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莹之子：我家仅有的三张全家福——纪念张莹逝世52周年
文章作者：张耕
节选自《苍凉·辉煌-忆张莹》一书
1969年6月3日凌晨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有45岁，他不得不直面人生一次又一次的严酷劫难，身心疲惫地匆匆走完了短暂的生涯。
父亲临走没有留下一句话，从此我们这个原本就聚少离多的家庭永远失去了他。
那一年我刚满17岁，家中还有一个15岁的弟弟，一个才一岁的妹妹及七十多岁的姥姥，那年妈妈不满39岁。
父亲病重期间自知来日无多，曾嘱咐妈妈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一定要把几个孩子拉扯大。
父亲的嘱咐使妈妈增强了面对逆境、克服困难的毅力，用她一个人瘦弱的肩膀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把我们兄妹几个抚养长大。
父亲出于对自己事业的热爱，常年奔波于外景地拍戏，以致我们一家人聚少离多。
至今我还珍藏着仅有的三张和父亲的合影，它是我们一家悲欢离合的佐证。
1961年冬，摄于天安门广场。
那年冬天特别寒冷，自从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第二年流放到东北边陲的完达山去伐木，三年后我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父亲。
这年我9岁，弟弟7岁。
听母亲讲1952年我出生4个月时，因工作需要她调到初创时期的北京电影学校，父亲留在长春东北电影制片厂。
1952年至1956年是父亲事业的一个鼎盛时期，这4年中他参加了《白毛女》、《赵一曼》、《卫国保家》、《六号门》、《沙家店粮站》、《平原游击队》和《董存瑞》等多部影片的拍摄。
因影片《董存瑞》中赵连长这一角色的出色表演，他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一等奖。
1955年北京电影学院办了一期表演干部专修班，集中了当年一大批优秀演员，父亲也是其中一员。时隔4年我们全家终于在北京团聚了。
1955年至1957年上半年，大概有一年多时间，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片断。
可惜好景不长。我5岁那年，也就是1957年，父亲在整风鸣放中对当时的电影学院领导提了些意见和建议，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发配到北大荒林场伐木，一干就是三年。
他当时只有32岁，正是事业的上升期，充满理想，朝气蓬勃。对于突如其来的打击，他显得十分茫然。
父亲始终不愿意和我们讲他在北大荒的那一段生活，后来读了一本描写他们在北大荒生活的书《伐木人》之后对他那段生活有所了解。
其中的一段情节至今难忘：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父亲在一次伐木的过程中被飞起的树梢划伤了眉部，按常理应当马上进行缝合，可是他当时想到的是，伤口一旦经过缝合必然要留下疤痕，那样会影响今后拍戏，他用胶布把对好的伤口粘上。
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他度过了三年伐木生涯。
1961年父亲摘掉右派帽子，调鞍山话剧团工作。这张全家福就是父亲回北京休假时拍的。
记得我们全家还在中山公园吃了一顿饭，当天晚上把父亲送上了北去的列车。
这次短短的团聚虽然只有几天，但是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三年的磨难过去了，父亲又可以上舞台演出了，他很兴奋，我们全家都为他高兴。
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又一次的分离，这次分别又是两年，再次相聚时是1963年。
1963年，摄于北京新街口照相馆。
1963年初弟弟患肝炎，父亲利用假期回京照料期间见到北影导演崔嵬。当时他正在筹备拍摄《小兵张嘎》，剧中罗金保这一角色导演认定父亲能够出演，这对父亲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
自1955年《董存瑞》之后已有8年没有拍戏了，更何况又经历那样一场磨难，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几经周折父亲从鞍山话剧团借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参加了《小兵张嘎》的拍摄。父亲用他积蓄8年的潜能，在影片中成功地塑造了罗金保这一角色。
影片一公演即获得广泛称赞，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当时“罗金保”已经取代了父亲的名字张莹。
在这之后父亲又参加了《红色背篓》、《青年鲁班》等影片拍摄以及话剧演出。1963年父亲39岁，正是他人生道路和演艺事业上的成熟期，几经磨难的父亲终于又回到了舞台和银幕。
好事成双，父亲又调回北京电影制片厂。这才是我们家真正意义上的团聚，全家都很高兴，在新街口照相馆拍下了第二张全家福。
那年我只有13岁，如此合家欢乐的生活仅仅有3年。
1979年12月，摄于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上。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了，形势陡然紧张起来，我们家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文艺界在“文革”中首当其冲，运动一开始父亲就成为风口浪尖的人物，连续的批斗、轮番的折磨，使他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他把冤屈闷在肚里，从来没有吐露，免得家人惊恐或担扰。
人的承受力是有限的，1966年的秋天父亲病倒了，患大面积心肌梗死住进医院。
一个深秋的夜晚，是我把父亲送到医院，从此开始长达三年由家到医院的两点一线的生活。
回想起来我真正和父亲天天生活在一起，也就是这三年。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治疗，父亲的命是保住了，但是他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一直用药物维持生命。
那段时间他常说胃疼，开始消瘦起来，经医院检查确诊已是癌症晚期，虽经手术但癌细胞已大面积扩散无法切除，只好闭合伤口转肿瘤医院进行化疗。
1968年一年的时间父亲经过几个疗程化疗，生命得以维持。1968年冬天，父亲出院在家休养。
上山下乡的洪流从城市涌向农村，涌向边疆。我于1969年1月到陕西渭南县农村插队。
记得临走的那天早上，父亲把我叫到他的身旁，叮嘱了一番。
他心里很清楚这次谈话可能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
我那年16岁，现在想起来当时年龄还是太小，没有完全理解他那一席话的真正含意。
1969年5月中旬，我在陕西收到家中来信称父亲病危。6月2号上午我赶到北京肿瘤医院父亲的病榻前，出现在我眼前的情景使我震惊，真不敢相信一个那样强壮的汉子会被癌症折磨成这个样子，体重只有70多斤。
从2号上午到3号的凌晨，我一直守在他的身边。我明白正是这份父子真情，他才坚持到我到来的这一天。
他当时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完全靠药物维持生命。每当清醒的时候更多的是了解我的一些情况，很少谈他自己，给我的感觉他是在回避。
那天临睡前我给父亲打了止痛针，晚上我就睡在他的床边，因为一路上马不停蹄地走了五天实在太累了，卧下就入睡。
次日凌晨我醒来发现父亲已经停止了呼吸，安祥地在睡梦中走了，没有留下一句遗嘱。
17岁参加革命，一片忠心跟随部队转战南北，出生人死……
他是带着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撒手人寰。
父亲去世十年之后1978年冬天，那年我26岁，在工作单位接到父亲平反的通知，同时在北京八宝山补开了迟到十年的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在那个追悼会上拍下了第3张全家福，可是父亲已经不在了，代替他的是一张巨幅遗像。
前些年我看到一首题为《伐木者的黎明》的诗:
当我每每默诵这首诗的时候，总觉得，他短暂的一生无愧天地，无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