韩氏遗孤，还有朋友的遗孤。卞孝萱《韩愈评传》认为：“至元和元年，韩愈的兄弟行有名可考者五人皆亡，寡嫂、孤侄、孤侄女及侄孙、侄孙女可知者约十四五人，大部分随韩愈生活在一起，加上韩愈之妻、二男、五女及乳母等，有二十余人之多。'交友’之孤子孤女，尚不计算在内。”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曰：“内外惸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而不啻于己生。交于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庇其家，均食剖资与人，故虽微弱，待之如贤戚”《旧唐书·韩愈传》也说：“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仅十人。”这与韩愈“仆之家本穷空……家累仅三十口”（《与李翱书》）的自述基本一致。
又因韩愈仕途屡屡受挫，“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上宰相书》），因而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其《与崔立之书》曰：“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从贞元二年（786）入京，到贞元十七年（801）授四门博士的十六年里，尽管韩愈为了衣食两入幕府，但生活困顿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作于贞元十七年（801）的《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曰：“倏忽十六年，终朝苦寒饥。”任四门博士的次年，他再次提到：“仆无以自全活者，从一官于此，转困穷甚。”（《与崔群书》）贞元十九年（803）七月，韩愈改任监察御史，不久即被贬阳山令。在作于永贞元年（805）的《上兵部李侍郎书》中，他再次提到：“家贫不足以自活。”可见，韩愈“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从仕》）的自陈，绝非虚语。大约要到元和十年（815）前后，韩愈四十八、九岁时，他的家境才彻底好转。
在长期的人生困境中，韩愈虽有过困惑，但以古圣贤为榜样、学圣人之道、胸怀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上贾滑州书》曰：“愈年二十有三，读书学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于古人”；他在作于二十六岁时的《争臣论》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将他此后十年间所作诗文按先后择要排列，我们可清晰地看到韩愈思想发展的轨迹。“愈也，布衣之士也……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作于二十七岁）“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于道”“盖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感二鸟赋》，作于二十八岁）从中可见韩愈的济世情怀与自信。发生在贞元十四年（798）的两件事，尤需注意。一是韩愈在汴州董晋幕府领进士府试时所撰试题《进士策问十三首》，其第四首以“夫子既没，圣人之道不明，盖有杨墨者，始侵而乱之，其时天下咸化而从焉。孟子辞而辟之，则既廓如也”开头，要求“学圣人之道”的诸生对此作出回答。二是张籍两次上书，鼓励韩愈“盍为一书，以兴存圣人之道”（《上韩昌黎书》），韩愈虽有顾虑，以“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答张籍书》）回复，但明确提出：“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扬雄所传之道也”，并表现出“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重答张籍书》）的高度自信。可见在三十一岁时，韩愈的道统思想已基本形成。在此之后，他有关“道”的阐述日渐增多。如“愈之为古文……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作于三十四岁）“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作于三十五岁）“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作于三十五岁）。
《五原》，特别是《原道》是韩愈思想突破的标志性作品。学者们多据韩愈作于永贞元年（805）的《上兵部李侍郎书》中“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的话，以为其中的“旧作”当包含《五原》在内，其写作时间当在本年之前。阎琦《韩昌黎文集注释》认为“《原道》诸篇之作，应在贞元十五、六年间”，其说可从。贞元十六年（800），韩愈三十三岁，尚未正式在朝中任职，仍处于人生最困苦、无望甚至不免性命之忧的时期，而他的“道统”思想正形成于这一人生困境中。孟子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韩愈则在“不得志”时，既要“独善其身”，又不放弃“兼善天下”，故终能“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这不仅是对孟子思想的明显突破，也为传统士人精神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其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于此也可以看得更清楚。
（作者：刘怀荣，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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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与裴淑的婚姻生活及琴诗赠答
作者：田恩铭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18日 13版）
文人的艺术生活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感情、故事、人物形象乃至一颦一笑都会成为文学素材。唐代诗人刻意写家庭生活的并不多，元稹是较为典型的一位。因《莺莺传》的广泛流传以及元稹怀念韦丛的一批悼亡诗，特别是经典化的《遣悲怀三首》所产生的影响力，在元稹的婚恋生活中，读者的记忆重点往往集中于“崔莺莺”和韦丛。但在元稹怀念韦丛的诗作中，少有关于艺术生活的记忆。元和五年（810），元稹被贬江陵士曹参军，次年在江陵买妾安氏。安氏生有二子一女，后均夭折。元和九年之前，安氏于江陵辞世。安氏归元稹之后，与之在江陵受苦多多。元稹并未因安氏出身低而弃之不顾，他在《葬安氏志》中，记下了这位与之相伴的苦命女子。
元和十年（815）三月，元稹与裴淑结婚。裴淑字柔之，出自河东裴氏。关于元稹与裴淑结婚的时间，学界分歧较多，当以元和十年之说较为合理。裴淑最初亦与元稹共患难，元稹刚到通州就身患疟疾，裴淑随其奔走疗疾。后元稹入京，仕宦通达，但亦多浮沉坎坷。元稹后半生有能够抚琴赋诗的裴淑陪在身边，荣辱与共，实在是难得的福气。元稹与裴淑的感情亦是琴瑟相和，只是我们对此关注较少罢了。
裴淑善弹琴，往往借助琴音表述心绪。无嗣之忧贯穿了元稹婚后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元和五年（809），韦丛去世，曾经引发过元稹“邓攸无子寻知命”的无嗣之忧。安氏生子却均早夭，元稹再度生发无嗣之忧。与裴淑结婚后，夫妻求子之愿望愈加急切。元和十四年（819），元稹任虢州长史，曾绕道涪州，随裴淑探望亲属。在涪州期间，元稹作有《黄草峡听柔之琴二首》。其一云：“胡笳夜奏塞声寒，是我乡音听渐难。料得小来辛苦学，又因知向峡中弹。”诗作夸赞妻子琴艺之高，以己之听音难反衬妻子之技艺高。第二首云：“别鹤凄清觉露寒，离声渐咽命雏难。怜君伴我涪州宿，犹有心情彻夜弹。”这首诗所写正是盼望子嗣之情。“别鹤”即指《别鹤操》，据崔豹《古今注》：“《别鹤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无子，父兄将为之改娶。妻闻之，仲夜起，倚户而悲啸。牧子闻之，怆然而悲，乃歌曰：'将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远路漫漫，揽衣不寝食忘餐。’后人因以为乐章焉。”由此看来，《别鹤操》是专咏无嗣之忧的曲子。裴淑因无子抚琴而触动元稹，故而此意绵连不断，借助典故反复吟咏。
裴淑再弹《别鹤操》，元稹已经在浙东观察使任上。元稹《听妻弹别鹤操》：“别鹤声声怨夜弦，闻君此奏欲潸然。商瞿五十知无子，便付琴书与仲宣。”这首诗乃因听妻子弹琴而引发的无嗣之忧，前两句因听弹琴而引发怨情。第三句用典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若》：“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累然。”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孔子家语》，云：“商瞿年三十八无子，其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子。’果然。”第四句据《三国志·王粲传》：“（蔡邕）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座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两处用典，前者指向无嗣之忧，后者指向传家学于他人。大意是说：像商瞿一样，我年近五十还没有儿子，只有把书籍文章托付给他人，以传承自家文章风范。元稹以商瞿自比，担忧年过五十尚无子。
读此诗当结合元稹和白居易的相关主题的唱酬之作。元、白共叹无嗣之忧的立足点，便是立言如何才能不朽。自家编好的文集虽自鸣得意，却没有子嗣传承。元稹写给白居易的诗句说：“天谴两家无嗣子，欲将文集与它谁？”（《郡务稍简因得整比旧诗并连缀焚削封章繁委箧笥仅逾百轴偶成自叹因寄乐天》）白居易读罢想到的是如何消解此忧。故而有和诗《和微之听妻弹别鹤操因为解释其义依韵加四句》，诗云：“一闻无儿叹，相念两如此。无儿虽薄命，有妻偕老矣。”这是以夫妻相依为命来消解无子之痛。元稹却依旧难以释怀，又有《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诗云：“商瞿未老犹希冀，莫把籝金便付人。”元稹浙东任职期间还有《感逝》：“头白夫妻分无子，谁令兰梦感衰翁。三声啼妇卧床上，一寸断肠埋土中。蜩甲暗枯秋叶坠，燕雏新去夜巢空。情知此恨人皆有，应与暮年心不同。”元稹当时已扬名海内外，人称“元才子”，诗家名望使其更忧无嗣而才华之难继。第二年，裴淑生子道护，无嗣之忧就此得以消解。元稹《妻满月日相唁》：“十月辛勤一月悲，今朝相见泪淋漓。狂花落尽莫惆怅，犹胜因花压折枝。”从诗句里能看出元稹对妻子的勤苦生育尚能体谅。
裴淑亦工诗。元稹每每与裴淑对话都离不开自己的仕宦迁转。据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云：“通之人莫可言诗者，唯妻淑在旁知状。”裴淑随元稹经历仕宦之迁转，面对地域、职位之变化自然也会产生感情的波动。长庆三年（823），元稹任浙东观察使。从长安到浙东去，裴淑“有阻色”。元稹《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嫁时五月归巴地，今日双旌上越州。兴庆首行千命妇，会稽旁带六诸侯。海楼翡翠闲相逐，镜水鸳鸯暖共游。我有主恩羞未报，君于此外更何求。”细读此诗，今昔对比中元稹认为当下不仅境况已经好转，职位亦重要得多。况且越州山水甲天下，多有让人惬意之处。大和四年（830），元稹任武昌军节度使、鄂州刺史。刚刚看见转机，元稹一家又要从长安到鄂州，裴淑心情自然不好。据范摅《云溪友议》卷下载：“（元稹）复自会稽拜尚书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镇武昌。是时，中门外构缇幕，候天使送节次，忽闻宅内恸哭，侍者曰：'夫人也。’乃传问：'旌钺将至，何长恸焉？’裴氏曰：'岁杪到家乡，先春又赴任，亲情半未相见，所以如此。’立赠柔之诗曰……”这首诗即元稹《赠柔之》，诗云：“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碧幢还照曜，红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淑亦有《答微之》：“侯门初拥节，御苑柳丝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别近亲。黄莺迁古木，朱履从清尘。想到千山外，沧江正暮春。”夫妻间一赠一答，将彼此心事写出。元稹屡经仕宦风霜，因地域之变化而生沧桑感，妻子嫁给自己也就只好随之迁徙。仕宦之迁转不是裴淑悲恸的直接原因，而是刚刚回到亲旧身边，未及叙叙家长里短就要再度远行，匆匆中挥手道别，实在心有不舍。
元稹与裴淑的生活中有琴有诗，彼此对话中渴望消解生活的重负。从元稹、裴淑的诗作中，可见共同的无嗣之忧，亦可见仕途坎壈而不断迁徙的无奈之情，更能体现出家庭生活与艺术生活的交融。元稹不仅具有为官的“直正”品格，还是一位能够处处体谅妻子的丈夫。既是知音，又是诗侣，裴淑陪元稹一路仕宦迁转，元稹伴裴淑品味喜怒哀乐，两人堪称是灵魂伴侣。
（作者：田恩铭，系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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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
作者：李伟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18日 13版）
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唐长孺《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人，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作者：李伟，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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