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乾州蕞娃：书包的故事
书包的故事
乾州蕞娃
一九八四年，我六岁了，因为家里地多，父母忙于农活，没有人照顾我，为了干活方便，也为了我不再受罪（我在文章中详细叙述了我当时的傻样子），便把我送到了学校。但那时候学校规定要上一年级必须先读一年学前班或者年满七周岁，没办法，父亲给人家好话说尽，老师终于同意暂时把我收下，如果不听话、不懂事还要退回去。
要上学，就必须有书包。那时候的学生书包有两种，一种是从市场上卖的绿色军用书包（仿制的），一种是家人缝制的。军用书包是单肩的，可背可挎；缝制的书包和现在的购物袋差不多，开口的，有两条细长带子，一般斜挎在肩上。
我的书包是母亲缝制的，但却不同于一般人，书包有里有面是双层的。更为特殊的是，母亲在书包的中间用碎布片缝制了一组几何图案。她把不同花色的碎布片剪成大小相同的三角形，四个三角形凑成一个正方形，小正方形凑在一起又变成了一个大正方形。整个书包经过这种碎布片做成的图案一装饰，立马变得与众不同。我的书包虽不是买的，但也吸引了众多羡慕的目光。这个书包让我风光了一阵子。
书包的样子大概是图一的样子，图案则和图二很相似，不过没有这样鲜艳。
现在想起来这个图案有点像百衲衣。查阅相关资料时，看到了叶大春的《百衲衣》，文章中写到“故乡风俗：常生病遭灾的小孩，须吃千家饭，穿百衲衣，方能祛病化灾长命百岁。”叶大春是武汉人，母亲是商州山阳县人，地近湖北，是否受湖北风俗的影响，也未可知。我虽不太生病，但母亲也许是借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孩子深深的爱意。
后来，有一次自己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疯玩的时候，不小心把书包挂烂了。看着漂亮的书包扯开的大口子，我吓得不敢回家，一个人在外边胡乱转，直到天完全黑了，才慢腾腾地回到家里。母亲关心的问我干什么去了。我却哇地一声哭了，母亲也吓了一跳，一把把我拉进怀里，“我娃不哭，我娃不哭，你给妈说到底是咋了，是不是谁欺负你了”，我哼哧了半天，才告诉母亲我把书包弄烂了。母亲听了，摸着我的头说，“军娃，书包烂了不要紧，妈给你补”。第二天早晨上学的时候，我发现书包已经补好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晚母亲很晚才睡觉的。因为她给我补了书包后，还纳了半天鞋底子。母亲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干活，不是搓棉条、纺线，就是纳底子、上鞋。
那时候，农村妇女真的很可怜，除了要做一日两餐外（家里如果没有老人就不专门做晚饭，吃些馒头或者中午的剩饭就可以），还要和男人们一起下地干活，几乎一天忙个浑浑子。早上起来，要烧水做饭、洗锅喂猪，吃完饭和男人一起下地干农活，中午回到家再烧锅做饭，下午再继续干活。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做活计，一家人穿的戴的都要从她们手上经过。
曾经听父母亲说过，在食粮紧张的时候，妇女们的手织工艺就成了一家人的救命稻草。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男人们就会拿了女人织的土织布或旧衣服到山里（南下到秦岭南山一带，北上永寿彬县一带）换来粮食。山区不种棉花，妇女不会纺线织布，缝纫的技艺也比关中妇女差；但山区人少地多，粮食反而比关中充裕。于是，就有了这种物物交换的民间交易。
还有一种是用细粮换粗粮，大多是用小麦换玉米或其他杂粮，具体的兑换比例不固定，因时因人因地而异。那时候为了拉住命，为了肚子不空，已经啥都不计较了。
最后一种形式叫做接粮，是在这些地区赊借粮食，这个必须在当地有熟人担保才可以，一般是斤对斤，甚至是斤二两、斤半换一斤，虽说有些吃亏，但在大家食粮都很紧张的情况下，能接到粮食，能拉住命就很不错了，不敢再弹嫌，再弹嫌就没命了。
当然，这换粮食（也叫搞粮）也不像我们今天说的这样简单，不说长途跋涉的艰辛，就说这其中要经历的各种关卡就足以让人望而却步，那几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进行的。当时是禁止农民私下里的粮食交易的，一旦被民兵干部发现，那就惹下了大麻烦，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没收粮食。礼泉县著名作家马腾驰先生曾在《背粮》一文中详细记录了他祖父南下背粮的情景。这里不再赘述。
上三四年级的时候，家庭经济情况好了，我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军用书包。后来自己上初中、上乾师也换过多个书包，书包的款式和质量越来越好，但自己却没有多少印象了。直到三年乾师毕业的时候，自己被评为“优秀实习生”，奖品为一个砖红色的双肩背包，才让我高兴了一阵子。
记下这段故事，算是对母亲的怀念，也是对自己的鞭策，人生路上，再苦再累，我们都要挺直脊梁，咬紧牙关，一步一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