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夜话——追寻文学大家师陀先生

      春日的一个午后，因为心海深处喜爱文学的缘故，独自驱车二十多里追寻已故的师陀先生，他的故里离我们并不遥远，其实又真的很近很近——柿园乡前化寨村。

      车子从平坦的大路拐进了狭长的河堤，路面变的坎坷不平，但眼前的风景确很是喜人，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干涸的河床和岸上铺满了黄澄澄的油菜花，青翠欲滴的麦苗看上去要抽穗了，微风拂过，清香扑鼻。一路上有三三两两的农人在田间劳作，奔走。一幅《乡村早春图》让人浮想联翩，心情愈加愉悦起来。

       夕阳西下，车子到了村寨。一个目前仅有一百多户人家的简朴小村，一个如此名不见经传普普通通的院落，使人惊奇和敬仰的是却走出来一位享誉全国乃至世界，和文坛巨匠巴金齐名，被尊称为“难得的文章家，天生的小说家”——师陀。这是一个缠绕在我心头许久的一个文学之谜。我想此次追寻我会把它慢慢解开。

      在高洪宪先生主编的《杞县人物大典》里对师陀先生的生平经历有过祥尽的介绍:师陀（1910—1988），原名王继曾，字长简，笔名芦荻、师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河南省开封市杞县柿园乡化寨村人。

        1931年，21岁的青年王继曾（师陀）毕业于开封省立第一高中，满怀热血赴北平谋生，寻找心中梦想。九·一八事变爆发，即自愿参加反帝大同盟，投身民族救亡宣传工作。处女作《请愿正篇》发表于《北斗》。1932年与汪金丁等创办了文学杂志《尖锐》。1936年转赴上海，历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编辑，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生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师陀喜爱上了文学，文学成就了师陀。

     主要作品集有:短篇小说集《谷》、《恶梦集》、《春梦集》、《石匠》、《果园城记》、《芦荻短篇小说选集》,散文集《上海手札》、《山川·历史·人物》,长篇小说《结婚》、《马兰》、《历史无情》，剧本《大马戏团》、《夜店》（柯灵合作）等近三十多部作品。       1985年6月，75岁高龄的师陀先生曾应邀河南大学讲学，1988年10月7日病逝于上海。

     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出版《师陀全集》五卷八册，开封著名《大观》文学杂志社创办了“师陀文学馆”，以嗣纪念。

        红霞满天时，在师陀先生族孙清岭兄的介绍下，我见到了他的哥哥王清营，一个朴实的庄稼汉子。他听了我的陈述，很是乐意带我一起寻访师陀先生的故居，并引导我见到了村里两位知情的老人王友志和罗战军。

       兵荒马乱，烽火连天的岁月，师陀先生因为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立志终身著文立说，长期漂泊于京沪，很少归来。他的故居如今早已被人占用，翻盖，少年时代曾经住过的房子和院落面目全非，只留下一条狭长的长满荒草的胡同，默默印证着一位文学大家归去后的落寞与安宁。我心头徒然增添了一丝悲伤，这是我们这个拜金时代最大的遗憾和损失，这么珍贵的文化资源，竟然让它白白流失，冷眼相待。纵观村旁某些修建的高耸入云富丽堂皇的庙宇，每逢初一十五，磕头朝拜者如潮，香火甚是旺盛，而真正的国粹文化却无人问津，情愿丢弃。这不能不使人迷惑不解，我们的乡村到底怎么了？如今我们的“挽国魂于童蒙”的教育是不是误入了歧途？  

     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位老人向我讲述了师陀先生的身世和零星的生活片段。

     师陀先生家境富裕，弟兄四个，他排行老二 ，小名骡。老大王乐超，小名马，中共地下党员，老三王继孔，小名驴，老四小名叫胡闹。师陀先生从青年时代就长期漂泊在外，鲁迅先生逝世那年，他和巴金等作家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守灵和送殡活动，身受感染，国家危难时刻，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肩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1932年7月，父亲不幸去逝，师陀先生从上海辗转千里回到家乡奔丧，和家族里的人团聚在一起，共叙离乡之情。那个时候两位老人还小，记忆中师陀先生特别帅气，书卷气息特别浓厚。戴一副金丝眼镜，一袭蓝色长袍，好像某个乡村私塾里的教书匠。       

      而师陀的夫人陈婉芬让村里的人们惊喜难忘，装扮的确是上海女人的派头，留着时髦的卷发，一袭缀着浅淡花儿的旗袍。后来，当1988年师陀先生逝世以后，在师陀先生生前好友诗人卞之琳的建议下，河南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刘增杰南下上海，找到了师陀夫人陈婉芬，历经曲折终于出版了《师陀研究资料》，后于2004年由他编撰出版了师陀全集八卷本。

       师陀先生此次携家眷归来，很是圆了一个多年的思乡梦。据文献记载，抗战时期，师陀先生和许多抗战文士蜗居上海，一方面生活艰难困顿，另一方面还要时时提防躲避日本宪兵的抓捕。师陀先生有段时间因付不起上海公寓的房租，只好在上海近郊乡下租了农民的房子暂住，有时靠文学挚友巴金借钱度日，但就是在这种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仍创作了不少战斗的诗篇。      

      在师陀先生的创作年表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1937——1939年两年期间，先生创作发表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落日光》、《野鸟集》、《无名氏》，以及散文集《黄花苔》、《江湖集》《看人集》等十余本作品，可谓文艺食粮硕果累累。

     在师陀先生命运多舛的人生旅途中交往密切情谊深厚牵挂最深的有王雨琴抗战女英雄，鲁迅和巴金先生，赵伊坪革命烈士。

      大家熟知的抗日革命小英雄，女烈士——王雨琴，杞县柿园乡前化寨村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王乐超的爱女。14岁就离开了温暖舒适的家，参加了由彭雪枫、吴芝圃领导的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新四军战士，1939年加入共产党和彭雪枫创办的拂晓剧团，成为主演，出生入死，不畏艰辛，克服重重困难，活跃于豫东，皖北等抗日最前线，带病宣传抗日，最后终因伤寒恶化，16岁那年病逝于当时师部所在地涡阳县新兴集。彭雪枫等领导不胜悲痛亲自为她主持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亲笔写就一副挽联，上联:革命家庭宁馨儿，聪俊超群，方期后生可畏;下联:抗战部队神歌手，英志勃发，讵料少年凋零。表达了高度赞誉、悲伤、捥惜之情。然而多少年过去了，物事人非，又有几人知道，革命烈士王乐超就是师陀先生的亲大哥，小英雄王雨琴就是师陀先生的亲侄女，师陀先生痛失亲人的无限悲痛何人能解?就在前不久，我从柿园乡万寨村师陀先生的外孙杜祥成那里看到了任也老先生发表在毫州晚报的一篇文章《17岁抗日女战士长眠新兴》，才知道晚年的师陀先生如何魂牵梦绕自己的哥哥和侄女，寻访多年才打探到侄女牺牲长眠的地点，总想亲自去祭奠，本约定那年的清明节，熟料不幸病逝，成了终生未了的遗憾。

       师陀先生和抗日英雄、中共党员革命烈士赵伊坪的深情厚谊在赵伊坪的长女和女婿王若愚的回忆录以及师陀先生1986年6月28日在上海写就的《怀念赵伊坪同志》两篇文章里找到答案。

      赵伊坪（1910——1939），原名赵罗平，河南郾城人，曾用名赵廉越，赵石越，号石庵，青年喜欢读书和文学，1924年就读于北京育德中学，曾用笔名蔚灵、芒种，创作发表文章。1928年进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即唤醒兵士和下级军官对现实不满，对他们指明出路。当时冯玉祥、阎锡山和蒋介石正在河南打内战，赵伊坪在冯部下田春芳师运输连当上士录事，相当于军队班长的职务。1930年的那个夏天， 运输连恰巧在师陀家里驻扎，赵伊坪意外发现师陀家里藏有很多进步书刊，高兴极了，表示要和师陀先生及大哥王乐超作朋友。这些进步书籍大都是师陀先生热爱购买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师陀先生和赵伊坪烈士相见相识，成了莫逆之交，至到赵伊坪牺牲前夕，他们除了几次难忘的交往，彼此之间的牵挂和思念汇聚成书信多达二百多封。以至于当赵伊坪牺牲后，师陀先生辗转千里，曾经两次去过偃城寻访祭拜。他在回忆录里深情地写到:“不管他家里有没有人，我仍旧走进去，我是专程来的。看看这位老朋友的家，对我是莫大的安慰。”

      师陀先生生前不但和许多革命前辈如吴芝圃、赵伊坪建立起了深情厚谊。在文艺界，更是交友广泛。周作人，丁玲、沈从文、唐弢、陈荒煤、严文井、楼适夷、郭风、卞之琳、李健吾、夏志清等等，国际友人如美国罗士教、耿德华等，都不同时间向师陀先生约稿，受到过师陀先生的激励和影响。而其中最值得他尊重和敬仰的是鲁迅先生，交往最密切的当属巴金先生。

      其实，师陀先生一生也没有真正面见过鲁迅先生一次，有一两次因为种种原因错失了。在那个烽火连天，人人自危的年代，师陀先生颠波流离的生活中，他其实很想见先生一面，亲自得到先生创作的指点和教诲。先生每有新书问世，自然首当其冲买来拜读，饥饿也挡不住对精神食粮的渴求。然而直到鲁迅先生病逝，也未完成夙愿。最后，师陀先生冒着危险为先生守灵送殓,成为他今生今世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河大文学研究院院士刘增杰老师主编的《师陀全集》里，我找到了师陀先生和文学巨匠巴金先生的深情交往，师陀先生曾经不止一次的申明，巴金对他步入文坛帮助最大，如1980年12月31日他写给刘增杰的信中说，“要说对我进入文坛帮助最大的人是谁?那是巴金，他不但出过我许多书，对我私生活方面也很关心。”这是一段文学史上的佳话。以至于他们的友谊伴随终生。师陀先生生于1910年3月10日，因癌症病逝于1988年10月7日，享年78岁。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巴金先生当时已“廉颇老矣”，但还是怀着沉痛的心情亲往悼唁治丧，送友人最后一程。他们的友情日月可鉴，温暖后人。（完）

邵永，笔名白沙，杞县葛岗镇十里岗村人，开封市作家协会会员，市小小说学会会员，自幼喜欢读书和文学，有作品发表在省市各报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