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从《晚熟的人》看莫言小说的变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11-07

以下文章来源于文艺报1949 ，作者李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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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熟的人》的过程，就是感受莫言小说变化的过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8年之后，莫言最新小说集出版，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兴趣，当然，他也将经受专家和读者的各种审视。

这些小说单独发表的时候，莫言小说的变化可能还不容易看得太清楚。这一点，我与格非的感受是相同的。我们会纠缠于某篇小说在叙事上是否完整，留白是否过大，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但是，当这些小说收到一个集子里，从头到尾看下来，我们就会获得新的阅读感受。此种情形在文学史上其实屡见不鲜。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如果单篇阅读，我们也会觉得有些篇章不够完整，个别篇章甚至显得晦涩难解，语言风格参差不齐，文体上也不够统一。但是完整地看下来，你会觉得各篇章之间构成了互文关系，最终呈现出鲁迅在某个阶段的心理世界。乔伊斯著名的短篇集《都柏林人》也是如此，我们要真正了解其中的名篇《阿拉比》和《死者》，就必须联系《都柏林人》中另外的篇章。对于莫言的《晚熟的人》，我们亦可作如是观。

我首先感到莫言的叙述人称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我们以前所知道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大都是通过“我爷爷”的视角来讲述的。公正地说，这是莫言对叙述人称的一大贡献。“我爷爷”的讲述，既是第三人称（他），又是第一人称（我）；既是复数，又是单数；既是类，又是个体。这使得小说的讲述获得了超越性自由，可以自由地穿梭于历史与现实，而且既代表群体发声，又是个体发言。这种“莫言式”的叙述人称，我称之为“1.5人称”。而《晚熟的人》，使用的是标准的第一人称，必要的时候他会整段或整章引入他人的讲述，其讲述者用的也是第一人称。不仅如此，作者还会干脆挑明，整部小说的讲述者就是莫言本人。他在汉语中拥有独特身份，不可能与他人混淆。毫无疑问，小说是虚构的，但小说却因为这种人称以及叙述人身份的独特性，被赋予了非虚构色彩。他在早年的小说《白狗秋千架》《枯河》中，当然也是使用第一人称，但多为儿童视角，往事依稀，是对童年的缅怀。现在，这个讲故事的人已是年过五旬、六旬，面对的是现在进行时中的故乡，一个喧腾的、复杂的、不伦不类的故乡。正如李敬泽所说，它有别于祥林嫂们所生存的那个死寂的故乡。也就是说，当叙述人称由复数变成具有独特身份的第一人称单数的时候，小说的变化就是从“虚构”到“非虚构”。这或许说明，莫言是以此为活生生的现实赋形立传。

因为讲故事的人称发生了变化，那么在《晚熟的人》当中，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因突出了其亲历性、突出了其“非虚构性”，而显得日常化了。莫言此前的小说，无论是长篇、中篇还是短篇，故事都带着明显的传奇性。回想一下《红高粱》是如何书写余占鳌式的英雄好汉的，《生死疲劳》又是如何书写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狗精神的。在那些小说中，历史尘埃激荡其间，英雄拔地而起，百姓呻吟不绝，牛羊遍地，炉火通红，烙铁嗜血，月光铄金，一如《创世记》的故事重现于世界东方，又如《聊斋志异》的故事重现于孔孟之乡。而现在，即便是讲述人间传奇，莫言的故事也是在日常化的现实层面徐徐展开，瑰丽想象变成了对现实的耐心刻画，天马行空变成了贴地飞翔。这个变化，或许可以称作从传奇到日常。当然，莫言笔下的日常化世界仍然具有相当的传奇性。拜时代所赐，蒋天下从凡人蒋二发展到蒋总，成为高密东北乡的滚地龙，自然是人间传奇，但小说的世俗性和日常化特征，仍与前面作品判然有别。莫言的小说叙事也从色块啸聚变成了线条缠绕，从大幅泼墨变成了工笔白描，从印象派变成了写实派。这是传奇与日常的变奏。令人印象深刻的蒋天下和武功的故事，都是在这个变奏中处理的。

当然，这些作品的情绪色彩也会随之发生了变化。莫言以前的作品，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拇指拷》《月光斩》这样的短篇小说，都有一种强烈的倾诉色彩。那是沉默中暴发的愤怒，也是饯于郊衢的狂欢，是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或可称之为“莫言式”的呐喊。那是强烈的批判，也是热烈的颂赞。如今，莫言的小说在表现现实生活时，由感性的挥洒变成了理智的审视。因为这种审视，往事虽然纷至沓来，眼中却是物非人亦非。还乡之后，听到的是一曲又一曲的离觞，他不由得半哭半笑，独听独叹，手足无措，彷徨于无地。所以，从叙述腔调上看，这个集子或许可以说，即是从呐喊到彷徨。

现在我要谈到小说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晚熟。小说集以此作题恰如其分，意味深长。我个人觉得，“晚熟”这个词，与其说是他对人物精神状态的一种判断，不如说是对人物拥有成熟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期盼。近年批评界热衷于讨论文学中的“新人”形象。塑造“新人”，已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一个重要任务。“新人”似乎既指尚未出现过的人物形象，又指亟待破镜而出的具有新时代精神面貌的人物形象。据说人们现在比较认可的旧的“新人”是梁生宝，而新的“新人”是谁好像暂时还有争论。我觉得，对“晚熟的人”的讨论，在此也具有实际意义。与“晚熟”相对应的词就是“早熟”。不过，如果换一种说法，在小说所提供的语境中，“早熟”很多时候就是“早衰”。事实上，在莫言小说人物所置身的乡村伦理中，“早熟”是一种普遍现象，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个生龙活虎的生命，肉体在茁壮长成，精神却步步衰退，并迅速进入千年不变的轨道，其精神成长的可能性几乎被过早地扼杀在摇篮里了。莫言在几篇小说中都提到一个场景：那些光屁股打架的身体都已经发育了，嘀里咣当的，看上去很丑。如果说知了和长虫蜕皮意味着新生，而这些人的变化却只是意味着残疾和衰老，这是比动物还要悲惨的命运。《左镰》中的田奎的命运，其实也可以如此解读。比较吊诡的是，同样是从乡村伦理的角度去看，另外一些人的言行，却是既与传统伦理相悖，更与现代精神相违，但这种人却活得格外自在，一个个都活成了蒸不熟、煮不烂、响当当的铜豌豆。这种人看上去不是不熟，而是熟过了头。

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种人呢？你如果把他们看成体制化的产物，那也并不为过。那么，这种人是如何诞生的，是怎么弄成这般模样的？莫言文字后面的追问，其实相当尖锐。这种人时刻都能把自己武装起来，是惹不得的，惹翻了他，是不好办的。小说中的武功和女“高参”覃桂英，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我的小说中应物兄有3部手机，就已经够夸张了，可人家“高参”竟有5部手机，女高参的朋友甚至玩着12部手机。他们用微信和公众号，联通并且有效地挑拨着社会隐蔽的神经。“高参”作为一个“熟过了头”的人，其实是永远长不大的人。他们不能够长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间种种参差，又与传统文化、历史嬗变、阶层演化等密切相关，这使得他们一次次丧失了正常的成熟机会。但我更想说的是，莫言选用“晚熟”一词，确实表达了他对真正的成熟的期盼，而他的小说也由此成为对人物精神成长空间的一种布局。所以，我想说，从人物塑造上看，这本小说集体现了莫言现在对书写人物精神世界长成的浓厚兴趣。不妨认为，他写的是从早衰到晚熟，从批判到期盼。

莫言小说的这些变化，在小说中当然是互相生发的。我谈到的这四个方面，就像平行四边形的四个角，在不停地相互作用。总体来说，《晚熟的人》显示了莫言对生活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艺术上的穿透力进一步增强。当然，对莫言本人来说，这些作品更有意思的地方可能在于，这是他对记忆的打捞，并对这些记忆进行赋形。由此，或许可以把这些作品看成莫言用小说方式写下的自传式片段。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些人物将改头换面，在某部长篇小说中重返人间，让我们再次体会到“晚熟”的艰难和意义。

（根据2020年10月24日在“本土、现实、小说的回归——莫言近作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内容来源：《文艺报》2020年11月6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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