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诸侯经济”？—“秦汉史与项目管理”之二百二十三

如何应对“诸侯经济”？

与隗嚣相比，刘秀的用人策略也形成对比。刘秀手下的大将冯异自己以久率兵在外，心不自安，上书说思慕朝廷，愿意相亲于宫室，刘秀不许。

后来有人上奏章说冯异在关中独断专行，杀了长安县令，威望权力很重，百姓心中归服，称他为“咸阳王”。刘秀派人把奏章给冯异观看。

冯异惶恐害怕，上书谢罪说：“臣本来是个儒生，在战乱中获得受命的机会，充备于行伍之间，过分地蒙受恩私，被拜为大将，封爵为通侯，受任专委西方，以期建立微功，都是从国家利益着想，不计一己之私。我俯伏自思：以诏命征讨，常获得如意结果；有时以私心来决断，未尝不有所悔。皇上独见的明智，久而更加远大，就知道'性与天道，是不可得而闻的了。’

当兵革开始兴起，扰攘混乱的时候，豪杰群起竞逐，迷惑的人很多，我在遭遇之中，得以托身在你的麾下，在以前那样危险混乱的形势下，我尚且不敢有过失差错，何况现在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我在受爵恩宠的情况下，还能做出高深莫测的事情吗？我是诚心希望谨慎勤勉，以做到始终如一。看了圣上转示给我的奏章，战战兢兢恐怖害怕。我想明主知我的愚性，所以才敢于自陈心迹。”

刘秀以诏书回答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如父子。有什么嫌疑，而感到害怕呢？”

30年（建武六年）春天，冯异到京朝帝，刘秀中黄门赐以珍宝、衣服、钱帛，并道：“仓卒困筝时无蒌亭送我的豆粥，滹沱河送我的麦饭，深情厚意很久没有报答。”冯异叩头谢道：“我听说管仲曾对齐桓公说过：'愿君王不要忘了射钩的事，我也不要忘了槛车的事。’齐国赖此而强。我今也愿皇上莫忘了河北的灾难，我也不会忘了你赦我于巾车的恩德。”

后来几次赐宴引见，商议讨伐公孙述问题，留了十多天，就令冯异的妻室儿女跟随冯异回到西边去。

企业做大做强后，一定会有诸侯林立的现象，这些诸侯掌握实权，对领导者不一定全然听命。中国各地方政府就是这种情况，一度被成为“诸侯经济”。对于冯异这样有实权的诸侯，管理者应如何驾驭？我们从刘秀对冯异这个案例中可以学到什么？

“诸侯经济”可以说是发展中的问题，一般是组织做大做强后出现的结果。

人没有权力的时候可以谈理想，但真正有了权力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内心想法，因为面对权力能自知自制的人少之又少。

就如同《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写道：几位美国记者从延安回来，向蒋夫人（宋美龄）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宋美龄感触良深，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转回身，说出了她毕生最悲伤的一句话：“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所以面对权力不能自制是人性的基本特征，所以不能以道德完人要求人，也不能以魔鬼附身臆测人。

那么怎么应对“诸侯经济”的问题呢？我认为刘秀就处理得极为老练，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字：“敲”和“拉”，切忌“打”和“纵”。

“敲”就是“敲山震虎”。就像刘秀一样，把群臣弹劾的奏章全部寄给冯异，就是为了警示敲打他。对待诸侯也可以用这招“顾左右而言他”，通过一些其他人的事情或历史典故来警示他，以让他感受压力。

“拉”就是“拉拢人心”。刘秀在诏书中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如父子。有什么嫌疑，而感到害怕呢？”，见面的时候也说“仓卒困筝时无蒌亭送我的豆粥，滹沱河送我的麦饭，深情厚意很久没有报答。”，这些都是拉拢人心的招数，让诸侯在感受到压力害怕的同时，再感受恩情。

对待诸侯，切忌“打”和“纵”。也就是真的“打压”和“纵容”。因为“打压”会“官逼民反”，诸侯手中有实权，打压会造成真正的反叛；也不能“纵容”，因为道德完人毕竟是少之又少，是小概率事件，所以对大多数情况，我们还是要有这方面的风险管理，对诸侯权力做适当牵制。

刘秀善于驾驭诸侯，在“敲”与“拉”十多天后，令冯异的妻室儿女跟随冯异回到西边去。这是一个推心置腹的领导难得的决策，由此可见刘秀的个人魅力和驾驭能力。我们一般人往往很难学其精髓，有时候需要一些治理结构来制衡诸侯权力。

请思考：敲山震虎和收拢人心都是有效的驾驭诸侯的手段，但只用一种手段肯定不行，如何平衡好其中的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