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有记录老师讲话的习惯，当他们长大后，还会把老师的话传给下一代。老师的话，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借着回顾那些叮咛与嘱托，感谢每一位认真对待学生、爱护学生的老师。
“每年至少工作三百六十天，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时”，这是任中敏先生对我说的话
1983年2月26日，过完春节，我来到扬州师范学院，开始博士生生活。这一天是周六，晴天，农历正月十一。我在下午五时拜见任先生，奉命共进晚餐。我的学习日记便从这一天开始。日记本扉页上有任先生用墨笔题写的几行字：“两年始业，毕生奠基。小盾同学博士生进修日记。中敏题耑。一九八三年三月。”日记本中由我书写的文字则用红笔。这说明，我是应任先生的要求来记日记的。任先生喜欢红色，总是用红笔书写各种表警示的辞句。任先生是用这种方式提示我：要抓紧时间，养成紧张读书的习惯。三年里，任先生对我提出好几项要求，第一项是“每年至少工作三百六十天，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时”；第二项是在两年之内写完论文，结束学业。我理解并接受了这些要求。因为他本人就是用小跑的步伐度过一生的，我必须适应他的生活节奏。另外，他已经87岁了，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并不确定，所以他有强烈的紧迫感。实际上，他让我每天早晨陪他散步，也出于这种紧迫感。他的本意是：每天给我一次鞭策，使我不至于成为宰予。“在博士论文写作之前要读六本书”，这是程千帆先生对我说的话按我的兴趣，确实是很喜欢考据的。但程千帆先生不一样，程先生是比较重视理论的。他自己教过文学理论课，在老辈学者里面理论意识比较强，包括做研究的方法，包括对当代学术的关注。在我接触的老辈学者中，程先生是最具有现代学术意识和现代学者素质的。他对学生的外语要求很高，要求有国际视野，做学问要严谨规范，这在当时都是很超前的。而且程先生对指导学生有一套想法。最早让他指导博士生的时候，他不敢接受，他说不知道博士生应该是什么样的，你们最好找一些论文给我看一看。后来就把港台的博士论文找给他看，他一看就说，哦，博士论文就是这样的，那么我可以指导。后来他关于培养博士生、研究生有一些讲话，在山东讲过一次，在其他大学也讲过。这些关于培养研究生的意见，后来教育部都是作为文件发给学校的。程先生指导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文献学，一个是唐宋诗学。他曾讲过，文献学专业不可以用古籍整理来做论文，不可以用标点一部书或注释一部书作为博士论文，一定要有个研究，古籍整理只能作为一个附录，这些后来都成为原则性的指导意见。程先生指导学生的方法，他自己说就是两条腿走路。他早年和沈（祖棻）先生合出过一个论文集《古典诗歌论丛》，沈先生在后记就讲到，“千帆和我尝试要运用一种把考据学和批评学结合起来的方式”，后来大家将其归纳为文献学加文艺学。程先生要求一个学生文献要好，理论也要好，这两方面都强，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文学研究者。他要求我们在博士论文写作之前要读六本书。根据将来做研究的方向，我和张宏生、曹虹三个人，每个人的书目都不一样。这些书读完，要各写一篇水平达到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论文。这相当于在写博士论文之前已经做了六篇文章，这对后来博士论文的写作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有了这六篇文章，后来写博士论文心里就比较有底，可以驾驭比较大一些的题目。直到现在，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既然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回答的，那就给你留个功课”，这是阴法鲁先生对我说的话论文答辩那天，阴先生是最后一个向我提问的老师。他先就论文涉及的内容提了几个问题，我都圆满地回答了。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问题却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丝毫没有准备。他要我谈谈庄子与阴阳五行的关系。当时我一下子就愣在那里了。为了回答阴先生的问题，我甚至迅速回想了一下当年上哲学系许抗生老师“庄子研究”课时，老师是否谈及这个问题。一定没有。现在，阴先生却在我论文答辩的关键时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应当如何回答？无论如何，我得说点什么啊！那一刻，我的大脑在急速旋转，把能够想到的材料迅速调集、组织起来，答辩室内一度出现了令人难堪的沉默。就在我准备从对阴阳五行的理解扯开去时，导师褚斌杰先生来“救驾”了。他已经看出我一时无法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论说严密、论据充分、思路清晰的回答，便笑着对我说，这可是一个大题目，恐怕不是几句话能回答得了的。这样吧，庄子与阴阳五行的关系就算是阴先生交给你的一个新课题，以后你可以写本专著，至少也要写篇论文向阴先生请教，好吧？我当然连忙点头称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阴先生也不再深究，还很体谅地说，我也是刚刚想到这个话题，不能算是论文答辩的问题吧，只是想开启一条思路。既然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回答的，那就给你留个功课。事后，我曾多次琢磨阴先生为什么会在答辩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最终的理解是，他的真正用意就是要我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一些，对庄子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化各个领域都有着极大影响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仅仅从文学的层面进行研究还远远不够，有很大的局限性，必须要能从多领域、多层面加以探讨，才能揭示出更深层的东西。这就要求庄子学者不但要研究庄子的文学观、哲学观、社会观，还要了解像阴阳五行这样一些中国基本哲学学说与庄子思想的关系。叫我看钱基博的《韩愈志》，研究还是要从各个学科入手，值得做的问题实在还有许多，这是卞孝萱先生最后对我说过的话上午8：50出门，赶往鼓楼医院。9：50，给卞敏电话，称马上到，正在办出院手续。上楼，1号楼6楼1床，见到先生已经坐起，正准备动身，先生很高兴，说来得正好。于是我扶先生坐上他家里带来的推车，夫人拿着水果篮，卞敏、卞琰、卞华收拾东西，称随后打车回家。等电梯时，我看先生情绪颇好，乃与先生说起与清华会长通电话事，说起我写的韩愈足弱不能步与退之服硫黄文的主要观点、史料依据、推论方法，先生听了很是开心，说起刀圭服药为重要证据，而我另外立论，为韩愈洗了恶名，是重要的发现；下楼，选择可推车的路，往天津路靠近鼓楼的门推，一路仍在聊着，我说到医书中称体胖者易得足弱，先生叫我看钱基博的《韩愈志》，说韩文公是体胖而矮小的身材。到了门口，夫人去开车，先生对我说：“搞文学史的人，只懂文学，限制太多，比如退之服硫黄，争来争去，没有定论。还是要从各个学科入手，值得做的问题实在还有许多”——这竟然就是先生最后的遗言！呜呼！！！“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已是汗牛充栋，如果你想拥有一席立足之地，那就必须扎扎实实地下功夫”，周勋初先生对我说的话做学问必须注重文献，有了可靠的文献，学问才会做得扎实。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目录学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在不同的时代，同一种文献被目录学家著录在不同的类别，这就是学术观念的演变。甚至在同一时期，不同的目录学家对同一种文献也有不同的著录情况。我们作学术研究，必须对这些问题有准确的判断，如果判断不正确，结论也就可能会有问题了。有些研究者喜欢在老问题里打转，或使用一些其名其妙的“新名词”、“新理论”来解释，这样实际上都无助于解决问题。有些研究者只有文学方面的知识，他们对相关课题的思想史背景、文化史背景或政治方面的背景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样的状况恐怕是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的。自古至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已是汗牛充栋，如果你想拥有一席立足之地，那就必须扎扎实实地下功夫，打通文史领域，“杀出一条血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