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周恩来逝世,邓颖超在他额头上轻轻印下一吻,哀伤道:你走了

在漫长艰辛的革命斗争岁月里,对于那些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革命者来说,理想是远远高于个人情感的。

战火中的爱情大多情深缘浅,“相伴一生”是最美丽的誓言,也是最奢侈的愿望。

然而,曾有这样一对璧人,他们坚贞的爱情与伟大的理想完美地交织在一起,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障碍,超脱了生与死的束缚,成就了中国最美的爱情。

他们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

“不会嫁人”的进步女青年与“独身主义”民国美男子的纸短情长

1904年,邓颖超出生在广西南宁的一户官宦人家,她的父亲邓庭忠信奉“生儿子传宗接代,生女儿毫无用处”的封建主义重男轻女思想,想把刚出生的邓颖超送人。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拿刀以死相逼,邓庭忠这才作罢。那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襁褓中的婴儿未来会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军人物,在未来几十年中大放异彩,青史留名。

邓颖超三岁那年,邓家家道中落,邓庭忠客死异乡,杨振德独自肩负起了抚养女儿的责任。杨振德读过书,有着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她靠着为别人做家庭教师的微薄收入将邓颖超养大,日子虽过得清贫艰辛,但她没有忽视对邓颖超的教育。

邓颖超受母亲的影响很深,从小便有一颗崇尚平等正义的爱国之心,小小的她就为民族正在经受的苦难痛心疾首。

十二岁那年,邓颖超便写下了“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奋精神、谋国家之进步!”这般振奋人心的话语。

那时的邓颖超并不知道,曾经有个少年也在十二岁的时候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伟志向。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有缘的人总会相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十五岁的邓颖超与同学们一起组建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积极投身到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当中。

邓颖超在“同志会”中担任演讲队长,她以饱满强烈的爱国热情,向大众揭露北洋政府懦弱无耻的卖国行径,为饱受压迫的妇女争取平等权利,反对当局对进步人士的迫害。

当时的周恩来刚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任主编。

他以犀利的文笔,对时局针砭时弊,抨击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传播自由民主的精神和革命思想,以策应五四运动的发展。

《会报》在全国的工人阶级和学生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邓颖超也是《会报》的忠实读者,报纸上的内容每每都会与她心中所思所想不谋而合,开拓她的思路和眼界。

周恩来每天都会认真阅读读者来信,一日,他打开一封信,信纸上的笔迹端丽秀美,寥寥数字慷慨激昂地写道:

周恩来同志,我是你忠实的读者,不要向恶势力低头,要为真理而奋斗到底。署名是小超。

看过信后周恩来笑了,单凭署名周恩来判断不出写信之人是男是女,但这个人无疑是与他志同道合的同路人。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男女大防”看得极重,那时天津的女学生运动和男学生运动是独立进行的。邓颖超和周恩来分别是两边团体的代表人物,对彼此都有所耳闻,但也仅仅只有淡淡的印象。两个人真正的相识是在觉悟社建立以后。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加入到这支救亡图存的队伍中来,为了加深凝聚力,“同志会”和《会报》推选出各自团队中的精英组成了一个更加严谨和有力量的组织——觉悟社,邓颖超和周恩来都在其中。

觉悟社的成员们对自身要求极高,他们坚持以“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准则来提高自身觉悟,要求自己将满腔的热情都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所有社员都恪守着觉悟社内部成员之间绝对不会有任何恋情的原则,不允许有任何个人情感扰乱组织前进的步伐。

邓颖超见证了太多受封建主义压迫的妇女,在那个年代,女人一旦嫁了人,似乎就完全丧失了自我和自由,这是她万万不能容忍的。

她一度认为,一个妇女只要结婚了,这一辈子就完了。每每遇到办喜事的人家,她都忍不住对新娘心生同情。她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是绝对不会结婚的。

无独有偶,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受西方新教的影响颇深,始终坚持自己是“独身主义”。这件事与他熟识的人都知道,所以在邓颖超收到周恩来要求和她确定恋爱关系的来信时,整个人都是懵的。

那时,周恩来正在法国勤工俭学,而邓颖超留在国内负责觉悟社成员之间的联络工作,与周恩来经常有书信来往。

1921年,周恩来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旅欧支部的负责人。

在欧洲学习期间,周恩来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在确认了自己将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终生以后,渐渐觉得有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是件不错的事。

他第一个想到的人,便是邓颖超。

此时周恩来才意识到,在频繁的信件来往中,他不知从何时起,已经对邓颖超生出了一种超越同志之间革命友谊的复杂情感,他坚信邓颖超是能够与他共患难、共同经历风雨的战友。

1923年,邓颖超收到了一张周恩来寄给她的明信片,明信片背后是她再熟悉不过的笔迹,写道:“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邓颖超一下子就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不由得脸红心跳,同时也十分困惑:

周恩来不是独身主义吗,怎么突然间会跟她表白?

她在回信中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周恩来回复得很快,他在信中叙述道:

他明白了革命和恋爱并不是对立关系,他迫切想和邓颖超确认恋爱关系,像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那样,一起上断头台。

在那样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这已经是最真挚浪漫的表白了。

邓颖超被周恩来的真情实感所深深打动,她从很久以前起就非常欣赏崇拜周恩来,她很快回信给了肯定的答复。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甜蜜的异国恋。

周恩来在欧洲的4年多时间里,他与邓颖超通了250多封信,他们一同畅谈理想,共同感受恋爱的甜蜜。

文字是人类最美的发明,它们承载着沉甸甸的相思之情漂洋过海,将两颗年轻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1924年秋天,周恩来回国,他没有时间回到天津去见分别已久的恋人,直接被组织派往广州。在广州工作期间,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信,向她求婚。

可一连发出十多封信,邓颖超那边都没有丝毫回复。

周恩来内心焦急,却抽不开身亲自找邓颖超确认,只能拜托一个北上的朋友亲口给邓颖超传信。邓颖超听过送信人的话后,只羞答答地道:“谢谢你做了我们的媒人。”

后来一查才知道,之前的信件因为信差的疏忽,一封都没有送到邓颖超手中。幸好这只是一个小插曲,1925年8月8日,邓颖超与周恩来在广州结婚。

长征路艰苦与共,一生遗憾无子

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无子,这让许多人觉得颇为遗憾。

事实上,邓颖超曾经是怀过两个孩子的。

婚后,邓颖超调到了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积极开展妇女工作。

1925年10月,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周恩来正在筹备领导第二次东征事宜,非常繁忙。二十一岁的邓颖超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那时的她一心都扑在工作上,满心满眼都是革命事业,她并没有准备好做一个妈妈。

这个孩子的到来让邓颖超觉得焦虑惶恐,她不想让孩子成为革命的“包袱”,思来想去,她决定将孩子打掉。

身边没有可以出主意的人,邓颖超径自到药铺买了一副堕胎药,咬了咬牙喝了下去。

她本以为这件事可以就这样简单地解决掉,可她低估了堕胎药带来的痛苦,一个人在家里疼得死去活来,觉得自己好像下一秒就要死去,她害怕极了,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病了。

邓颖超从来不会在工作时打扰自己,接到消息的周恩来慌了,急急忙忙赶回家中,这才知道邓颖超私自流掉了孩子。

当时的周恩来已经三十六岁了,他虽然没说过,但心里是期盼孩子的。

一向温文尔雅的他难得地发了火,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气邓颖超自作主张打掉孩子,更气她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这时的邓颖超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轻率,心中悔不当初。

周恩来看着面容苍白的妻子,软下语气好生安慰,将杨振德接来广州陪伴邓颖超。

1926年夏天,邓颖超再一次怀孕了,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她这一次非常小心。

怀胎十月,1927年3月21日,邓颖超分娩时,周恩来正忙于领导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没能陪伴在她身侧。生产过程中,因为孩子太大,邓颖超难产了,在医院住了三天,最后只能用产钳。不幸的是,产钳夹到了孩子的头部,这个男孩刚出生不久便夭折了。

当时反革命集团正在广州大肆残害共产党人,邓颖超来不及休养,便坐上小船逃离广州。她先是辗转到香港,再换船前往上海,见到周恩来时,整个人已经虚弱得不成样子。医生说因为邓颖超产后疲劳过度,子宫没有恢复好,以后很难再怀孕了。

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再也没能拥有属于两个人的孩子。

这虽是莫大的遗憾,但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的感情,共同的理想让这一对儿爱人更能够互相理解,而在艰苦岁月中的守望相助让他们更加亲密。

1936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对中共苏区步步紧逼,为了保留革命最后的火种,中共领导决定实行战略转移。邓颖超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自然也在转移之列。

当时邓颖超患上了肺结核,由于敌人对苏区的严密封锁,药品紧缺,延误了治疗,她的病情日益加重,一直发烧,有时还会咳血。

她知道这一路必定千难万险,以她的身体状况或许无法走完全程,但她仍然毫不犹豫地同队伍一起踏上了长征路。一方面,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她会严格遵守组织的命令。另一方面,周恩来同样在队伍之中,前面就算是刀山火海,她也会跟上他的脚步。

长征路上,周恩来在前线指挥部,而邓颖超跟着军委卫生部一同行动,两人能够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只要能见到,哪怕只是一个眼神,也能让彼此心中生出无尽的力量。

邓颖超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全程都靠着钢铁般的意志强撑着。

过草地的时候,邓颖超的马受了惊,她从马背上摔下来,深陷到了沼泽地里。

邓颖超知道这种时候不能乱动,只能坚持到后面的队伍发现她。冰冷的雨水拍打在她的脸上、身上,等到后面的人马赶上来时,她已经浑身发抖嘴唇铁青。当晚便发起了高烧,吐血腹泻,寸步难行。

周恩来收到消息后连夜将邓颖超接到了自己的住处亲自照料,他虽然时间有限,但哪怕能空出一分钟,他也会去到妻子身边,细细嘱咐她好好休息。

共同经历过长征的人回忆说,那时的邓颖超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人们难以想象,她病得那样重,是怎么一步一步坚持到陕北的。

邓颖超的病情刚刚有所好转时,周恩来因为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足病倒了,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医生最初以为是疟疾,后来经过仔细检查才确认是肝脓疡,当务之急是把脓排出来。当时医疗条件十分有限,没办法开刀,因为一旦感染,便是要命的大事。医生只能用冰块帮助周恩来的肝部降温,缓解发炎症状,再向下引导排脓。

邓颖超全程都带病守在周恩来身旁,衣不解带地照顾他,她默默地祈求上苍保佑周恩来转危为安、平安无事。皇天不负有心人,几天后,周恩来终于舒醒过来,邓颖超一颗高悬着的心才终于落到实处,满脸疲惫地露出笑容。

海棠盛放,那时候的爱情

有人说,邓颖超的相貌普通,与有着“民国四大美男”之称的周恩来并不登对。

邓颖超也说,周恩来生得漂亮,她并不漂亮。

或许有不少人最初并不看好这段婚姻,尤其是在邓颖超失去了生育能力之后。

可事实却向世人证明,无论身份如何变幻、同期的其他革命者们与伴侣如何离散,周恩来身边都只有邓颖超,数十年如一日。

人是党内有名的模范夫妻,他们之间的爱情更堪称是民国浪漫之经典。

邓颖超对周恩来说:“我与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周恩来看着邓颖超的眼睛笑得狡黠,道:“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正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周恩来和邓颖超从来不会吝啬表达对彼此的爱意,1944年10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赶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邓颖超送他到机场。

登机之前,周恩来将邓颖超抱在怀中,亲吻她的脸颊。这个举动在当时可以说是惊世骇俗,一众送行人员和随行人员都惊呆了,但这只是这对夫妻的日常。

周恩来和邓颖超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浪漫是不分年龄的。

建国以后,有一天周恩来在办公室工作了一整夜,第二日清晨,他发现昨夜下雪了,眼前一片银装素裹。他让工作人员给邓颖超打电话叫她过来一趟,邓颖超接到电话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急急忙忙地赶来。周恩来却说:请你来踏雪。

邓颖超甜蜜地笑了,她向来喜欢踏雪。两人手挽手并肩信步闲游,不用多言便心意相契。

当初初到北京选择住所的时候,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眼便相中了中海南的西花厅,只是因为那儿的院子里海棠花开得极好。1954年,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代表新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会议日程紧凑,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工作。

留在北京的邓颖超对周恩来思念得紧,正逢院中海棠花开了,她剪下其中最美的一朵,用书压好,连同香山的红叶一起托人带给周恩来,内附八个字:红叶一片,寄上相思。

周恩来收到花后,心中一片柔情,但外交工作琐碎而繁重,容不得丝毫疏忽。

他没有回信,只是让人买了当地一种品种珍贵的芍药花来,同样用书压好,托人连同海棠和红叶一起带回国内。邓颖超收到花的同时也收到了周恩来的心意,她将海棠花、芍药花和红叶装裱在一起,挂在卧室中,每日一睁开眼睛便看得见。

周恩来和邓颖超多年来始终保持着通信的习惯,在信中,周恩来自称“鸾”、“来”,称邓颖超为“凤”、“超”。这位家国天下的总理,在妻子面前,只余一腔柔情似水儿女情长。

他会在信中温柔地写下“望你珍摄,吻你万千。”的浪漫情话,而邓颖超则回以“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的款款深情。

赏花人已远走,海棠柔情依旧

多年的辛劳工作透支了周恩来的身体,1972年,周恩来被诊出患了膀胱癌,但中国正值发展的重要阶段,周恩来始终坚持在工作的第一线。

1975年11月,周恩来又一次进了手术室,来势汹汹的病情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可能不多了。他将邓颖超的生活秘书叫到医院,主动与她握手轻声嘱托:“你要照顾好大姐。”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与世长辞。

邓颖超未来得及与恩爱了一辈子的丈夫见上最后一面,赶到病房时,邓颖超在一片哭声中,颤抖着手抚上周恩来的脸颊,在他额头上轻轻印下一吻,声音透着无尽的哀伤,道:“恩来,你走了……”

1988年4月,西花厅海棠花竞相绽放,84岁的邓颖超坐在屋檐下,看着眼前她无比熟悉的景象,还能清晰地忆起周恩来在花丛前赏花的背影,此时距离周恩来逝世已经过去了十二载。

这十二年对于思念着周恩来的邓颖超来说,每分每秒都无比漫长。

可有时,又似只是弹指一挥间,那个心上之人的一字一句、一颦一笑都无比清晰地印在她的脑海里,从未远走。遥想当年,他们本不相识,姓名不知,是心中的理想和共同的信念让他们相识、相知、相爱,携手共度了五十一载春秋。

所以,只要信念犹在,即便是死亡也不能将他们分开。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她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伟大的祖国和神圣的革命事业,她坚持追求真理,踏实奋斗在妇女工作的前沿。她与周恩来是志同道合的同志、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恩爱一生的伴侣,他们虽然没有子女,但并不孤单,因为他们心中有国家,身边有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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