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渔樵何人

　根据传说，渔樵是山水之友，“话不休”地谈论历史。这个意象暗示着渔樵具有以山水为时间尺度的历史评论人的理论身份。为了理解渔樵的理论身份，我们首先需要分析，在渔樵获得理论身份之前，渔樵的生活身份是什么？生活身份对于理论身份有着精神上的说明力，尽管生活身份并不必然决定一个人会有什么样的理论身份，却几乎能够决定他不可能有什么样的理论身份。

　　渔樵首先是体力劳动者，以渔猎柴薪为生。既然渔樵被认定为有足够的智慧谈古论今，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其智慧水平之高，令人疑心渔樵另有隐秘身份，或许原本并非渔樵，只是出于某种原因而隐身为渔樵。那么，渔樵是否真的有某种背后的身份？我们无法断言渔樵是否有个“原来的出身”，就可信历史材料而言几乎无考，但从逻辑上看，身为渔樵的高人，至少有两种可能的身份来源：其一，悟道高人选择做了与山水为友、于晚霞或风雨中浊酒笑谈的渔樵，原本或为文人，或为官员，或为侠客，任何身份皆有可能；其二，渔樵就是劳动人民中的智者，闲时读经或并不读经，或见多识广而悟道。以上两种身份来源虽然来路有异而殊途同归，最终都归为以劳动为生计的智者。有“识字的”和“不识字的”渔樵。在两种可能性之中，我愿意猜想，本身就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渔樵恐怕比较多，曾有机会饱读诗书的渔樵或许也有，但应该是少数。假定个别渔樵原为文人侠客，也必须设想，长期的渔樵生活已经消除了原本的入世思维模式，这样才会有超越之心以山水为尺度去理解沧桑之道。

　　渔樵虽然远离名利场而若隐若现于山林江湖，却不是功成身退远离险地的范蠡、张良之辈，不是腹有韬略隐居待沽的诸葛亮、谢安之类，也不是放浪形骸心随身便的竹林一派，更不是啸聚山林劫富的盗寇之流。渔樵不及庄子想象的真人那样纯粹，更不及呼风唤雨的神仙那样高超，而就是以山水之资为生计的劳动者，对自然和人生有着丰富经验而见怪不怪。因此，渔樵既是劳动者又是有反思能力的人，这两个生活身份是渔樵的基本条件。寻常渔夫和樵夫并不符合作为理论概念的“渔樵”，有资格代表山水历史观的渔樵一定不是一般人。

　　渔樵尽知俗事，所务也是俗事，却不是俗人。渔樵有着自然和人事的双重阅历，有着百科全书般的生活知识和技能。由于渔樵有着广阔的生活空间和粗放的生活方式，渔樵的自然经验和人事经验都十分丰富，可谓“天文地理无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但仅仅见多识广，未必就是高人。因此，渔樵在经验品质上必定具有一种异于常人的两极反差结构：身兼社会经验的最大化与利益相关度的最小化。这样的巨大反差决定了渔樵是绝对旁观者，是不惑的旁观者。这是成为思想者的关键条件，它决定了渔樵虽熟知世事而不动心，以山水为道而言说历史。以道为心、与山水为友而超越世事之惑的渔樵才是具有概念性的渔樵，即身为渔樵，心也渔樵。身心一致的渔樵没有功名雄心，也无个人得失的怨恨，思想对象唯有历史，思想标准唯有形而上之道。以道纵览历史的超越视野，这是渔樵的精神世界。

　　拥有渔樵形象的人未必都是真渔樵。历史上最有名的渔父是姜太公，然而姜太公并非真渔父。姜太公留下了众所周知的“愿者上钩”典故，据说以直钩钓鱼云云。姜太公钓鱼的有趣细节应该是后世传说演绎出来的，但姜太公渭川垂钓似乎确有其事。出土的西周甲骨文有“渭渔”二字，记载的是周王渭水钓鱼之事，但不能肯定是否就是周王遇姜太公的故事。或可这样分析：古人惜字如金，值得记载的钓鱼故事一定不寻常，由此来看，“渭渔”涉及周王遇太公之事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一些比较早的文献如《吕氏春秋》《史记》《六韬》《列仙传》《说苑》《水经注》，都记载了姜太公钓鱼遇周文王而成为国师的故事，可见，在汉代之前，姜太公钓鱼就已经是个流传很久的故事。这说明，早至商周时期，渔父已经具有“不是平常人”的智慧形象，所以姜太公才会选择以渔父面目出现在文王面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