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姚伯多造像记》，耀眼的“不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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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徐建敏

“像”主要指基于宗教信仰而制作的崇拜对象，因此所谓的“造像记”，就是指制造这些像的题记，即各种宗教石窟、神龛等像的制作留下记录的文字。

姚伯多（生卒年不详），北魏书法家。姚伯多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九月与梁冬姬等人书写并雕刻了《姚伯多造像记》石刻。正面现存624字。《姚伯多造像记》亦称《姚文迁造像碑》《姚伯多兄弟造成石文像》。1936年迁置陕西耀县碑林，现藏陕西耀县博物馆，和药王山其他石刻一起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北魏太和年之前，陕西关中地区的造像题记并不多，能见到的仅有《魏文朗造像碑》（424年）和《皇兴造像记》（471年）。随着当时关中地区部族矛盾加剧，爆发了连年战争，造成社会动荡，老百姓流离失所，无法安定生活，只能寄希望于来世能躲避战乱，得到快乐，于是拜佛求道逐渐流行起来，造像题记之风渐盛，《姚伯多造像记》等一批造像题记便应运而生。

《晋书》《魏书》中有对于姚氏家族的记载，姚姓是关中地区西羌族中的大姓，曾建立过“后秦”王朝。《姚伯多造像记》的碑文记载：“太和二十年，岁在丙子，姚伯多、伯龙、定龙……上为口主，下为七祖眷属敬造皇先君文石像一躯。”

可以看出姚伯多家族庞大，族谱完整，非普通部族也。该碑文辞流畅、刊刻精美，有1200多字，是现存造像中文字最多的，这样的精美之作不是一般的百姓所能完成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姚伯多家族应该就是后秦西羌族姚氏的后裔。

在我看来，既然《姚伯多造像记》是记录制造宗教佛像的题记文字，就应该是神圣庄严、讲究规则和秩序的。但打开拓本，一股汉朝人的淳朴敦厚之气便扑面而来。细看这些文字，只见它们脱胎于魏晋，笔法有汉隶痕迹，用笔或方或圆，线条质朴古厚，感觉并不那么“理性”。

如“合”字的撇起笔是圆的，收笔是方的，“生”字的三个横画起笔和收笔或圆或方，方圆随意互用，无规律可循；“之”“陵”的捺笔取法汉隶，收笔略微往上翘，类似于燕尾，却又不见“蚕头”；“云”字的线条古厚，不作明显提按，拙朴自然。

可以说，碑文中这样的用笔和线条比比皆是，它们并没有我想像中的那么中规中矩，反倒有一种叛逆不羁、恣意自由的个性。

《姚伯多造像记》的结构更是“不理性”。首先表现在字的外部轮廓比较方正，但字内空间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斜正、大小、动静变化十分自由，庄重之中蕴藏着调皮可爱。

如“熙”“安”的上半部分写得比较平正，下半部分就有意地取斜势，显得不那么“安分守己”，如同在平静的外表下藏着一颗骚动不安的心；“远”字的右上部分“群”字的左边部分撑开，姿态非常大，相应地，走之底和“羊”就小得多，仿佛是一位妈妈牵着孩子的手在公园闲逛；“清”字的三点水和右上部分写得比较平正，“月”字就好像一块石子投入小河，打破了河面的平静，漾起阵阵涟漪。以上这些字内空间的安排看似信手拈来，但在我看来则是书者的有意安排，好像看到了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在挥舞着醉拳，看似身体东倒西歪，摇摇欲坠，实则重心平稳，招招凶狠。

其次，《姚伯多造像记》结体的“不理性”，表现在和一般楷书、隶书很不一样，打破了我们日常书写习惯。

如“唯”的口字旁居然布局在整个字的左上方，又用撇画托住它，真是脑洞大开；“其”字横画大开大合，犹如一个原本肃立不动的佛像正张开双臂欢迎你；“像”字的右下部分更是不守规矩，原本纵向排列的三个撇画却让它们横向排列；“明”“众”二字打破常规，“明”字把日写大，“众”字把上半部分写大写松，与我们习惯的上紧下松的结体规则大相径庭。

这一个个鲜活的字给我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就如同我吃惯了家乡的杭帮菜，某一天突然和朋友去吃了一次陕西羊肉泡馍，肥而不腻，香气四溢，诱人食欲，吃后回味无穷！