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传说：拜占庭与古代中国的交流渊源
前言：在交通闭塞的古代，如果两个国家相距甚远，那么万水千山的阻隔将令其间的交流难上加难。拜占庭和中国便是一例。不过，尽管如此，这两个国家还是进行了有限的交流，得以管窥对方的冰山一角。
而令这一交流成为可能的，是人类历史上著名的三条路线：
- 北方欧亚草原之路。也叫“北方丝绸之路”“皮毛之路”。顾名思义，“皮毛之路”一名源于皮毛贸易。
- 中部亚洲绿洲之路。这条路线以“丝绸之路”之名闻名遐迩。众所周知，它之所以能得到“丝绸之路”的雅号，是因为大量中国丝绸和丝织品贸易多经这条道路西运。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或许可以说，自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创“丝绸之路”一称以来，这个响亮的名字便是这条路线最大的炫耀。
- 南部海上之路。这条道路以“海上丝绸之路”之名而名声大噪。在历史上，它的瓷器贸易也很重要，所以也被叫做“瓷器之路”。
北方欧亚草原之路历史悠久。它可被分为东西两段。东段从华北地区，准确地说是内蒙古草原的河套地带出发，经过戈壁沙漠、蒙古草原，由准噶尔山口到达阿尔泰地区。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很早就和这个地区保持着联系，有若干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相关证据中，有一条颇为奇异：按照晋人郭璞所作的传说《穆天子传》，在公元前963年，周穆王曾经携带丝绸、金银等贵重物品西行至里海沿岸，并将和田玉带回中国。有学者认为这一记载也证明了上述的联系很早就存在了。
北方欧亚草原之路的西段经由南西伯利亚草原，沿咸海、里海北部，到达黑海沿岸。根据《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这条道路的西段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亚历山大（此人为马其顿国王，又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到达中亚时，仍在发挥作用。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有一条记载涉及北方欧亚草原之路的西段。笔者是从张绪山的作品中看到此说的。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在公元前7世纪，一个出生于马尔马拉海的普洛康奈斯（Proconnesus）岛的希腊人阿里斯铁（Aristeas）为了寻找阿波罗喜爱的“希坡博里安人”（Hyperboreans，意为“北风以外的人”），曾从亚速海出发经南俄草原到达阿尔泰地区。
有趣的是，有学者认为，“希坡博里安人”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国人。
不过笔者查阅了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的相关记载，但没有发现这位古代史学家声称阿里斯铁发起这趟旅行的目的是寻找“希坡博里安人”，也没有发现他表示阿波罗喜爱“希坡博里安人”。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所谓阿里斯铁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希坡博里安人”，和阿波罗喜爱“希坡博里安人”这两点都是错的。
从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由于中国势力向西域扩展，南俄草原段成为了东西方文明频繁交汇之所。作为中国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对促成这一变化作用尤大。
在公元3世纪初，中亚形势有变，而在各种变数中，又以匈奴西迁最为重要。这些变数导致了在北方欧亚草原之路的各路线中，又有一条史称“北新道”的路线被开辟。在若干世纪里，这条路线成为了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交流的主要渠道。双方间的联系主要通过这条道路上的游牧民族进行。
6世纪下半叶，突厥帝国发端于中亚地区，并在公元568—公元576年间与拜占庭结盟，商定共同对抗波斯。这一切，特别是突厥与拜占庭结盟一事，令中国与拜占庭的交流更加方便了。但是当阿拉伯人崛起后，随着这支力量席卷中亚，上述的交流则逐渐难以为继，直至中断。
从古代晚期到后来的中古时代，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中部亚洲绿洲之路成为了东西方交流的主线。历史上，正是沿着这条路线，中国的丝织品被从长安运往地中海东岸，再由那里送往罗马人的手中。
按照地理形势，“丝绸之路”（中部亚洲绿洲之路）大致可分为东西两段。以葱岭为界，也就是说从长安到葱岭，是为东段；葱岭以西，就是西段。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自己所著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一书中，通过对文献记载的考察，把丝路延伸到了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路的基本内涵。此外，张绪山在《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中也指出，丝绸之路西段的部分里程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的路线大致相合。
丝绸之路的东西段并非从一开始就连为一体。人尽皆知，汉朝人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也就是令它的东西两段连接起来了。
不过，按斯特拉波的记载，希腊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可能早已和东方取得了联系。斯特拉波提到了两个民族，声称希腊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向东的扩展远达这两个民族的地方，有学者称，这两个民族一个是塞里斯人，另一个可能是匈奴人，并据此认为这一时期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可能和汉代统治下的塔里木盆地两缘有过政治和经济的联系。
如果确实如此，丝绸之路东西段间的联系就出现得更早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塞里斯人”一词可以被视为古代希腊-罗马文献对中国人的称呼，但即便上述观点属实，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接触到的塞里斯人应该也并非特定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是帕米尔两侧的经营丝织品贸易的中介人。这一点可由普林尼提到的塞里斯人“红头发，蓝眼睛”这一特征得到证实。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西方人口中的“塞里斯人”实际上泛指许多种族。法国学者戈岱司甚至说，对于西方人而言，所有生产和贩卖丝绸者都是塞里斯人。笔者不清楚戈岱司的意思是西方人中的丝绸商人也算塞里斯人，还是只有生产和贩卖丝绸的异族才算塞里斯人。在此向读者致歉。
这样看来，西方人对“塞里斯人”这个词汇的用法倒很贴近该词的本意：“丝国人”。尽管如此，直到汉朝人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东西两段才真正连为一体。在中亚，一些关于希腊罗马世界的消息传入了张骞的耳中，这个遥远的世界在当时被称为“黎轩”。公元前104—公元前101年，汉朝将领李广利打败了西域国家大宛，意味着中国人在往西域派遣了使者，一举打通丝绸之路后，又成功地将军事力量打入此地。有趣的是，在大宛，李广利的军队可能驻扎在公元227年以前亚历山大大帝安营扎寨的地方，有可能接触到当地的希腊人后裔。
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威名赫赫，其兵锋直抵帕米尔和旁遮普。希腊人在这次史诗般的远征中进入东方，将被征服的各片土地相连，一直连接到地中海的世界。但偌大的中国却仍孤悬海外，“与世隔绝”（对于希腊罗马世界而言），不为希腊人所知。但是汉朝人打通了丝绸之路的间隙，改变了这一切。张绪山不由得感叹道：“这一间隙的沟通，不是从西方而是从东方，不是由波斯或希腊人，而是由中国人完成的。正是中国人，最初由于开拓外交关系，后来又以武力闯入了这一地区。”
从公元1世纪开始，中国人和罗马人作为分别矗立在世界东西方的庞然大物，开始对彼此产生了兴趣。东汉王朝的西域都护班超于永元九年，即公元97年，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古代中国对罗马的称呼）。不过，当甘英来到“大海”[1]（《后汉书·西域传》原文）时，波斯船员向他们的描述了大海的恐怖，甚至声称：“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同上书原文）这番话令甘英放弃了行程。
据说，波斯船员是为了阻断中国与罗马的直接交往，以便垄断丝绸之路贸易的巨大利润，故而以希腊神话中塞壬海妖的可怕故事令甘英知难而退。这一回，因为甘英的半途而废使汉朝与罗马失之交臂，但他的行程却也丰富了中国人对外国的了解。
罗马人也曾向东探索过。约公元前100年，以经商为业的马其顿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 Titianus）派出了一批商人到东方经商，这些人沿着丝绸之路抵达了巴克特里亚和某个叫做“石塔”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收集到了一些关于塞里斯国（Seres）的消息。
不过，在之后的数百年里，波斯成为了中国和罗马间的中介者。它应该同样是中国和罗马间的一道鸿沟。这种情况直到公元6世纪上半叶都没有改变。在北方欧亚草原之路和中部亚洲绿洲之路外，还有一条南部海上之路（即“海上丝绸之路”），它经过波斯湾、红海和印度洋，连接了地中海的东部和东南部。也连接了中国化的印度支那和中国南部。
在希腊和中国都与印度建立联系后，这条路线也起到了沟通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的作用。希腊与印度的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后，二者间的联系得以加强。中国与印度在海路上的联系，就明确的文字资料证实而言，可追溯到汉武帝时代。
随着3世纪危机降临罗马，罗马人的活动在中国文献中逐渐消失，可以推测，正是3世纪危机造成了这种文献信息的缺失。不过通过中间民族，双方得以继续进行物产上的交流。
公元3世纪到公元5世纪，中国的航海活动日新月异，同印度、锡兰渐渐建立起了正常联系。通过中间民族，中国物产与希腊罗马世界的物产（主要是拜占庭帝国的物产）彼此交流。
从公元6世纪开始，海路的地位更加重要了。在公元8世纪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在东西交往中的作用达到空前之大，逐渐超越陆地上的丝绸之路。这是阿拉伯人东来和唐朝商人向西发展的共同结果。
拜占庭文献中的中国（一）
拜占庭和中国间的交流主要发生在公元6世纪到公元7世纪这一时期。对于拜占庭而言，相当于从查士丁尼时代直到阿拉伯穆斯林势力兴起；对于中国而言，相当于从南北朝晚期到唐朝。
在这一时期，拜占庭人的对外交往颇为活跃。他们既受到了东方奢侈品（尤其是香料、丝绸）的吸引，又在对抗波斯人的背景下制订了与突厥结盟的政策。张绪山认为在阿拉伯人崛起后，拜占庭与唐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后者成为了拜占庭联合抗击阿拉伯人的对象。同样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向西发展。站在前人的基石上，唐朝对中亚展开了前无古人的经营和扩张。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和拜占庭得以较为密切地交流。或许正因如此，《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一书中所介绍的5位作品涉及中国的拜占庭作家大致就生活在这一时期内。这5位作者分别是：生活在公元5世纪末6世纪上半叶的埃及希腊人科斯马斯·印第科普莱特斯（Cosmas Indicopleustes）、查士丁尼时代的凯撒利亚的普罗科比、6世纪中叶的弥南德、6世纪末叶的赛奥凡尼·拜占庭、6世纪末7世纪初的赛奥费拉克图斯·西摩卡塔。
科斯马斯·印第科普莱特斯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虽然上文中称他为希腊人，但是他的父母只是可能是希腊人。他生活在查士丁皇帝（Justin，公元前518年—527年）时代。
在这个时代，拜占庭的上流社会——特别是教会阶层追求——奢侈的生活，刺激了地中海东部贸易的复兴。但是，传统的丝绸之路上横亘着强大的波斯萨珊王朝，它在贸易上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于是，拜占庭人不得不重视红海水道，并利用它向东方展开商业上的探索。特别是红海北部水域埃及地区的拜占庭商人，他们没有放弃直接前往东方经营的努力。而科斯马斯和在他之前的一名叫作索巴特鲁斯（Sopatrus）的希腊人是少数抵达锡兰而偶然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人。
科斯马斯自称自青年时代起就四处经商。尽管受教育程度应该不高，但他留下了关于地理学的著作。在他的作品中，有着对印度动植物和锡兰岛地理的详细描述，表明他游历过印度西海岸和锡兰。他也因此被称为“印第科普莱特斯”（Indicopleustes），意即“航行过印度的水手”。到了晚年，科斯马斯又出家成为修士，既从事对《圣经》的理论诠释，又创作地理学著作。值得注意的是，科斯马斯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信徒。在当时的正统教派的信徒来看，他是异端，反之亦然。
在科斯马斯的作品中，只有《基督教世界风土志》留存至今。这部著作主要经两个版本流传下来，后来有学者将其整理为一个综合版本。从这个综合版本来看，这是一部神学与地理学的大杂烩。
《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一书如此介绍《基督教世界风土志》的中心议题：该书的中心议题是反驳基督教中的异端哲学关于地球为圆体的观点，以《圣经》和基督教教父们的理论为依据，证明地球是一个长方形的平面，长度为宽度的两倍。苍穹从四面垂到地球上，犹如房屋的四壁；在北壁和南壁的某个高度上，一个半圆的马车拱顶状扁平顶蓬，在起拱点水平线上形成，苍穹就位于拱点水平线上。苍穹之下是人间世界，其上则为天堂，即未来世界。在这个长方形世界的中央，是由海洋包围的人类居住的大地。在海洋彼岸靠近宇宙边缘的，是人类未到访过的陆地，极乐园位于这块陆地的远东处。从南向北、西方向的这个世界逐渐升高，达到一个庞大的锥形山的顶点，山背后即是日落处。太阳并不像异端哲学所说的那样比地球大，而是比地球小。
尽管《基督教世界风土志》的中心议题源自宗教上的异想天开与偏执成性，但它却是科斯马斯所有中国知识的结晶。在《基督教世界风土志》中，科斯马斯没有像当时的许多古希腊罗马作家一样，称中国为“塞里斯”或“秦奈”，而是称中国为“秦尼扎”或“秦尼斯达”。笔者未能理解个中原因，加上这方面的知识过于繁杂、枯燥和晦涩，所以在此不做解释。科斯马斯对中国的地理信息有一定了解。《基督教世界风土志》里对中国的地理位置有一段描述。就是在这段话里，科斯马斯声称“产丝之国”（笔者注：《基督教世界风土志》原文）位于印度诸邦中最遥远的地方。
当人们进入印度洋时，它位于左侧，但是远在波斯湾和印度人称为塞勒第巴（Selediba）、希腊人称为塔普罗巴奈（Taprobane）的岛屿以远的地区。他说这国家叫秦尼扎（Tzinitza），其左侧为海洋所环绕。
上文中的“产丝之国”便是中国（秦尼扎）。科斯马斯把中国描述为一个丝绸之国，在这一点上，他倒是和许多古希腊罗马作家如出一辙。
上文中提及的塔普罗巴奈岛（希腊人称为塔普罗巴奈的岛屿）即锡兰岛。
在这段话中，科斯马斯表示秦尼扎位于印度诸邦中最遥远的地方，这似乎表明他认为中国是印度的一部分。不过这只是笔者的揣摩罢了，不足为据。
张绪山认为，科斯马斯之所以这么说，应该是因为他把包括印度恒河以东地区，中国的云南省西部和缅甸北部在内的这一地区视为秦尼扎的边缘部分。由于历史原因，他要是把这一地区视为印度的一部分，进而认为秦尼扎位于印度诸邦中最遥远的地方，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应该像其他希腊罗马作家一样，意识到了中国（秦尼扎）内陆广大地区的存在。
此外，在同一段话中更靠前的位置，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言论，就是“我们看到，有些人为可鄙之利不惮千难万险到大地的尽头去寻找丝绸”。考虑到科斯马斯早年前往东方经商的经历，这句话或许是他回顾早年时直抒胸臆的自嘲。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描绘的欧亚地图
科斯马斯可能还意识到了太平洋的存在。他在《基督教世界风土志》中说过：“秦尼扎以远既不能航行，也没人居住。”在这本书里，他还说：“秦尼斯达以远再没有其他国家，因为大洋从东方环绕秦尼斯达国。”如前所述，这里的“秦尼斯达”是指中国。
尽管有学者认为，科斯马斯信奉基督教，接受了宗教上的观点，即人类居住的世界由大洋环绕一说，并由此推想世界最东方的中国东临大海洋。因此，他并不真正知道这一点。但也有观点认为，科斯马斯是从早年商旅生涯中得知了中国的东部被大洋环绕的事实，从而更加相信上述这一来自宗教的说法。
如果科斯马斯是真的知道太平洋的存在，那么在希腊罗马世界，他是做到这一点的第一人。而且就了解中国的地理位置而言，总的来说，科斯马斯其实已经比较清楚了。所以在这个领域，也可以说他是希腊罗马世界中的第一人。
科斯马斯还对他在东方所看见的丝绸贸易有所记载。
在那个时代，波斯作为中国与拜占庭间不可逾越的中介者，“总是大量积储丝绸”（《基督教世界风土志》原文），在丝绸贸易中占据了垄断地位，令拜占庭人在生丝供应上得依靠波斯人。因此，如前所述，拜占庭人不得不重视红海水道的作用，并利用它将自己的向东方展开商业上的探索。特别是红海北部水域埃及地区的拜占庭商人，他们没有放弃直接前往东方经营的努力。而科斯马斯便曾是一名经海路前往东方的拜占庭商人。
在描述锡兰岛时，科斯马斯表示该岛地处中心位置，秦尼斯达和其它输出地向该岛输出了丝绸、沉香、丁香、檀香和其它产品。虽然只是一鳞半爪，但科斯马斯的记载仍为后人带来了对古代海上丝绸贸易的惊鸿一瞥。它证明了那时的锡兰是东西方丝绸贸易的重要中心。
在无数个世纪后，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也对这时的丝绸贸易进行了记载。他认为向锡兰输送丝绸的船只是中国商船，中国商人在驶向锡兰途中购得沉香、丁香、豆蔻和檀香，到锡兰岛上与波斯商人交易，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张绪山认为这个观点有道理，同时，当时的中国船只也足以进行印度洋航行。所以这位学者声称，断言科斯马斯的时代中国船只已参与印度洋丝绸贸易，是有道理和根据的。
不过，他也认为东南亚商船占有地利，在这一点上，中国船只是远远不能与之相比的。所以，在中国与锡兰间的丝绸贸易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应该是东南亚船只。
在上文中，拜占庭人对中国丝绸的需求显露无遗。为了得到远方的丝绸，他们不惜花费钱币购买。
外国商家将中国瓷器与拜占庭风格结合设计的产品
科斯马斯在《基督教世界风土志》中不无自豪地表示：“罗马帝国还有许多安全保障：它是最强大的国家，它最早皈依基督教，在各个方面都为基督教各国的经济提供服务。上帝赋予罗马人特权的另一标志是，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所有国家都用他们的货币进行商贸交易，所有人都以羡慕之情接受这一事实，因为他们的国家没有类似的货币。”
上文中的“罗马帝国”在这里指拜占庭帝国。不得不说，科马科斯对国家的赞誉有夸大其词之嫌。所谓所有国家都用拜占庭货币进行商贸交易显然是错误的，充其量是科斯马斯所了解的所有国家都是这样的。至于“所有人都以羡慕之情接受这一事实，因为他们的国家没有类似的货币”这句话，起码前半句应该是科斯马斯一厢情愿的幻想。再者，延续自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或许可以将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合称为“罗马-拜占庭帝国”——也并不是最早皈依基督教的国家。最后，拜占庭帝国是最强大的国家一说也值得商榷。
不过，如他所说，拜占庭的货币确实流传甚广。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中国境内发现了上百枚拜占庭金币，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些金币主要集中在丝绸之路沿线；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公元6世纪上半叶的金币；从铸币的年代上看，公元5世纪到公元7世纪中叶的金币表现出很大的连续性。至于那些公元6世纪上半叶的金币，则主要集中于拜占庭皇帝阿塔纳修斯一世、查士丁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三位皇帝所在时期——这也正是科斯马斯生活的时代。
或许，当科斯马斯为拜占庭货币走遍天下而自豪时，也曾想过在遥远的秦尼扎（秦尼斯达），这些象征着上帝赋予罗马人特权的标志也能够流入这个“产丝之国”的腰包。科斯马斯对中国知识的涉及就在这几个方面，文中对其的介绍到此告一段落。
下面要介绍的是查士丁尼时代的历史学家普罗科比及其作品中的中国知识。
（未完待续。）
本文编辑：苏布莱克
- 关于此处的“大海”是指何处，在学术界中存在争议。较为有影响力的观点有“大海”是地中海和它是波斯湾两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